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説：大清早亡了，外媒記者對中國助理還是“殖民”心態？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世界説（ID：globusnews），作者：王磬】
前幾天，一篇《我炒了寫假新聞的外媒記者》的文章在媒體朋友圈流傳開來。作者張超羣在文中指控自己的前老闆、荷蘭媒體NRC（《新鹿特丹商業報》）的駐華記者Oscar Garschagen（中文名蓋澄澈）存在長期新聞造假，並舉出八處例證，稱自己由於無法忍受這種行為而辭職。9月8日，張超羣又發佈第二篇文章，公佈了更多關於造假指控的細節。
這件事兒引起了外媒和中國助理圈不小的波瀾。我們聯繫了當事雙方、涉事的報社以及多位利益相關方，梳理前因後果。也許究其根本，這不是中外對立，而是對錯的對立。誰來監督外媒特別是小語種媒體的涉華報道，外媒記者有沒有在用“殖民”的居高臨下態度對待中國助理，也是需要我們來提問的。
NRC大樓（來源 Frankwatching網站）
羅生門：揭穿造假還是勞工糾紛？
在NRC 9月5日發表的聲明中，引述了蓋澄澈對於造假指控的回應，駁斥了張超羣的部分指控。聲明還提到，張超羣在工作中表現不佳，缺乏新聞背景、缺少新想法、不夠坦誠公開、跟國安部門有聯繫、並且不情願參與十九大有關的報道，與蓋澄澈早有嫌隙。聲明表示，NRC認為此次事件本質上是個勞工糾紛。
張超羣則向世界説表示，蓋澄澈“對於造假的反駁都很無力”，而NRC則是在“潑髒水轉移視線”，“自己幾乎是一個人在跟組織對抗”。張超羣表示，為蓋澄澈工作兩年以來，雖是以新聞助理的身份，但一直沒有勞務合同。自己直接將造假公之於眾、而沒有先向NRC編輯部反應的原因是，NRC從沒有人跟他聯繫過，“我都不知道他們是否知曉我的存在”。
蓋澄澈在回應世界説的採訪請求時表示，自己“現在身在荷蘭，會在適當的時候、以自己的方式對整個事件做出回應。”
NRC的總編Peter Vandermeersch於10日向世界説表示，已經委託NRC的監察專員對此次事件做全面調查，會在調查結束後立即公佈。至於“何時可以期待調查的公佈”， Vandermeersch表示他尚不清楚。Vandermeersch主筆了9月5日NRC的官方回應。
NRC總編 Peter Vandermeersch（Michiel Hendryckx攝）
世界説於10日嘗試通過郵件聯繫NRC的監察專員Sjoerd de Jong以詢問調查進展，收到自動回覆郵件顯示其正在休假。目前尚不清楚調查是否已經開始。
誰來監督小語種新聞生產
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媒體人方可成向世界説表示，這件事反映了新聞生產其實是一個並不具備嚴格質量控制的過程。“生產模式決定了新聞生產就是快速的乃至凌亂的，很難有嚴格的質量控制”。他表示，目前新聞界並沒有一個通用的質量控制機制，往往只是靠編輯的經驗。但是對於駐外記者發回的報道，編輯往往沒什麼經驗來應對。相比於英文報道，小語種的報道又更缺少讀者和同行監督。他認為NRC的回應有些避重就輕，應該針對造假本身“就事論事”。
來源：President of Russia 官網
NRC國際部主編Elske Schouten在接受世界説採訪時表示，事實核查（fact checking）是NRC編輯流程的一個部分，對國內報道和駐外報道都一樣。不過NRC並沒有單獨設立“事實核查員”一職。在她看來，單獨設立事實核查員是比較“盎格魯-撒克遜的現象”。
黃昱帆曾在一家美國報紙擔任過三年駐京研究員。他向世界説表示，每個行業都有“想出名又懶惰的人”，而記者這個職業“蠻靠良心的”。看到張超羣的陳述和採訪對象的郵件往來，他傾向於認為荷蘭記者做了假，因為“引言都很有報道效果”：既符合報道的主題、又有戲劇性。“做過這些新聞題材的都知道，讓別人開口對你説話、尤其你還是外媒的時候，有多難。這些採訪只能通過這個中國人來做，如果這個中國人説他採訪的人就是沒有説過這些話，那隻能是沒有。”他表示。
他曾任職過的媒體有比較嚴格的監督機制，比如，所有匿名信源都需要經過亞洲總編甚至更高層的許可，才能使用。“你的遣詞造句都是推敲過的。如果有不真實，你和同事這麼多遍審稿自己都忍不了，更何況如此大段的編造。”他表示。
外媒看中秘，一種“殖民”的居高臨下？
此次事件在外媒圈引發了諸多討論的同時，也將“中秘”這個羣體推到了輿論的中心。
中秘，即外媒的中國僱員，有時也被稱為新聞助理、研究員、翻譯。外媒記者的大量日常工作需要依靠中秘來完成，然而由於中國政府的規定，中秘沒有新聞採寫權，無法在報道中單獨署名。
