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令：和平中國——比較視野下的中國軍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康令】

今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週年，中國正在大力推動的國防和軍隊改革因此備受矚目。在最近熱播的《將改革進行到底》政論專題片裏，中央軍委改革和編制辦公室副主任何仁學這樣説道：“我們這次改革不是簡單地修修補補和局部改造，而是一次整體性革命性的變革。它既不同於人民軍隊歷史上歷次的改革，也有別於世界上其他國家軍隊的改革，沒有現成的樣板可以借鑑，難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本文將從國際比較和歷史比較的視野出發，來談談中國軍改將如何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發揮積極作用。

新華社記者 查春明 攝

制度自信：中美軍隊改革的相同之處

中美兩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各自的軍事力量也在全球範圍內遙遙領先。二戰之後中美軍隊改革最大的相同之處在於，兩國的改革都是在充分的制度自信基礎上展開，是國家整體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軍隊改革並不會對政治制度本身產生負面影響。而且經過軍改，兩國的國內政治穩定性在一定程度都得到了維護和提升。

自克勞塞維茨以來，西方國家在學理上就奠定了文官控制軍隊的原則。但隨着二戰後美國軍事組織的膨脹，如何安置軍隊便成為美國首要考慮的問題。拉姆斯菲爾德大刀闊斧的改革，曾使得文官與軍方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此後在蓋茨的努力之下，文官與軍方的緊張關係才得以緩解。隨着伊拉克戰爭結束，以及全面從阿富汗撤兵，美國軍政關係逐步走向一個相對和諧的時期。經過幾十年來一系列的軍事制度改革，可以説，美國基本能成功地協調好軍政關係，並且將軍隊牢牢控制在文官之下。【1】

從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起，中國共產黨就逐步確立了“黨指揮槍”的核心原則，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些領袖人物都在重要場合強調這個原則的重要性。《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2010版）明確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其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2013年3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更是鄭重宣告：“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是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

對於軍隊改革“不改什麼”，中美兩國是不謀而合的，都是在自信地堅持和延續本國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不斷完善軍隊領導指揮體制，提高作戰效能，顯示出了作為全球性政治大國的戰略定力和戰術魄力。軍改的過程是漫長和艱難的，只有依靠堅決的國家意志才能推行下去。比如美國整整用了28年時間，直到1986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的通過，才將軍種利益衝突協調解決；比如中國在多次軍改中大刀闊斧地裁減數百萬軍隊員額，由此導致復員轉業等難題困難巨大、阻力重重，也都最終迎刃而解。正是通過穩定、有效、可持續的軍改，中美兩國得以更好地維持各自國內的穩定、安全、繁榮，這顯然是維護當今世界和平進步局面不可或缺的“壓艙石”。

凱旋網 官網截圖

和而不同：理解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

對於軍隊改革“改什麼”和“怎麼改”，美國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走在世界各國前面，中國則已經逐漸摸索出了適合自己的改革和發展道路，厚積薄發，展現出了卓越的戰略眼光和執行能力。

美國軍事革命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不斷地在戰火中歷練軍隊、在戰爭中改革軍隊。在二戰以後的幾十年裏，美國先後打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多場大規模戰爭，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戰爭經驗。在這個過程中，美軍大致經歷了4次大的軍事改革。

20世紀40年代中期，美軍依據二戰教訓，同時為適應打核戰爭的要求，對作戰理論、指揮體制等進行調整，拉開了系列軍事改革的序幕；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通過對越南戰爭的反思，美軍啓動了適應“高技術”戰爭的軍事改革，創新作戰理論、壓縮編制規模；90年代海灣戰爭後，美軍以發展和應用“信息技術”為牽引，掀起了更為深刻的“新軍事變革”；進入21世紀，美軍又提出向“信息化”全面轉型的建設目標，軍隊的編制結構、武器裝備等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當前，美國正致力於新一輪的軍事改革，力求將美軍打造成為“全能、一體”的軍隊。【2】

相比之下，中國軍改則主要是在和平中改革，並在學習借鑑外軍改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將改革精神和實質不斷發展、延伸和深化。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本次軍改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了以精簡整編、調整體制編制為主要內容的13次改革。20世紀5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軍隊領導管理指揮體制的基礎和現代化軍隊的基本框架，實現了由單一軍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轉變，完成了由革命戰爭時期向和平建設時期的全面轉型。

80年代以來的改革，則是完成了軍隊建設的重大轉變，循序漸進地推動我軍由摩托化到機械化半機械化軍隊的巨大轉型，並走上了繼續進行機械化改造的同時全面展開信息化建設的道路。【3】當前中國軍改的目標，是在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優化規模結構、完善政策制度、推動軍民融合發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

