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清：“再嵌自由主義”能拯救美國霸權嗎？

8月底，伴隨着《加州旅館》（Hotel California）滄桑而又迷惘的旋律，我從洛杉磯一路向北，趕到舊金山參加2017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這個古老的學術社團的第113屆年會，將是不平凡的一屆年會——去年冬天，美國政治學會現任主席、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CSD）的政治學家戴維·萊克教授（David A. Lake），聯合該學會在世的16位前任主席和300多名政治學者，發表了反對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公開信，轟動全球學術界，如今特朗普總統位高權重，Twitter肆射，美國巨輪在世界汪洋大海中顛簸搖擺，以政治學術為志業的萊克教授及其同儕如何面對這個嚴峻的政治現實呢？

翻看議程，萊克教授將於8月31日下午6點30分發表美國政治學會的主席演講（APSAPresidential Address）。6時許，我和數百名參會學者走進舊金山聯合廣場希爾頓酒店的洲際大廳時，萊克早已在前排坐定，旁邊的屏幕打出他的演講題目“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Lost: Rule and Resistance When America isFirst” （國際合法性的喪失：“美國第一”下的規則與抵抗）。

在我參加過的多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中，從未見過如此奪人眼球的主旨演講題目。誰都知道，特朗普就職以來的口頭禪就是“America First”，而且今年以來印有這兩個單詞的T恤帽子風靡全美，整個美國社會醖釀着某種騷動的情緒。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蘇珊·海德教授的墊場介紹，回顧了萊克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和學派領袖所取得的傑出的研究與教學成就。萊克在美國的政治學、國際關係乃至社會科學界同行中享有尊崇的學術地位，他的學術理論和政治觀點一向為同行們所重視。

海德介紹完後，萊克在學界擁躉的熱烈掌聲中榮耀登台。他的目光時而停留在聽眾身上，時而望向遠方，按照我的經驗理解，這是一位學者對自己的演講內容胸有成竹的表現。

國際關係的體系學派一般都在大格局中尋找結構性問題，萊克也不例外。他的演講結合二戰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源自拉丁文Pax Romana，意即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和平）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發展史，闡發國際關係中的等級體系（internationalhierarchy）和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的動力結構，着重闡發“合法性”（legitimacy）在合法穩定的國際秩序形成中的關鍵作用。

他指出，二戰後半個多世紀形成的“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或者説美國霸權下的國際穩定秩序，是具有國際合法性的，體現為西方世界共享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以及多邊主義國際關係體系，並且保障了和平與繁榮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相反，缺乏合法性的國際秩序（illegitimate order），例如當年特魯希略獨裁統治下的加勒比海地區以及教派異質性強的中東地區，不會有和平、長治與久安。

他強調，沒有共享的價值觀、多邊的安全體系與同質且緊密的利益——這些都是國際合法性的基礎，半個多世紀前西德、日本等國不會甘願服從美國的領導，因此今天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鼓吹“America First”（美國第一）的自我中心主義，只會鑿空國際合法性的基礎，從而使美國的盟友夥伴們離心離德，讓美國的挑戰者見獵心喜。

特朗普的當選與“美國第一”原則的再度出場

對美國史有所瞭解的朋友可能會知道，“America First”作為一種政治理念，起源於整整一百年前（1916年）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競選連任總統時的選戰論述，旨在歐戰烽火連天的年代裏確保美國的“中立原則”與和平孤立——雖然翌年美國就被迫捲入歐戰。

此後百年來，作為美國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思潮的一種民族主義表達，“America First”多次在美國政壇上出現過，最近一次就是2017年初特朗普就職以來的宣揚。萊克的演講的一個重要價值在於，第一次系統地分析這一美國民族主義的理念或説口號背後，藴含的美國外交規則的變動及其不良國際政治後果。

國際關係的體系論者雖然注意到國內外政治經濟因素的互動，例如“開放經濟的政治學”（Open EconomyPolitics）在過去十多年間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他們一般來説還是較為忽視國內社會因素的影響。不過，身為當代體系論領袖之一的萊克今天倒是重視美國國內社會分化因素對“美國第一”的中心主義和對外政策的影響。

他指出，在美國國內貧富差距擴大的影響下，以及受特朗普激進言論的鼓勵，民粹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已在美國興起，並且反映在政治動員、對外經貿與外交政策上。例如，歧視性地對待穆斯林移民，不計後果地廢除TPP，唯利是圖地處理與德國、韓國、加拿大和北約組織關係，一意孤行地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等，都屬於自挖牆角、自掘墳墓的行為。長此以往，將破壞美國與眾多從屬國之間的等級制體系，顛覆美國世界霸權的合法性。

