林毅夫團隊對《吉林報告》最終回應(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吉林課題組針對近期《吉林報告》引起的爭論作出統一回應及總結。本文前半部分為課題組回應下篇,內容主要包括《吉林報告》引發的主要評論及其回覆。】
熱議的緣起:關於現代輕紡的爭論是“帶節奏”式的“子彈飛”
《吉林報告》目前引發了全國性的關於東北振興的大討論,讓我們確實始料未及,不過也在預料之中。讓我們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人對各國發展經驗毫無所知,居然沒有看到報告就第一時間言辭激烈地抨擊。
例如,孫建波只是在網上看到我們建議吉林應該發展紡織服裝、消費電子、食品加工、醫藥健康等等輕工業以補短,就首先發難認為我們的建議會把吉林帶到坑裏,他所用的理由是吉林和北歐一樣緯度高,半年天寒地凍,因此他認為吉林和北歐一樣不能發展輕工業,並且説他怎麼沒有看到韓國、中國台灣等地在經濟追趕的時候搞輕工業,那麼,吉林為何要補輕工業的短板?抨擊“林毅夫團隊缺少的不是理論而是常識”。
我們在回覆他的評論中指出芬蘭的諾基亞最早從事的是木材和造紙,後來轉型為替荷蘭的菲利普代工生產家電,轉而生產自主品牌的電視,最後才發展電信設備和手機,瑞典、瑞士在早期的工業化時期也發展紡織、成衣、製鞋等輕工業,並非像他想象的那樣因為半年天寒地凍沒有發展輕工業,東亞的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更是在二戰後先發展勞動密集的輕加工出口產業,經濟快速發展,積累了資本才逐步升級到現在的資本密集先進產業。
更奇葩的是,他主張吉林應該發展旅遊健康產業,並以此作為課題組缺乏常識的證據,但是,這些產業也都包含在課題組提出的報告之中。他居然沒有看報告就指責“明明説的是要發揮比較優勢。可是,説好的比較優勢呢?林毅夫團隊怎麼沒指出來?”

孫建波(資料圖)
鑑於此,課題組做了簡短澄清並公佈了報告徵求意見稿。在這種狀況下,他在第二篇評論中又以吉林不是一個國家,如果吉林需補輕工業的短板,那麼,西藏是不是也要補輕工業的短板作為反駁的依據。可是,西藏人口才300萬,生活在祖國四分之一的國土上,並沒有發展勞動密集輕工業產業集羣的比較優勢,和有2700萬人口、有發展輕工產業基礎的吉林怎麼可以類比?!他以這些枉顧歷史事實也不符合常識的理由一而再激烈抨擊,如果不是為了批評名人以吸引眼球,就只能説是無知者無畏。孫建波作為畢業於南京大學的經濟學博士,要評論《吉林報告》至少也應該先看看報告,或至少要核實一下他所要引用作為評論依據的經驗事實,這才是一位負責任的知識分子所當為吧?!
事實上,《吉林報告》中交待得清清楚楚,目前吉林省以紡織業、電子信息、醫藥產業、食品產業為代表的輕工業已經佔據八大重點工業的半壁江山。
根據2016年最新的數據,紡織業規上工業增加值147.36億元,增長16.1%,代表性的產業集羣包括吉林遼源襪業產業集羣(棉襪產量近30億雙),吉林延邊服裝業集羣(服裝產量近2億件)等等;電子信息產業規上工業增加值138.97億,增長8%;醫藥產業規上工業增加值572.15億元,增長11.8%;食品行業規上工業增加值1021.49億,增長7.7%。這些輕紡產業的增加值已經超過能源產業規上工業增加值的122.08億元,而食品工業在吉林也已經成為僅次於汽車行業的第二大產業。在東北經濟下降非常嚴峻的2014、2015、2016年,吉林省輕工業分別增長7.8%、6.7%、9.2%;重工業分別增長6.0%、-0.2%、4.9%;輕工業的增速比重工業依次高出1.8、6.9、4.3個百分點。長期趨勢來看,吉林省輕工業佔工業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點19.88%持續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個百分點。
可以説,正是得益於輕工業短板的快速提升,吉林省才在東三省嚴峻的經濟形勢下經濟增長勢頭表現相對最好。因此,我們認為,在這些事實面前,首先,不能説吉林省由於自然原因不能搞輕工業;其次,不能説“吉林省在進一步發展原來有優勢的產業之外還應該發展輕工業以補短”就首先發難認為林毅夫要把吉林帶到坑裏。這樣歪曲事實批評名人以博人眼球的做法,從如何破解東北困局這麼嚴肅而重要的問題而言則只能説令人失望,在社會上卻得到許多掌聲並經網絡廣為流傳讓人哭笑不得!
