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燁：敦刻爾克，和勝利者的正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沙燁】
諾蘭大神的新作《敦刻爾克》，在影院攬得粉絲無數。陸海空三條敍事線的交錯，如一場視覺的盛宴，讓觀眾身臨其境。影片中每個人物，無論英雄或是懦夫，在戰場中做出自己的選擇。最終三十多萬大軍歷經萬難，越過茫茫大海回到島國的家鄉。一如三千多年前，在荷馬的吟唱裏，越過大海回到自己故鄉的奧德修斯。
敦刻爾克撤退是二戰中極具戲劇性的一段。英法聯軍潰敗，面臨全軍覆沒，最後大部隊卻得以安全撤離。絕望中孕育出希望，失敗中孕育出勝利。影片視角里敵我分明，開篇結尾都引用了丘吉爾的演講：我們會戰鬥在沙灘上。在這篇於撤離完成後第二天對眾議院的演講裏，丘吉爾談到大軍無奈的撤退，英國海軍和民用商船的努力，皇家空軍的英勇，以及絕望中喜出望外的奇蹟。這些都在電影裏以視覺影像呈現，可謂一篇演講定義了一個關鍵的歷史事件。
《敦刻爾克》劇照（圖/豆瓣）
二戰在中西方的話語體系裏都被明確而清晰地定性：正義戰勝邪惡。這是勝利者的簡單敍事，還是歷史的真相？雖然歷史由勝利者撰寫，但我們還是要問：
是什麼賦予了二戰勝利者以正義？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二戰是一戰的延續。喬治·凱南曾寫到，一戰是二十世紀最根本的災難，是西方文明衰敗的根源。一戰之前，大英帝國正處於其力量的頂峯。太陽永不在帝國的土地上落下。一個島國征服並奴役了地球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這還不包括英國在美洲的後裔--美國。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是對英帝國勢力最大的挑戰。英國和法國俄國形成聯盟，包圍並遏制德國和其盟國。薩拉熱窩的刺殺，在歐洲觸發了連鎖反應，讓各國如夢遊者般走向戰爭的深淵。
在哈佛政治學者Graham Allison看來，這是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但在世界的版圖上展開。修昔底德總結伯羅奔尼撒戰爭時説：“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但是伯羅奔尼撒的敍事裏沒有道德，只有強者和弱者，城邦和榮譽。雅典人在和彌羅斯人的對話裏説道：強者行其所能為,弱者忍其所必受。一戰中也是如此。交戰雙方無視國際公約。化學武器和毒氣被雙方大規模使用，而不是如電影神奇女俠中所宣傳，只是德國的專利。
德國戰敗，和協約國簽訂凡爾賽條約。雖名為和平條約，卻是對德國的懲罰和羞辱。凱恩斯將其比作迦太基式的和平，羅馬人對迦太基人苛刻而殘忍的所謂和平。德國對協約國割地和賠款，德意志民族被迫分割，德國被迫接受協議中的認罪條款，承認自身為侵略者，是一戰的罪魁禍首。帝國主義國家間分贓不均的火併，在勝利者的歷史中成為了侵略和被侵略的戰爭。
中國北洋政府在一戰後期參戰，以勞工方式支持協約國。一戰結束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參與巴黎和會，卻在凡爾賽條約裏的山東條款中，被協約國出賣。
對一個產生過歌德、黑格爾、貝多芬的偉大民族的欺凌，提供了希特勒崛起的土壤。德意志民族追求其生存空間和民族統一，恢復昔日的榮光，是希特勒用以團結德國人民的願景。奪回凡爾賽條約中割讓的土地，成為德國舉國上下的夢想。
為了遏制一個正在重新崛起和武裝的德國，英法對波蘭，這個一戰後從德國領土中分割出的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在德國入侵波蘭後，英法對德宣戰。戰火在短短二十年後，再一次從歐洲卷向世界。這是正義的宣戰還是又一次利益的衝撞？
二戰前的世界仍是西方強國的遊樂場。一戰中戰敗方的殖民地被戰勝方分割，殖民地人民繼續被剝削和奴役。中國仍被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欺辱。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並佔領中國的東北，遭到西方各國的無視。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全面入侵中國，西方各國還是事不關己。中國以一弱國之力孤軍抗日。
日軍行走在盧溝橋上的老照片（圖/京華時報）
早在西方歷史中二戰正式爆發之前，中國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和日本法西斯主義殊死鬥爭，死傷千萬。其戰鬥之慘烈，其傷亡之慘重，堪比二戰中任何一個戰場。而那時，正義又何在？
丘吉爾敦刻爾克演講的結束語是，即使英國母島淪陷，有一天，新世界會帶着它所有的威力和力量，來拯救和解放舊世界。丘吉爾所説的這些新世界又是哪裏得來的？是通過英國民族對外幾百年的殖民佔領和對土著民族的種族滅絕奪來的。丘吉爾夢想維持的大英帝國，從來就不屬於英國。丘吉爾口裏的正義，是答爾丟夫式的正義。那個莫里哀筆下的偽君子，滿口上帝的榮耀，只是為了奪取世俗的利益。
二戰的真正轉折點在於巴巴羅薩計劃。德國入侵蘇聯，這個曾經和德國共同瓜分東歐的合作者，德國大量戰略資源的提供者。蘇聯和德國分贓不成，反而戲劇性地成為了同盟國的一員。出於納粹極端種族主義的世界觀，和對斯拉夫民族的蔑視，希特勒低估了蘇聯的抵抗能力。閃電戰演變成了消耗戰，在俄羅斯的寒冬，德軍遭遇了當年拿破崙軍隊同樣的命運。
1941年日本襲擊珍珠港後，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對日宣戰。中國對日的持續抗戰成為了同盟國的核心利益。抗日戰爭在開展十年之後，終於成為了二戰的一部分。蔣介石政府也正式成為同盟國一員。
二戰中交戰對方對平民都進行了屠殺。丘吉爾命令了對德國的無限制空襲，和德累斯頓的大轟炸。美國在戰爭接近尾聲時仍對日本進行了原子彈轟炸。1943年，英屬印度的孟加拉邦發生大饑荒，數百萬人被餓死。與此同時大量的糧食和供應被徵收，源源不斷送到英國前線。當被問及饑荒時，丘吉爾的回覆是：印度人是動物般的民族。饑荒是他們自己的錯，他們繁殖起來像兔子。
丘吉爾（資料圖）
二戰真正的正義，來自於以中國為首的被壓迫國家和民族堅持不懈的反帝和爭取解放的鬥爭。真正的正義方，是那些被帝國主義殖民和侵略的國家和民族。
中國作為一個完全的受害方，在二戰中承受了最多的平民傷亡，和僅次於蘇聯的總傷亡。中國慘烈的抗日戰爭，是二戰最重要的正義來源。納粹德國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使其死亡近半，也讓猶太民族的悲慘遭遇成為西方文明的痛。
正義從被壓迫和屠殺的生命裏昇華。這些人民的“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最終賦予了同盟國以正義。如果沒有這些，二戰只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再一次重演，原本沒有正義性可言。敦刻爾克也就是一場尋常的敗仗，談不上任何歷史意義。
在奠定二戰後世界格局的雅爾塔協議裏，德國被分裂，德意志民族被徹底分割。日本領土卻得以保全。而作為同盟國中最大的犧牲者，中國再次被出賣，永遠地失去了外蒙古。
歷史的公正往往是詩意的。大英帝國在二戰後塑造了自身的正義形象。而其帝國在二戰後的急速瓦解，和世界各地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這才是歷史的正義之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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