在演講的結尾，這位以學術為志業的學界領袖陳述了對拯救美國霸權的國際合法性的理論思考和實務建議。萊克主張通過激發“再嵌自由主義”（Re-embedded Liberalism），推行“新版新政”（New New Deal），應對美國國內嚴峻的社會分化問題；另一方面，呼籲重視“共享收益”（shared gains）和多邊主義，推行“新型國際協商”（NewInternational Bargain），以挽救美國霸權在國際體系中不斷流失的合法性。

隨後的問答環節中，三位提問者只是就演講的具體概念和提法請求解釋，給了萊克進一步補充的機會。在闡述國際秩序、等級制與合法性的理論問題時，他語氣平和而堅定，這是他多年來學術研究的重心和成果所在，他有足夠的理論自信。在分析美國社會問題與特朗普對外政策變局時，他犀利的目光掃向幾乎每一個人，包括坐在第3排的我，對時局擔憂與不滿的心情自然地流露出來。

45分鐘的演講得到了全場聽眾的熱烈掌聲。在演講者與聽眾的雙向正面反饋中，一種同質性的社羣和共識型的思潮隱然形成。但是，我總是有些不安，聽到的是精緻的理論體系，腦海裏浮現的是嚴峻的社會現實。

與去年底美國政治學界反對特朗普公開信所羅列的九條理由相比，今年萊克的主席演講更加系統化、更加學理化，更具有縱深的世界歷史視野，也反映出特朗普當政以來美國政治與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嬗變。不過，美國學術精英們的理念、主張還是有些曲高和寡，支持特朗普的老白藍領和相對剝奪感強烈的中下層民眾恐怕聽不懂這些抽象的概念。

我記得“Embedded Liberalism”這個理論，是1980年代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John Ruggie教授提出來的，或可譯為“內嵌自由主義”，大意是政府在推行自由主義的國際自由貿易時，應該注意建設社會安全網，提高社會福利供給，減少失業率，緩和分配不均的陣痛，亦即要把自由主義這股勁猛的力量內嵌或曰馴服於社會協調發展之中。不過，好像八九十年代的里根-撒切爾自由主義浪潮，並沒有給“內嵌”予實質的發展空間，否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也不至於走到今天貧富分化過大、民粹主義升騰的窘境。

那麼今天，萊克提出Re-embedded Liberalism是什麼意思呢？字面上可以譯為“再嵌自由主義”，難道是要復興30年多前的“內嵌自由主義”社會改革政策嗎？可是今天的下層階級已經到了要鬧革命的時候了——激進的社會再分配聲浪此起彼伏，夾雜着再次激化的種族主義的怒火，怎麼還會忍受温和的改革呢？而且，“內嵌”和“再嵌”都是定語，説明本質還是自由主義的主張，只是為了緩和自由主義的負面衝擊而要注意社會公平，推行政府協調。

不久前的美國弗吉尼亞州騷亂暴露出美國社會分化加劇的現實

不過，如果不能為社會公平的發展和政府協調角色的發揮找到同樣強勁的驅動力，自由主義這頭猛虎是難以馴服的，反而會騎虎難下，左右為難——當自由市場極致發展的社會分化後果顯現時，很多公共政策都會面對社會公平優先或者經濟效率優先的排序難題，政策困境將隨着社會分化程度的加深而深化，直至最後只能通過社會代價極大的政治革命，而非政策理性，來處理。

還有更大的不安。眼前的演講者是美國霸權穩定理論的思想鬥士，也是美國霸權利益的維護者，而我想到的是中美競合關係結構的現實演化。萊克最後主張加強美國與其西方盟友基於共享價值觀的“共享收益”與多邊主義，推行新版國際協商時，是以解決美國面臨的三大國際挑戰為目的的，排在首位的就是“Rising China”（中國的崛起）的挑戰，然後才是朝鮮核問題與國際恐怖主義。當時，萊克的目光望向遠方，彷彿他能穿過這座加州旅館的厚牆看到遙遠的北京，而我則嚴肅地看着他。

關於中國崛起以後的中美關係的發展，有兩種流行看法：

其一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的思路，認為中國崛起後必然在國際舞台上示強，並將引起既有霸權國家——美國——的恐懼，從而使得中美衝突乃至戰爭不可避免，就像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所記載的新興城邦雅典和霸主斯巴達的戰爭故事。

另一種看法即“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則逆向思考：中國崛起以後的動向可能不是“示強”，而是“示弱”，即不願承擔目前美國無力繼續負責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從而使世界陷入領導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是這個看法的倡導者，今年初，他援引經濟史和國際關係學者金德爾伯格對當年英美霸權交替期出現的國際領導力真空的研究，來分析當前中美關係發展的一種可能前景。

