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香港高校“港獨”事件隱含的深層角力
1860年，代表維多利亞女王和拿破崙皇帝的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一把大火燒了圓明園。對此，法國作家雨果憤怒譴責：“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幹的事情。將受到歷史制裁的是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
事隔三十年後，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獲得新界99年租期，但其中明確規定九龍城內駐紮的中國官員可在城內各司其職，“惟不得與保衞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從此，九龍城寨一直作為中國人管轄的領土保留在香港殖民地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九龍寨城老照片（圖出處見水印）
清朝政府之所以在給英國的租借地中保留九龍城這一小塊地方，是因為九龍城寨於大清南疆海防中的戰略地位。九龍城寨起源於宋代，明朝開始在此駐紮軍隊，清代已成為鞏固帝國南部海防的重要基地，在鴉片戰爭中曾發揮重要作用。鴉片戰爭之後，英國獲得港島，九龍城就成為清政府防範英國擴張的前沿陣地而不斷鞏固，修築了堅固的城牆，加固了炮台。
在此後，中英和平相處的歲月中，九龍城最突出的作用恐怕在於清剿海盜。由於廣州是大清帝國與西方世界貿易的重要窗口，中國海盜一直襲擊着西方往來的商船。如果説在歐洲歷史上，海盜開闢了海洋世界，打通了英國這個海洋帝國通向世界的通道，那麼在大清帝國的眼裏，海盜是不折不扣的大陸秩序的騷擾者。當時帝國龐大商業貿易掌握在官方的手中(即著名的廣州十三行)，海盜變得不可饒恕。如果説大英帝國最後繼承了歐洲海盜的遺產，那麼，清朝這個大陸帝國之所以臣服於大英帝國，恐怕從自己清剿海盜開始。
九龍城寨的官兵們有着豐富的清剿海盜的經驗。早在一八零九年就清剿了當時有名的海盜張保仔。在鴉片戰爭前後，海盜異常活躍，其中最大的勢力是十五仔和徐亞保，前者大約有一百艘海盜船，後者大約有六十艘。清政府“剿撫兼施”，迫使十五仔投誠受招安。徐亞保投誠後， 因其曾殺死兩個調戲中國婦女的英兵，被港英政府起訴判處無期徒刑。 但“徐以不甘受辱，竟於四月二日晨在獄候期起解中自縊身死”。這段文字出現在馬沅撰寫的《防禦海盜事略》中。中國海盜至此絕跡了，大清帝國也開始走向崩潰。
剿滅海盜之後，清政府與英國和平相處。海防暫時無虞，陸疆陷入危機。十九世紀後半段，中俄就陸地領土簽訂了許多條約。在談判中， 清政府有許多創新，比如在給俄國租借遼東半島時就保留金州城由中國人自行治理。這種做法也自然用在了新界，保留九龍城歸中國人治理。 這種做法在於通過這些據點標誌中國對整個租界的主權，有助於租約屆滿收回租界。
這個維護領土主權的策略可謂用心良苦，但真正能夠保證主權的依然是國家實力。1899年5月15日，英國政府以九龍城寨內的清軍妨礙武備為由，派出英國皇家韋爾斯火槍隊及香港志願隊幾百名士兵進攻九龍城寨，經過一天激戰，清兵戰敗，百多名平民被驅逐。
5月22日，總理衙門抗議英國出兵九龍城的行動違反條約，要求撤軍。但英國毫不理會，不但派軍長駐九龍城，甚至由英國樞密院頒佈新界敕令，單方面宣佈九龍城也是女王陛下的殖民地，並在港英政府的憲報上公佈，將其佔領合法化。1900年，李鴻章赴廣州就任兩廣總督途經香港與港督交涉九龍城的主權問題，但沒有任何結果。大約在辛亥革命前後，英國政府最後放棄了佔領九龍城，只是將擄掠的兩扇城寨大門，作為戰利品擺在大英博物館。九龍城寨回到了中國人手中。
早期的九龍寨城
為什麼英軍不繼續佔領九龍城寨?為什麼英國人在清政府抗議中佔領的九龍城寨，反而在清政府瓦解了，中國陷入內戰、無人關心九龍城的情況下，主動撤離了城寨，在自己的殖民地中保留了一塊中國人自己治理的地盤呢?和火燒圓明園相比，前後不過四十年時間，大英帝國怎麼就一下子從燒殺搶掠的強盜，變成了彬彬有禮的紳士?
