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巍：斯坦福大學難容不同意見將導致學術走向衰落

【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張成】

我受到加州夏日美景和世界級學術水準的誘惑，於2016年9月開始了在斯坦福大學的學習生活。誠然，這是來到“農場大學”（當地人對斯坦福大學的戲稱）的完美時刻。斯坦福大學曾經歷了一段黃金歲月，它稱雄福布斯世界大學排行榜，並創造了美國大學史上最低的錄取率（4.7%）。但是，這幅光明的圖景卻遮蔽了醜陋的真相：斯坦福大學正在走向學術衰敗。斯坦福的自由派學生們甚至都不能容忍異見的存在。

上面的話看似有些草率，不過我是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才最終得出這一結論的。事實上，故事始於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我個人並不是很喜歡唐納德·特朗普。他是一個自私自利、煽動情緒的財閥政客。但是，特朗普現象確實值得我們花時間認真地討論一下。你可能會認為，世界頂級學府是分析和探討特朗普的理想場所。更寬泛地説，廣泛和開明的辯論應該是大學生活的核心，對於學術和智力的發展尤為重要。在入學前，我曾以為斯坦福大學將成為開明辯論的完美校園。畢竟，斯坦福大學是一所高度傾向自由主義的院校（84.7%的學生投票給希拉里，只有3.9%的學生支持特朗普），而且這些自由派的學生很喜歡標榜自己的寬容，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對不同意見的寬容。

然而，在關乎國家命運的緊要關頭，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對待總統大選辯論的態度卻更像觀看橄欖球比賽而非嚴肅的政治活動，希拉里每次有氣無力地發聲時大家都為她加油鼓勁，而特朗普每次張嘴時學生們就瘋狂嘲笑他。你難以想象我的震驚，我感覺自己彷彿在倫敦的酒館裏看曼聯對陣切爾西的足球賽一樣。當我問身邊的人為什麼不更嚴肅地對待這些辯論的時候，一個同學告訴我，如果我們真正批判性地思考特朗普的話，“我們也許最後會投票給他”。可見，理性的探討從未開始過。

斯坦福大學校園（資料圖）

大選結束後，我曾希望，也的確曾認為爭論會平息下來。衝擊當然早已遠去，但是我大錯特錯了。“#他不是我的總統”成為了新的戰鬥口號。特朗普是個精神變態、反社會人格者、法西斯主義者、極權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和強姦犯。如果我們不經深入思考，特朗普可能是任何人，而深入的思考正是我們所急需的。

唐納德·特朗普值得我們進行嚴肅的討論：他引領了一場令人震驚的對抗美國政壇建制派的起義，並且和其他任何政治領袖不同的是，他為那些被剝奪權利的美國窮人發聲。進一步講，與斯坦福學生尖酸刻薄的話語恰恰相反，特朗普表現得特別像一個典型的共和黨總統——他的醫改和税改方案符合共和黨的傳統思維，他的中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沿襲了奧巴馬的立場。

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們被他們對特朗普的憎惡矇蔽了雙眼。但是我們為了能繼續討論下去，還是要寬容一些，其實學生們對特朗普的憎惡也與特朗普自身的狹隘不無關係。畢竟，特朗普被爆曾吹噓自己能“抓住女性的下體”。也許美國人正如傳説中那樣自由、包容，而包容的人們也應該對狹隘、可惡的政客表達自己的厭惡情緒。這並非沒有道理，它不但符合美國作為包容、自由國家的自我定位，而且也便於美國在世界舞台上“推廣”民主和人權。

但是，美國説自己自由只是自以為是的謊言而已。**斯坦福的校園基本上是個自由派大本營，卻絲毫容不下不同意見，更別説是保守派的意見了。**按照政治光譜劃分，我屬於堅定的左派，支持社會自由主義，但連我都覺得這裏的學術討論愚蠢無聊、傲慢專橫。

比如，我曾經斗膽説“我覺得並非所有的藝術都具有政治屬性，誠實地説，我更喜歡非政治的藝術”。有人大聲斥責我：“你在説什麼？這真是特權階級的想法！”我有過許多類似的經歷，**人們通常會攻擊提出不同意見的人，而不會就事論事回應觀點本身。**我算是領教了斯坦福的“包容”。

在大學校園裏，正式辯論和校園報刊通常是不同意見和平互動的平台。但在斯坦福大學卻並非如此。斯坦福大學沒有牛津大學那樣的辯論學會，也沒有類似的辯論社團，校園報刊辦得幾乎也是一片黯淡。

斯坦福大學只有兩份校園出版物。一份是以報道校園活動為主的《斯坦福日報》（Stanford Daily）。在這份報紙偶爾觸及政治的時候，也是完全自由派的觀點，上面刊載着諸如“特朗普無能，必須被彈劾”、“特朗普的禁令打不到我們”等文章；另一份是《斯坦福評論》（Stanford Review），這是一份保守主義刊物，讀者羣體的規模和《斯坦福日報》旗鼓相當，但弔詭之處在於，《斯坦福評論》的市場主要還是自由派的讀者，而他們訂閲的理由在於要批判它，而不是真的去讀它。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斯坦福大學，對非自由主義觀點的排擠已經延伸到了課堂上。在今年我上的一門關於種族與民族的課上，自以為掌握真理的自由派很容易表現得義憤填膺。