吉林衞視(JLTV)《有理講理》欄目30日發表的文章歸納道:“時下,‘帶節奏’這個詞很火。‘帶節奏’的人,無論是出於故意為之的主觀因素也好,還是受制於認知水平侷限的客觀因素也罷,總歸是表達出了自己的觀點。有些人最多隻是對相應文字內容草草瞭上幾眼,更有甚者只是看到相關文章標題,便急着跳出來發表評論了,因此他們‘飛’得可能比子彈還要快一些。關於這場爭論,印象中最早跳出來‘帶節奏’的是一篇措辭激烈的文章(筆者按:指孫建波8月22日發表的評論文章)。它揪住《報告》讓吉林發展輕紡工業這一觀點一頓‘猛打’……很快,更多的人加入了論戰。有人認為,這份報告脱離吉林省情實際,讓吉林發展輕工業是不妥的;有人認為,吉林應該以現代化農業、裝備製造業及資本密集度高的科技產業為出口,進行相應產業升級;更有人認為,林毅夫是來‘忽悠’吉林人的,是要把吉林往火坑裏推……當晚,類似文章在一些論壇、微博及微信朋友圈中持續發酵,相關評論也紛紛湧現。”

正如8月29日盤和林博士在《中國財經》上撰文批評這些極端觀點所認為的:“發展輕工業是‘把吉林推進火坑’,林的藥方‘完全不可理喻’。這言過其實。實際上,林毅夫的‘藥方’中還有‘現代裝備產業集羣,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融合型產業集羣’這些“主藥方”,這些都是基於吉林現有主導產業升級的戰略性舉措。如果只看到‘輕紡’二字,顯然是犯了東向而望不見西牆式的錯誤。”當然,像吉林省體量這麼大的省級區域,“只顧其一,不及其二”就會犯這種錯誤。
還有一類‘帶節奏’的人,非常奇葩,本來不值得一提,比如宋常鐵,他居然掛羊頭賣狗肉,打着批評《吉林報告》的幌子開專欄。建設性的討論,需要針對所要討論內容的邏輯是否自洽,以及其邏輯推論是否符合經驗事實,他寫的系列文章均沒有觸及這兩方面。
因此,很多媒體以及評論被誤導之後便認為《吉林報告》的重點是吉林省要補輕工業短板,從上面的事實就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到,這只是“帶節奏”式的“子彈飛”,既非報告的真正焦點,也非吉林不適合發展輕工業的事實。課題組成員原本是為了以事實澄清孫建波評論的謬誤,沒想到居然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下也被綁架了,被誤解為《吉林報告》的核心就是吉林是否要發展輕紡產業的問題。關心東北發展,展現了許多社會公眾與媒體的家國情懷,但是倘若不理性思考,則會形成錯誤的思潮。
也有很多評論值得深入思考並分析背後的根本原因。
(一)輕工業是否太低端?事實上,現代輕工業是一個龐大的體系,產業間從附加值比較低的傳統紡織業到附加值比較高的消費電子就有很長的地帶,產業內從低廉的組裝代工到高端的品牌設計也是很長的價值鏈條。
(二)東北歷史上輕紡行業曾經為何發達,為何衰落,而今為何又日漸復興?9月4日國務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辦公室原主任張國寶先生在演講中發問:“黑龍江也好,東北也好,過去也不是沒有輕紡、家電工業。例如哈爾濱亞麻廠是蘇聯援建的156項之一,海倫糖廠是中國最大的甜菜糖廠,佳木斯造紙廠是亞洲最大的造紙廠,但現在都垮了,為什麼?營口在改革開放之初領風氣之先,當時友誼牌洗衣機是第一大品牌,還有沈努西冰箱,現在與南方的家電廠相比,早已名落孫山了。為什麼?是東北這塊土地不適合輕紡、家電工業發展嗎?”