我搜尋各種歷史資料，找不到明確答案。從時間上推算，港英政府主動撤出九龍城寨大約是在港督盧押(Frederick Lugard)任上，此公是大英帝國擔任殖民地總督中最具眼光的政治家之一，不僅著有闡述殖民治理精髓的專著， 而且就在港英政府撤出九龍城寨前後，創辦了香港大學。
從佔領香港以來，英國把香港作為通過商業貿易汲取中國財富的基地，並沒有打算治理香港，對教育也沒有興趣。但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清帝國風雨飄搖，西方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此刻的西方政治家都力圖取得對中國的統治權。1894年清政府廢科舉，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僅統治階層失去了吸納精英的渠道，中國文化也因此失去傳承的機制。
誰掌握了中國的教育，就掌握了中國精英，誰掌握了中國精英，就掌握了中國的統治權。由於甲午戰爭，日本捷足先登，大批中國精英留日，日本人也紛紛進入北京、天津和東北開辦新式學堂。日本一舉吞併中國的野心讓美國人坐不住了，美國政府幹脆用部分庚子賠款創辦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美國人的善舉背後是帝國的雄心。
比較之下，老牌的大英帝國顯得遲鈍和落後了。1905年12月15日的《中國郵報》的社論標題就是呼籲“在香港設立一所帝國大學”。社論概述了中國的門户開放政策所帶來的政治格局變化，比較了日本和英國在中國的勢力消長後指出:
日本政府正花費鉅額金錢，在中國傳播它的思想和擴充影響力，並確保它的投資所值。在此點上，日本人是夠聰明的。遠在日俄戰爭之前，甚至在戰事期間，日本已在中國各地佈置好了它的文化傳播者。戰後，這些傳播者數量必更大增。
究竟這種方法的要點是什麼?就是現代教育。日本在中國的教師甚多，在北京他們更在 學校和大學裏控制了重要的職位⋯⋯與日本不同的是，我們缺乏一個廣泛的制度，和向一目標邁進的明確工作方針⋯⋯作為英國在遠東的影響之中心與泉地的香港，在教育中國人方面又怎樣?
⋯⋯香港所需要的是一所大學⋯⋯在香港設立大學，會成為一項帝國的投資，對於英國的繁榮來説，為此目標使用一筆公費是有價值的⋯⋯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説的:“20世紀的遠東是屬於日本的。”(馮可強:《帝國大學:從歷史看香港大學的本質》，轉引自《香港教育透視》，206～207 頁，下引此文只標明頁碼)
三天後，《中國郵報》在社論中繼續鼓吹建立香港大學這項“國家投資”，把從事大學教育的人看做是傳播西方思想的小軍隊，創辦港大可以培養一批接受英國思想文化的“小英國人”。這樣的思想無疑激勵着身負帝國使命的第十四任港督盧押，他在1907年走馬上任後就尋找機會建立港大，並獲得英商大資本家的積極支持。
港大老照片（圖/香港大學官網）
1911年，香港大學奠基。盧押在奠基禮上自豪地宣佈:
“只要大英帝國一日代表帝國公理(imperial justice)，只要它的目標一日是哺育和教育英皇陛下的臣民，以及其屬地的鄰近國家的人民(指中國內地——引者)，它便會不斷繁榮昌盛。⋯⋯歷史會記載説:大英帝國的建立，是基於比領土擴張或國勢增長更高的理想。⋯⋯當後世史學家評價東方世界發展時，他們會指着在地圖上只有一粒塵埃的本殖民地，形容它是一 個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中心，它的影響力深刻地改變了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一個國家。”(208 頁)
第二年，香港大學正式開辦，盧押在開幕禮的演講中闡明瞭港大的兩個宗旨：一是“為中國而立”，即讓中國求學西方的人免受遠涉重洋、背井離鄉之苦；二是“溝通中西文化”。盧押的第一次演講是對英資捐款人説的，所以赤裸裸地宣揚帝國政治理想；第二次演講是對港大師生説的，自然要講文化交流之類冠冕堂皇的話。不過在演講中，他也隱諱地講道：
“如果這間大學依照它的創辦者所訂下的正確方向發展，我懷疑在出席今次盛會的人當中，有沒有人深切瞭解到我們現在展開的工作怎樣重要;這間大學可能亦將會對中國的未來，以及中西關係(尤其是中英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205 頁)
然而，事與願違。就在香港大學奠基這一年，共和政制也在中國開始奠基。1911年內地發生了辛亥革命，緊接着就是“五四”的啓蒙救亡運動，中國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時展開，反英、反帝運動風起雲湧，港大“為中國而立”的目標徹底破產了。