我們在課堂上只討論了左翼和自由派的思想家，幾乎沒有涉及種族主義的話題。在那麼多持不同意見的學者當中，我們只討論了終身支持民主黨的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我一開始覺得，好歹總算有這麼一位啊！但是，那門課的教授簡單地將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等同於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世界觀，然後就繼續講別的內容了。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在那天后續的討論環節（學生和助教討論教授的授課內容）中，我為亨廷頓辯護，指出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隨即他們告訴我亨廷頓是一個頑固的種族主義者。學生們不再進一步討論了。

課後，我發現有幾位同學反對我，並投訴我在座位上以特權階級的口音自言自語。我感到一絲驚訝，繼而覺得十分可笑。我的英國口音是特權階級的口音？原來如今英語國家社會是這麼看待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的？儘管這很滑稽，但它展現出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人們不再包容不同的學術意見，而且傾向於對人不對事，總覺得覺得他人的意見不僅是學術觀點，更是對自己個人的冒犯。

缺乏包容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導致斯坦福大學乃至美國左翼的智識走向衰朽。這在關於種族與民族的課堂上已經表現得相當明顯了。在其中的一堂課上，我反對客座講師不斷地、不加批判地使用“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這個説法。對於那些不太在意政治正確的人來説，白人至上指的是壓迫有色人種的體系（例如種族隔離、警察濫用暴力等），以維護白人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並確保有色人種處於從屬地位。

我質疑這位教授為什麼頻繁使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詹姆斯·鮑德温（James Baldwin）等知名黑人作家推行的説法。我的問題很簡單：為什麼美國經歷過去70年的劇烈變化後，我們現在還要用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的詞彙來描述當代美國社會？他給我的答案是什麼？

“我認為你需要多上幾門關於種族的課”。在70名學生面前，他只以這句話回應了我。一個缺乏包容性的學術文化無可避免地導致學術發展走向停滯和衰落。

我認為這種自高自大，容不下不同意見的心態特別討厭，這可能是因為我來自英國這個擁有悠久的辯論歷史而且以包容不同意見為傲的國家。畢竟第一個主張言論自由的人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就是英國人。我認為與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人交朋友是很自然的。當我對英國的一位好朋友説起自己在斯坦福大學的經歷時，她即刻評論説“加州連這點包容性都沒有麼”。要是她知道斯坦福所存在問題的全貌的話，她又會怎麼想呢？

這並不是説我在斯坦福大學從未經歷過激盪腦力的學術對話：我有許多智慧、開明的朋友，但那只是個例，在斯坦福並不具有廣泛代表性。

當然，在頂級的歷史與政治課程中，討論的規格也是世界級的。這類自由、包容、開明的學術討論應當是大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嚴謹的治學態度是對意識形態偏執症的完美解藥。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説，2016年9月我剛入學時，我曾思維僵化，令人厭惡。但是在上了一些課程之後，我不再繼續固步自封。但是，實際上斯坦福大學很少有人上這些課程。

斯坦福大學最好的五個專業是計算機科學、人類生物學、生物學、工程學和經濟學，這些都是很偏數學的專業。斯坦福的畢業生只有2%來自歷史專業。我並不是要批評理工科，畢竟科學方法最能夠消解當代自由主義者傲慢宣揚的普世主義。

但是在現實中，如果你從來沒有上過嚴肅的人文課程，反覆質疑自己信念，就很難對不同的觀點加以包容。雖然理工科課程有諸多價值，它們卻無法向人文課程那樣為你展示智慧的多樣性。

儘管斯坦福大學對理工科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校園裏缺乏辯論、頭腦狹隘的現象，但更主要、更深層次的因素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自由派高校得勢，它直接影響了當前的校園風氣。

好幾位教授曾經告訴我，在身份政治掌握“霸權”之前，斯坦福大學的學術對話要自由得多。如今，斯坦福大學痴迷於身份認同這種微觀政治學（micro-politics），比如社會身份的交叉性，到媒體報道中對少數族裔的着墨。

我對這些政治訴求報以極大的同情理解，但是如果此類政治長期在政治學中佔據主導地位的話，就具有很強的破壞性。由於種族主義、恐同傾向和性別歧視都是高度個人的體驗，所以身份政治必然會突出個人經歷以及“個性化”的認知。即便這種個人政治宣揚包容性，它也會自然而然地導致更大政治層面上的不包容性。任何不同意見都無可避免地被視作對個人及其身份的直接冒犯。這對學術研究是非常有害的。

美國正處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今天的美國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深邃的思想。斯坦福大學和其他高校自由派那種狹隘的態度，完全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坦率地説，自由派學生們需要快點長大。

（本文為夏仁巍賜稿，原文為英文，青年觀察者張成翻譯，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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