“中秘的話語權小、認可度低、責任卻重大”。在一家國際通訊社供職了十年的記者伊女士這樣總結中秘的特質。薪酬不對等、上升空間小、沒有成就感、政治風險高，這些都成為了中秘們最常見的考慮，也常常導致外媒記者與中秘之間緊張的工作關係。“中秘俱樂部”等微信羣常被中秘們用來倒苦水，甚至還定期製作排行榜，吐槽合作過的奇葩外媒記者。
張超羣的揭發行為被中秘圈力挺。曾身為中秘的黃昱帆向世界説表示，張超羣願意站出來大家都很支持，因為認真敬業的記者都會對造假本能地厭惡。他合作過不少讓人敬佩的外媒記者，但“這個行業也和很多行業一樣，良莠不齊”。
一位名叫Yajun Zhang的前中秘針對張超羣事件寫了篇流傳頗廣的文章，將中秘的困境形容為“夾在國家機構和外媒之間”，他們是“媒體中的夏爾巴人”，類比青藏高原上助人登山、不計功名的夏爾巴人。文章引起不少中秘的共鳴。
來源： UNclimatechange （CC BY 2.0）
在外媒記者伊女士看來，這次事件反映出外媒在中國當前的運行機制，需要有所改變。這種建立在語言和文化的隔閡之上的機制，有時會給不道德的行為留下漏洞。“中文很難，中國文化很特殊，中國政治很複雜”，這些都意味着很多外媒記者需要嚴重依賴中秘來完成工作，但他們對中國的知識很可能還不如中秘。中秘如果發現記者有問題，但沒有一個好的舉報機制，聲音往往不被聽到，甚至可能會影響他們找下一份工作。
中秘的晉升機制也是另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位不願具名的外媒記者向世界説表示，中秘不能成為外媒正式記者、不能署名的規則非常不公平。他目前供職於一家國際財經媒體，自己剛開始入行新聞業時也是從助理做起，18個月以後轉為了全職的記者。但他周圍有很多優秀的中國媒體人，因為規則的限制只能多年一直停留在助理的位置上。
伊女士還提到自己的一個觀察，不少外媒記者在看待中秘時，會有一種類似“殖民”的態度、一種高高在上的權威。記者在回到自己母國時是不允許有這種態度的，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時就有。這當然也不是新聞業專屬，跨國企業也會有。“但記者應當該按照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否則我們怎麼能説，自己的工作是為了公共利益呢？”伊女士説。
至於事件是否會對外媒的整體聲譽造成影響，伊女士認為，肯定會有，但這只是個例，並不是所有外媒都這樣。外媒社羣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反思下外媒在中國的運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她認為，駐華外媒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聯結”角色，而不是敵對。
“在我看來，這次事件並不是什麼中外對立、中西對立。”黃昱帆説，“而是對與錯的對立。”
荷蘭媒體的冷感回應
“我感到很驚訝。他（蓋澄澈）可以説是荷蘭最受尊敬的記者之一，經驗豐富。”荷蘭記者Jannie Schipper向世界説這樣描述了她看到造假醜聞時的感受。多位荷蘭媒體界人士向世界説表示，蓋澄澈在荷蘭新聞界從業多年，非常資深，有很多忠實讀者。他曾外駐過多個國家，明年即將退休。
NRC在荷蘭媒體業有着超過百年的根基，與Volkskrant（《人民報》）和Trouw（《忠誠報》）被認為是荷蘭最重要的三家報紙。左翼自由派的立場、國際化的報道角度為它迎得了不少精英讀者。
Trouw媒體大樓 來源：Alper Çuğun攝（CC BY 2.0）
Volkskrant大樓 來源：tmarringa攝（CC BY-NC 2.0）
但駐華記者涉嫌造假一事並未在荷蘭媒體圈引起太多關注。截至世界説發稿時，除了NRC的回應聲明，在其他的荷蘭語媒體中，只有一家名為villamedia的媒體行業網站援引NRC回應做了報道。荷蘭的主流媒體尚未看到相關報道。
“一個醜聞事件，如果沒有引起國內的足夠關注，報社的重視程度會不一樣。”荷蘭媒體Trouw的駐華記者施雲涵表示。她所供職的Trouw幾年前曾在荷蘭經歷過一場造假醜聞，當時一名報道國內事務的記者編造了海牙地區穆斯林極端化的故事，引起震動。事後Trouw出台了比之前更嚴格的實名採訪制度。該制度也被應用於Trouw的駐外報道中。
Jannie Schipper曾擔任包括NRC在內的多家荷蘭媒體的駐中東記者。她感到，大多數情況下媒體編輯部與駐外記者的合作，“更多是基於高度的相互信任，而並非系統的事實核查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