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談德國大選：舒爾茨難以撼動默克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今年三月，舒爾茨在社民黨（SPD）黨代會上被全票推舉為默克爾的挑戰者。對其個人而言，既是榮耀和信任，又是挑戰和壓力；對社民黨來説，此舉與其説是出於無奈，倒不如説是一種掙扎。
其實，挑戰默克爾，舒爾茨從一開始就勝數不大，無論是國內的從政經驗，還是在德國選民中的威望，他都很難望默之項背。但社民黨真心（僥倖）希望他的這兩個弱項能在這場政治競賽中成為取勝的籌碼：沒有豐富的國內從政經驗，也意味着他個人無須為上屆大聯合政府的政策失誤承擔責任；在國內知名度不高，也可以被視為鮮有政治“負資產”，俗話不是説麼：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舒爾茨（圖/推特認證賬户@Martin Schulz）
可過去幾個月的實踐證明，社民黨這個如意算盤肯定要落空。那麼，“舒爾茨效應”為何註定只是曇花一現？SPD這個百年老黨為何在短期內看不到重振雄風的希望？要回答這兩個問題，以下幾個因素至關重要。
第一，“大聯合政府後遺症”
所謂“大聯合政府”（GroKo），就是兩個最大的政黨聯合執政。這種組合有利有弊：好處是，由於兩黨在議會中佔據絕對多數，所以容易推行改革，特別是那些爭議和難度頗大的計劃；壞處是，議會中的反對黨過弱，無形中大大削弱了政治平衡和有效監督機制。還有，對大聯合執政的參與方來説，政績容易被“老大”據為己有，而失誤則少不了讓“小弟”來分擔。久而久之，後者的作用和聲望會被弱化，落得個“陪襯人”和“配角”的地位。
默克爾2005年以來執掌的三屆內閣中，有兩屆是與社民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2005-2009，2013-2017）。社民黨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留在政府中，就能確保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但它低估了自己作為政府“老二”被“老大”逐漸取代和淘空的危險。
不得不説，默克爾是一個化解政治對手的高人。在政績面前，她習慣含蓄地突出本黨和本人的作用和貢獻；在麻煩面前，則不失時機地抓人來當墊背。這個特點，默克爾在與舒爾茨的電視辯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每次被問及最讓她頭疼的難民問題時，她都會巧妙地強調，當時的決策是和社民黨同僚商量後共同做出的。
默克爾和舒爾茨電視辯論（圖截自辯論視頻）
實踐證明，大聯合政府已成為社民黨的“政治原罪”，而且時間越久，社民黨對權力的依賴會越發嚴重，獨立性和創新力越發衰弱。當然，GroKo也並非一定對政府中的小黨不利。1966年，當時的“黑黃聯盟”（CDU/CSU和FDP）因在財政預算上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而告解散，之後便誕生了德國戰後歷史上的首次大聯合政府。三年後（1969年9月），德國重新大選。CDU雖然得票最多，但沒有贏得絕對多數，無法單獨組閣，與自民黨又因前嫌而難以破鏡重圓。大聯合政府中的“老二”社民黨於是抓住了機會，拋棄“老大”，自立門户，與自民黨開啓“紅黃組合”時代。
第二，缺乏具有個人魅力的政治家
1969年，社民黨之所以能在大聯合政府的“陰影”中脱穎而出，除了當時國內外的一系列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至關重要：當時的社民黨擁有一批諸如勃蘭特（Willy Brandt）、魏訥（Herbert Wehner）、施密特（Helmut Schmidt）、巴爾（Egon Bahr）等具有人格魅力的政治家。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施羅德能當選為總理，同樣離不開他的個人光環。