(三)為何目前吉林省以紡織業、電子信息、醫藥產業、食品產業為代表的輕工業已經佔據八大重點工業的半壁江山,增長勢頭遠超重化工業呢?這些重要的問題,見仁見智。張國寶先生認為:“產業的興衰、發展是靠企業家精神,靠市場氛圍,靠自然秉賦來選擇的,這方面東北和南方比有差距。”
我們則認為,包括吉林在內的東北地區的輕工業的緩慢興起,是市場自發的選擇結果,其中道沒落的根源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厚此薄彼的結果。如果當年不是採取錯誤的趕超戰略,而是採取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方式,給予輕工產業轉型升級必要的因勢利導,東北輕工業的發展軌跡不會是“興盛—抑制—興起”這樣一波三折,而會是像改革開放至今沿海地區經歷的“興起—鼎盛—消退”這種正常的產業生命週期。

張國寶(資料圖)
熱議的深化:新結構經濟學VS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
為什麼《吉林報告》引起大討論又在預料之中呢?正如8月30日科技部、國家發改委可再生能源與國際合作計劃辦公室副主任趙剛博士在討論《吉林報告》時講到的:“長期以來,大家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式,就是東北適合發展重工業和資源型產業,而不適合發展輕紡工業、電子信息產業等。這次你們的報告,顛覆了人們的傳統認知,所以有些人就不以為然。”《第一財經日報》與《21世紀經濟報道》9月1日的報道也稱,在東北經濟發展局勢嚴峻以及國家實施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之際,《吉林報告》顛覆性地觸及了人們根深蒂固的思維與理念,與過去國家振興東北戰略與改革思路有所不同,引發大討論在所難免。
8月26日“政經策論智庫”發表的評論文章認為:“的確,那些參與這場爭鳴的人,甚至發動這場爭鳴的人,就討論的問題看,給我的印象是真的沒有認真看過‘吉林報告’全文,選擇與自身既有觀念相沖突的內容,進行質疑。換言之,真正引發此次學術爭鳴的誘因,並非‘吉林報告’,而是學術界對新結構經濟學的一次大辯論,‘吉林報告’不過是一個導火索而已。新結構經濟學是‘吉林報告’引發爭議的關鍵點。在此意義上,對研究報告政策建議的否定僅僅是表象,更深層次是對隱藏在這一政策建議背後的理論的否定。爭鳴的實質是經濟學理論範式上兩種不同觀點的一次大碰撞,因為新結構經濟學依然與正統的西方經濟學相距甚遠,存在理論根源上的衝突與緊張。”
資料圖
9月7日《經濟日報》的評論文章認為:“如果説產業政策之爭還只是新結構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爭奪理論的正確性,那麼《吉林報告》則意味着新結構經濟學試圖在實踐上證明產業政策的正確性。對於國內被新古典經濟學‘洗腦’的眾多經濟學家而言,這完全是無法容忍的。於是激憤而責之,羣起而攻之,自然難免。因而《吉林報告》所引發的爭議也要甚於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產業政策之爭。在這些經濟學家眼中,《吉林報告》開出的藥方是錯誤的,發展五大產業集羣是不可行的,東北經濟破局必須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指導,從‘體制’上找原因,並且變革‘體制’。最極端,也最為荒謬的觀點是,‘東北只有華山一條道,就是老老實實地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把土地等生產要素分給老百姓,最好把包括學校、醫院在內的事業單位也私有化,並且大幅減公務員、減税,徹底放松管制。’ ……這種‘一私就靈、一放就成’的觀點不止陳舊,而且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當年俄羅斯和拉美國家的全面私有化帶來了什麼?經濟下滑,民生艱辛。當年意氣風發‘芝加哥男孩’不過是打開潘多拉魔盒的熊孩子。”
基於這種新古典經濟學理念攻訐《吉林報告》的,正是以田國強等為代表的一批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他們一提起“產業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將其歪曲為“政府主導”並扣上“計劃經濟”的帽子。他們明知道,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主張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主張的產業政策是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幫助進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的企業家解決自身解決不了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反對需要政府扭曲市場、提供保護補貼來扶持違反比較優勢的目標產業的做法。遺憾的是,一些學界人士依然將“有為政府”曲解為“亂為政府”,甚至污衊新結構經濟學是主張計劃經濟!