不過，不管是哪種“陷阱”，其實都藴含着美國乃至西方主流政治學界對中國國家發展的一種異質論判斷，認為中國崛起後依舊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將從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經濟模式以及外交活動上挑戰西方的民主和資本主義體系，或者至少不能成為西方心目中的負責任的大國。萊克等霸權穩定論學者不能容忍恐怖主義和朝鮮核武器的非對稱性挑釁，更不能容忍中國這種大國修正主義的挑戰，而且後者對美國的霸權體系威脅更大，因為這是一種對稱性、結構性、全方位的巨人對決，將重劃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基本版圖。

時間有限，萊克不可能在這場演講中闡述中美對決的理論與現實，但是，根據他多年來的學術思想以及本場演講關於“國際秩序”與“合法性”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預測他對中美關係的基本闡釋框架。

在他看來，合法國際秩序的合法性來源於共享的價值觀、多邊主義的合作安全、共享的合作收益以及利益的同質性。這個國際秩序中雖然存在主導國與從屬國的等級差別（international hierarchy），但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是共享的。

然而，在合法性的來源上，現實的中國很難被他歸為這一國際秩序的同類夥伴。從十多年前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共和黨右翼智庫人士，到今天親近民主黨的加州政商精英和全美政治學術圈，其實在對待中國問題上都有相同之處：他們都認為中國的崛起不僅不會促進既有的權力分配現狀（status quo）的維持，而且會挑戰權力分配現狀，損害美國的霸權利益，此即對中國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性質的基本判斷。

中美關係：競爭還是合作？

可以説，在國內政策上，“再嵌自由主義”論者也許和共和黨建制派有分歧，但是在對中態度上，兩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儘管演講後萊克對我説他來過北京和清華大學很多次，有很多中國朋友，但是他只會從維持美國霸權利益的角度考慮中美關係的結構，而且難免疑慮重重地看待中國的國際動向。幾年前中國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共同提出的中美“戰略互疑”的問題，其實至今仍然無解。

坐在萊克教授面前，我很欽佩他關於國際秩序、等級制與合法性的學術理論框架，只不過今天美國政治社會衝突的嚴峻現實，以及中美之間結構性的緊張關係，不時在提醒我：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

在國內問題上，知識精英坐而論道恐怕是不夠的，起而行之，深入社會基層調研，加強社會對話，促進政策協調與改進，也許才能為有效的改革爭取時間和政治空間。就如今年美國大選後奧巴馬所説的，如果希拉里能更早點、更直接地彎下腰去傾聽底層民意，強化具體對策的話，也許不至於敗選。這説的也是紮根社會、起而行之的道理，雖然未必能真的逆轉選舉結果。

在中美關係上，基於意識形態和理論陣營的先入為主的定性判斷，只會給自己製造對手乃至敵人。而且，“手握錘子的人，看什麼都像釘子”，觀念上的敵人很可能就變成現實的敵人。因此，光有理論家帶領我們“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是遠遠不夠的，誠如馬克思所説的“問題在於改造世界”，有遠見的政治實踐家通過深入的國際溝通，尋找理念與利益共識，發掘跨國社會支持，才有可能克服先入為主的定性判斷，在不斷積累的合作平台上創造新型的大國關係。

可惜的是，在萊克及其學界擁躉的正向反饋體系中，理念至上和觀念先行既是思維的風格，也是行動的網羅。翻看厚厚的會議手冊，不難發現，即便採取實證研究方法的學者，意識形態的影子也不時在論文題目中出現。

我一時間竟有些恍惚，覺得今天的場合很像是在一座名為希爾頓的“加州旅館”的聚會，每個人都進入一個夏日狂歡的庭院，做一個“自願的囚徒”（prisoners of our own device），不一定能找得到來時的通道。正好在四十年前（1977年）誕生的這首流行歌曲，以隱喻的手法描繪了一個所有的旅館入住者都無法逃脱的怪誕世界，“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現在，萊克的聲音打進了每一個集會參加者的心坎，在聽眾熱切的目光和熱烈的掌聲獲得積極的反饋，一種新的時代思潮（Zeitgeist）在這家旅館中隱然形成，雖不算怪誕，但無所不在，習以為常者將永遠無法逃脱，也就無法更好地解釋世界與有效地改造世界。

8月31日速寫於舊金山Kearny St.

9月4日整理於北京清華園

【本文原題為《“再嵌自由主義”能拯救“國際合法性”嗎？——2017年美國政治學年會主席演講手記》，首發於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whzh_21bcr），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