導致中美兩國這種軍改過程差異的因素有很多。戰略文化的差異，或者説中美兩國對於“戰爭與和平”的理解差異，就是其中之一。其背後反映的是中美兩國對如何維護世界和平與全球正義的不同價值追求。

在美國看來，戰爭是國際關係中必不可少的手段，有時候甚至是首選。對此有非常豐富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支持，比如新現實主義戰爭觀、新自由制度主義戰爭觀、建構主義戰爭觀、民主和平論等。然而，美國所推崇的康德式的道德主義，由於具備過於強烈的倫理意味，容易在現實中導致激烈的意識形態戰爭和頻繁的“國際警察行動”,促成很不道德的霸權目的。【4】

與美國奉行的“霸道”邏輯相比，中國則是施行“王道”和“仁政”，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辯證統一關係也看得更為透徹。習近平主席曾指出：“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捱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中國並非不重視戰爭的必要性，正如《孫子兵法》開門見山所講的：“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在中國看來，捍衞和平、維護安全、懾止戰爭的選擇十分豐富，軍事手段始終是保底手段。

先禮後兵：文明型國家維護世界和平的使命和擔當

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這些既構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也形成了中國道路的路徑依賴。“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規範着當今中國的發展和進步，使得中國在許多領域正在超越西方。【5】

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通過現代化的大規模軍改，中國將得以讓自身體內傳統的“和平基因”煥發出全新的活力和生命力。當今的中國越是強大，越會更好地傳承和發揚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成功的國際關係實踐，便越希望和越能夠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人類進步發展。

7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週年閲兵於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新華社記者 吳曉凌 攝

在近兩百年來東西方世界全面接觸、碰撞和交融之前，古代中國和周邊政權之間，形成了一種非常不同於近現代西方中心國際秩序的“世界秩序”，很多人稱之為“天下秩序”。在這種自成體系的國際秩序裏，中外各國之間頻繁的往來互動，遵循的統合性的國際原則和規範並非是國際法，而是“天下禮”。天下禮起源於中國國內成熟的禮儀精神和制度，大約始於兩漢，興於唐宋，盛於明清，主要由中國以自身實力為支撐，在國際層面上負責制定、推動和修正，隨着古代東亞各國接觸和交往的加深而發展成型，得到各國的擁護和遵守。

禮之用，和為貴。“禮治”的普及讓天下秩序裏的中外國家之間維繫着長時期的和平與穩定。例如，在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兩百年時間裏，在東方，是清朝建立、統一全國並繼續成為“中央國家”；在西方，則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產生和不斷演變。相比於同時期裏整個歐洲的分崩離析、戰火紛飛，中國與周邊政權之間的國際戰爭的特點十分明顯，那便是數量少、持續短、烈度低。

天下禮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失禮入刑”，或者叫“先禮後兵”。“失禮入刑”的出處主要包括“出於禮者入於刑”（《荀子·富國》）和“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後漢書·陳寵傳》）。儘管古代中國擁有的實力遠超於周邊國家，但中國並不會把戰爭作為實現自身國家利益的首選途徑。

如果有國家違背了克己復禮和禮尚往來的禮治原則，例如在國際關係中“以大欺小”或“恃強凌弱”，那便會構成失禮行為。此時中國便要行使維繫國際秩序的義務，輕則對失禮的行為加以斥責、訓誡和促使該國糾正錯誤行為，重則出兵征伐作為懲罰的手段。可以説是延續了周朝以降“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歷史傳統。

失禮入刑的核心目標，是以準戰爭和戰爭等來使得不合禮的國家行為，從偏離良善和正義的軌道上重新迴歸和平穩定的正道，其原則是“貴在中和，不爭之爭”，其最終指向是“去刑歸禮”。在整個明朝維持的200多年歷史裏，中國遵循失禮入刑原則有幾次成功實踐，最典型的就是嘉靖年間和平解決“安南事件”，以及萬曆年間贏得援朝抗日的朝鮮壬辰衞國戰爭勝利。【6】

從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形成了“百年和平”的局面，並沒有發生大範圍大規模的戰爭。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歐洲大國之間的多極均勢。與此相似，在東亞，從1760年清朝統一中國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的80年間，也是一段非常顯著的和平穩定時期。這顯然無法用均勢的邏輯，但卻可以用“禮治下的和平”的邏輯來解釋。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努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理論和實踐，將帶給西方更多啓示。

【1】左希迎：《美國軍事制度變遷的邏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2】張玥：《美軍改革啓示錄》，《中國青年報》2016年6月23日。

【3】郭志剛、王詩敏、丁偉：《新中國成立以來我軍改革的主要歷史經驗》，《解放軍報》2016年2月15日。

【4】時殷弘：《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倫理傳統：西方與中國》，《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10期，第63頁。

【5】張維為：《文明型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6】陳康令：《試論傳統東亞秩序的禮治：一種分析框架》，《當代亞太》2015年第3期，第29—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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