一些評論者對此也存在誤解,新結構經濟學採取的是不同於休克療法的改革方式,而不是不改革。《財新週刊》第35期社評也指出:“批評者認為,《吉林報告》零星提及‘商業環境’‘市場競爭’,可惜淹沒在鴻篇鉅製之中。其實,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並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無為而治’。以產業結構調整助推體制變革,是一條值得認真探索的路徑,二者並非截然對立。”事實上,《吉林報告》正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梳理體制改革的有效措施,並聚焦五大產業集羣提出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改革建議,並非只是零星提及。
《吉林報告》之爭:共識在舊觀念與新思維中碰撞
8月26日“政經策論智庫”發表的評論文章總結到:
“知識界關於理論的爭鳴,在講究人情、面子的中國,非常罕見。縱觀改革開放數十年來,這種知識分子間的大鳴大放大爭論,無論是在經濟學,還是在社會學、政治學中,都屈指可數。大家都在圈子裏給彼此面子,混自己日子。其實,這一點是非常不利於真問題的凝練,真知識的形成。當知識分子都有面子的時候,知識卻丟掉了裏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説,此次關於‘吉林報告’的爭鳴,是知識分子的不幸,卻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大幸……
理論上的爭鳴,可以不受時空限制,慢慢悠悠地進行,然而,實踐卻是時不我待,需要只爭朝夕。對於陷入增長與發展困境的吉林,甚至東北來説,更是如此。故,我們需要暫時懸置理論上的分歧,迴歸到吉林甚至東北現實問題上來……如果仔細研讀報告的話,可以發現,爭鳴雙方的分歧,要遠遠少於共識。無論是誰,都認識到了吉林,乃至東北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同樣強調市場的重要性,如,‘吉林報告’同樣主張,要‘遵循比較優勢’。我們知道,‘比較優勢’,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理念。如,‘吉林報告’主張,針對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轉’,要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外資和省外投資;要引導各類資本進入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集羣及其產業鏈;要大力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要素供給,破局體制機制上的制約;……
縱觀之,其實異議者提出的很多主張,在‘吉林報告’裏面已經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只要摒棄偏見,堅持理性,爭鳴還是有大量的交集,雙方存在範圍廣闊的‘最大公約數’。”
如果拋去那些基於個人理念而非現實世界的極端觀點,這個“最大公約數”的共識便是: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不斷完善的結構變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需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兩隻手同時硬,包括吉林在內的東北地區也不例外。

《吉林報告》不完美
9月7日《經濟日報》發表的評論文章這樣評價報告:“《吉林報告》充分體現出了經濟學的‘經世濟民’之用。不像新古典經濟學者,除了用乏味的術語堆砌無用而蒼白的怨言,對於經濟發展拿不出有效的辦法,也沒有足以利用的工具來分析問題。林毅夫的團隊至少用‘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和’五類產業因勢利導’方法,找出了吉林要發展的產業。而那些批評者呢?除了吵架和舊調重提,似乎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議。《吉林報告》本身並不完美,對東北資源稟賦的分析未必都對,給出的產業發展建議也未必都正確。但不要忘記,《吉林報告》本身就是徵求意見稿,需要修改完善。對這份報告,可以提修改意見,但不必苛責。至少,《吉林報告》的分析思路、工具方法、政策建議值得肯定的地方頗多,要遠比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神學’積極得多、實用得多、高明得多。”
8月26日“政經策論智庫”發表的評論文章也給予了批評:“文本的語言表達,是有問題的。作為堂堂北京大學、國字號智庫,包括語言冗長、拖沓、累贅,甚至不客氣地説,連基本的語法要求都沒有達到。能用短句,就不要用長句,是行文,甚至決策諮詢的基本常識,因為長句不僅增加閲讀難度,而且容易引起歧義。”另外,張可雲教授在評論文章中指出了報告的諸多筆誤,很多熱心的讀者也發來信息指出報告的筆誤和改進建議。
對這些有益的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我們衷心表示感謝,並將在定稿中吸納,以進一步完善《吉林報告》。同時,本着“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以及“唯成乃真知”的哲學觀,課題組也將在提交報告以後,時時跟蹤吉林的結構轉型升級,一方面給吉林省及各地政府適時提出新的建議,一方面從實踐中來完善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
前些天,郭德綱在其自媒體上很應景地隔空發表了一段調侃,我們也不妨將其作為結語調侃一下:“一個徒弟和一位評書觀眾就有關表演的問題爭吵起來。他氣哼哼地讓我評理。我告訴他,第一,去給人家道歉,要尊重觀眾。第二,要自責,專業人士和外行掰扯專業問題,這是最大的外行行為。比如,我面對一個研究宇宙飛船的專家。我説飛船的發射需要用火柴點報紙,然後放劈柴再放煤球。這個時候,哪怕對方看我一眼都算他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