舒爾茨常年就職於歐盟，雖然口碑不錯，個人能力也不是沒有（據説會説多種語言），但他明顯缺乏吸引選民的特殊魅力。再看社民黨整個團隊，自施羅德離開政壇後，縱使上下求索，也再難覓“星光級”的人物。
其實，在人才青黃不接方面，基民盟同樣如此：當年那些既有能力又有人格魅力的“少壯派”，如基民盟議會黨團主席梅茲（Friedrich Merz）、黑森州州長科赫（Roland Koch）等，最後都在黨內鬥爭中敗給看似平庸、然而福星高照的默克爾，最後不得不紛紛轉行，棄政從商。但社民黨在後續人才方面的問題比基民盟嚴重得多，這也是這個百年老黨在短期內很難主導德國政壇的關鍵原因之一。
第三，左翼口號失靈
社民黨傳統上是一個代表廣大勞工階層的政黨，建立和保持“社會公正”一直是其施政綱領的重中之重。但這個口號的含金量如今已所剩無幾，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為了與基民盟/基社盟爭奪中間選民，特別是施羅德執政期間推行削減福利的“2010議程”（Agenda 2010）之後，其左翼意識形態基本上名存實亡；而默克爾率領下的保守政黨CDU反倒對左翼的主張採取靈活和開放的態度，嚴重壓縮了社民黨的傳統空間。
第二，在德國政治光譜中，傳統上屬於左翼黨的社民黨，其左邊還活躍着兩個“專業”左翼政黨：綠黨（Die Grünen）和左派黨（Die Linke）。前者始於德國版文革的“六八運動”，後者的前身是原東德共產黨（德國統一工人黨，SED）。這兩個黨由於沒有爭取中間選民的政治抱負，所以反倒能把左翼理念打造得更為專業，譬如生態環保、和平外交、勞工保護等，收攏了德國國內真正意義上的左翼人士。
這種來自左右兩邊的擠壓，導致社民黨的傳統口號失去了原有效應。如今，選民已很難辨別社民黨與基民盟/基社盟之間的區別。既然如此，相對保守的中間選民情願選擇基民盟/基社盟，或更加右翼的“選項黨”（AfD）；左傾的選民中，不少乾脆拋棄在他們眼裏已經變質的社民黨，把選票投給綠黨或左派黨；剩下來繼續支持社民黨的是部分中間偏左的選民以及它的黨員和忠實信眾（約佔選民的20%至25%）。
第四，德國民族個性：凡事求穩
德國民族個性中，除了求精、理性、敬業這些特質外，最突出的是他們對安全感的超常需求。所以，保險公司在德國經久不衰，許多德國家庭都有各種名目繁多的保險，德國人因而被稱為“安全保險迷”（Sicherheitsfanatiker）。
這個特質的具體反應就是穩中求穩，不輕易改變現狀，等有把握後再往前走，權衡利弊後再做決定。所以，德國社會相對穩定，百姓即便有不滿，但只要不到萬不得已，能不變則不變；如果不得不變，也選擇代價最小的方式。鋌而走險，勇於冒險，這不是德國人的行為方式。
舉個例子：德國人以前去吃中餐，通常每次都點同樣的菜，為何？不是因為他們不好奇，不想品新嚐鮮，而是因為怕自己在做出新的嘗試後失望，所以他們寧願選擇那些已經熟悉的菜餚，這樣既能飽口福，又不會浪費錢。直到後來中餐館推出自助餐後，德國人才有了“嚐鮮”的勇氣，反正費用固定，碰到不合胃口的還有再做選擇的機會。
自助餐（資料圖）
求穩加上理性，決定了德國不可能出現諸如特朗普當選總統那樣的“黑天鵝”事件。在大選中，面對一個熟悉的和一個陌生的候選人，大部分德國人會選擇熟悉的。因此， 這次選舉前，基民盟甚至都沒有十分重視競選綱領，因為默克爾就是最好的綱領。默克爾也的確抓住任何機會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她的口頭禪是：你們都認識我（“Sie kennen mich”）。這説明，CDU成功利用了德國人求穩高於一切的心態。社民黨推出新人舒爾茨，一方面因為黨內沒有更好的人事選項，當然也是為了擺脱大聯合政府給自己帶來的“政治原罪”，另一方面也説明它沒有充分顧及到德國人“無把握，毋寧守舊”的特點。
筆者始終認為，在當前的情勢下，有可能“逼迫”德國人思變的唯一有效因素就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襲事件。這會引起德國人的極大不安，也會讓他們聯想到默克爾2015年失敗的難民政策，因此，安全（Sicherheit）在基民盟的競選綱領中佔據了首要位置。