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 港大的目標開始轉移到“為香港社會服務”。一所面向全中國的帝國大學就這樣變成了一所名副其實的“香港大學”。但這沒有改變港大的殖民使命。用在印度推行英語教育最得力的麥考利(Macaulay)勳爵的名言來説:
“我們目前必須盡力培養一個特殊階級，使之成為我們(英國政府)及治下廣大子民的傳譯者，這個階級，有印度人的血統，印度人的膚色， 但有英國人的嗜好，英國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轉引自謝家駒文，51 頁)
這也就是香港大學的政治功能所在，只有培養出這樣的“小英國人”， 才能被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參與到殖民統治中共同“搞好民族關係”。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質必然是壓制中文教學，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與英文教育之間的衝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導權或主權的歸屬問題。這一問題在1949年之後變得更加尖鋭。當時，馬克思主義在新中國已成為思想正統。錢穆、唐君毅等大批傳統知識分子湧入香港，他們心懷“為故國招魂”的文明使命，以為只有香港才能保存中國文化的命脈。
為此，他們於1949年創辦了新亞書院，隨後又產生崇基、聯合等書院，並提出要建立中文為媒介的大學。這樣的設想引起了要不要創辦一所中文大學的辯論。錢穆等人認為，香港應當是中國文化的教育中心， 居於領導東南亞文化的地位，理應創立中文大學。1958年，張君勱等人在香港聯署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闡述了復興儒學的思想。
起初，英國人反對創辦中文大學，並通過對財政和學位的控制，壓制中文教育的發展。但他們很快意識到，推廣傳統儒學教育可將香港人與內地意識形態隔離開來，使其成為抵制內地的文化武器。由此，港英政府轉變立場，推動新亞、崇基、聯合等書院於1963年10月17日正式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其目的當然不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而是為了控制中文教育。
當初，在錢穆堅持下，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被翻譯為“香港中文大學”，其實質是要通過漢語語言來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然而在港英政府的操縱下，中文大學根本無力承擔通過中文復興中國文明的使命。也許是這個原因，中大成立兩年之後，錢穆辭去了文學院院長職務，鬱郁赴台。
錢穆先生生前講學照
中大的悲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儒家知識分子的悲劇。他們試圖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自由主義脈絡中發展儒學，實現儒學與世界接軌， 從而試圖在香港保留並傳播儒家文化，但他們忽略了儒學的根本在於中文，由此在港英政府推行英文主導的殖民教育面前失去了批判力，反而成為港英政府用來抵制內地政治的文化工具。由此，新儒學從第二期到第三期，基本上被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所矇蔽，喪失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對立的根本問題，更忽略了整個20世紀的文明衝突。
新儒家知識分子在香港精英階層中培養儒學教育的努力失敗了，但香港中文教育卻在左派基層愛國學校得到了迅速的推廣。香港年輕一代大學生對香港殖民教育的本質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並掀起了“認識祖國， 關心社會”的運動，無論是認同內地政治的“國粹派”，還是對內地政治採取批判立場的“社會派”，都強化了香港社會的中文認同，並推動了“法定中文語言”的運動，迫使港英政府將中文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言。 這就構成了香港迴歸之前文化鬥爭的基本格局。
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有一個世界奇蹟。這個奇蹟叫圓明園。藝術有兩個來源:一是理想，理想產生歐洲藝術;一是幻想，幻想產生東方藝術。圓明園在幻想藝術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農神廟在理想藝術中的地位。一個幾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產生的成就盡在於此。
⋯⋯請您想象有一座言語無法形容的建築，某種恍若月宮的建築，這就是圓明園。請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銅，用瓷器建造一個夢，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給它上上下下綴滿寶石，披上綢緞，這兒蓋神殿，那兒建後宮，造城樓，裏面放上神像，放上異獸， 飾以琉璃，飾以琺琅，飾以黃金，施以脂粉，請同是詩人的建築師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個夢，再添上一座座花園，一方方水池， 一眼眼噴泉，加上成羣的天鵝、朱鷺和孔雀，總而言之，請假設人類幻想的某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廟、是宮殿，那就是這座名園。
⋯⋯這是某種令人驚駭而不知名的傑作，在不可名狀的晨曦中依稀可見。宛如在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瞥見的亞洲文明的剪影。
這是法國作家雨果筆下的圓明園，它延續了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啓蒙知識分子對中國所代表的東方文明的嚮往。西方文明在其他殖民地所向披靡，唯在中國受到強烈抵制，因為中國文明的輝煌程度並不亞於西方， 某些方面甚至遠遠超過西方。
因此，高揚西方文明同時貶低中國文明， 構成了西方現代性的主題，也成為大英帝國所要擔負的文明使命。創辦殖民地大學來傳播西方文明無疑屬於大英帝國公開的政治教誨。然而， 就帝國的使命而言，除了這些公開教誨，我相信還有一些不可以公開的政治教誨。比如説，香港會(Hong Kong Club)和馬會等曾在香港政治 中發揮怎樣的功能?沒有人能夠説清楚。
九龍城寨也是另外一個秘密。 就在創辦香港大學時期，英軍自動撤出九龍城，將其變成中國人自己管理的地方。此時內地忙於革命，沒有一個政府真正管理過九龍城，整個城寨一直保持着清王朝招牌和傳統風俗，由此成為傳統中國活的標本。由於九龍城寨屬於“三不管”地帶，自然被黑社會所把持，很快成為色情、賭博和毒品的聚集地，一切與人類美好追求相背離的東西都聚集到這裏。
於是，香港社會自然形成了兩種生活方式，一種就是港大、中大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類文明最高成就和價值追求，另一個就是九龍城寨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類文明中最墮落的內容。而在這種生活方式的背後，不言而喻隱含着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強烈對比。香港華人究竟應當選擇哪一種生活方式，選擇哪一種文明，選擇哪一種文化認同，在港英政府提供的兩個活生生的文明標本面前一清二楚。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新儒家復興的儒學遠離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只能變成港大、中大以及英國和美國的英文大學中的文化點綴。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大英帝國對香港的治理從軍事與經濟手段轉向經濟與文化手段，其核心就是通過文明徵服來培養“小英國人” 實行“間接統治”。從文明徵服的效果看，九龍城寨發揮着不亞於香港大學的作用。
政治的力量在於文明，文明的力量在於人心。人心的培育才是政治最高的藝術。華人政治家李光耀就頗得英國人的政治真傳。當香港中文復興運動以廣東話為母語、以繁體字為標準中文時，李光耀在新加坡成功地推廣了普通話和簡體字，因為他的眼光已掠過歷史投向了中國文明遙遠的未來。我沒有去過新加坡，聽説新加坡有一座風景獨特的印度城， 這突然讓我想起了香港的九龍城寨。
（本文原載《讀書》2008年第3期，原題為“九龍城寨與香港大學 ——香江邊上的思考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