難民問題的確是默克爾不願意談而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舒爾茨試圖利用默克爾的這個“軟肋”，可社民黨作為聯合政府的一員，很難撇清自己的責任，因而這張“王牌”不得不作廢。
第五，國際大環境
在外交話題方面，作為挑戰方，舒爾茨容易出的牌有兩張：反美和反土耳其。他的確也打了這兩張牌，但收效不大。
反美言論為何容易贏得德國選民的相當認同？這裏有諸多原因，譬如，“六八運動”對德國社會的精神影響、德國民眾對美國“世界警察”角色的質疑等。由於篇幅有限，恕筆者不就此作深入分析。
但不爭的事實是：特朗普在德國人心目中的印象的確很糟糕；另外，自施羅德政府以來，德國的主要外交立足點始終是在保持北大西洋聯盟的同時力求不盲從美國。在這方面，默克爾在特朗普當選後有過足夠的展示，作為“局外人”的舒爾茨很難在此得分。
在筆者看來，舒爾茨唯一的攻擊點是默克爾迫於美國壓力答應把軍費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2%。可惜，社民黨和舒爾茨雖然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但沒有抓住這個問題做足文章，導致“反美”這張牌基本失效。
顯然，舒爾茨把外交攻擊的目標瞄準了埃爾多安，這也的確是默克爾的一個“軟肋”。
問題是，默克爾與安卡拉達成的“難民交易”（Flüchtlingsdeal）雖然有強化埃爾多安專制之嫌，但“難民潮”與2015年相比畢竟已大幅回落。所以，舒爾茨強調，鑑於安卡拉的專制趨勢越發明顯，德國應該力促歐盟立刻終止與土耳其的入歐談判。
默克爾反唇相譏：“我歷來就是土耳其入盟的最堅定反對派，並曾因此而受到社民黨的抨擊。與安卡拉達成‘難民交易’，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且符合德國和歐洲的利益”。
默克爾振振有詞，但內心卻很擔心舒爾茨對土耳其的強硬措辭能幫其贏得選票。於是，她在電視辯論中立刻跟進表示：如果社民黨現在主張終止土耳其入盟談判，她也不是不可以在歐盟內為此做斡旋和説服工作。雖然默克爾的這一立場轉變顯得非常唐突，但卻有效地弱化了舒爾茨在這個問題上的攻擊力。
德國外交的另一個支柱就是德法軸心和歐洲一體化。與法國的關係，默克爾已經駕輕就熟。愛麗捨宮雖然幾經易主，但無論是保守派的薩科奇、社會黨的奧朗德，還是中偏左的現任總統馬克龍，默克爾都能與之很好相處。
舒爾茨在這裏的得分機會並不多，他的“主場”應該是歐盟，因為他擔任過歐洲議會議長，對歐盟機構瞭如指掌，也具有相當的人脈關係。但眾所周知，歐盟事務的主調基本還是由各成員國政府來定，因此，作為歐盟第一強國的德國，默克爾自然一言九鼎，舒爾茨很難超越她的影響力。
默克爾和舒爾茨電視辯論（圖截自辯論視頻）
在對俄關係方面，社民黨前總理施羅德多年任職於俄羅斯能源公司，使舒爾茨頗為被動，很難讓選民相信社民黨政府會對俄採取強有力的政策，而默克爾主導的“明斯克協議”雖然成效不明顯，但她對莫斯科的態度起碼始終如一。在對華立場上，社民黨外長加布里爾不久前公開敦促中國“不要分裂歐洲”，相比之下，默克爾的做法更為親和穩健。
第六，國內小環境
默克爾執政期間，德國經濟穩步增長，財政收入和產品出口連年創新高。另外，就業成績頗為顯著：默克爾在任12年，失業人數減少了一半。她的這些內政政績當然與她本人穩健的執政風格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受益於施羅德當年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和改革勞動市場的“2010議程”。
很遺憾，舒爾茨當選為社民黨主席和總理競選候選人之後，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卻是高調宣佈要收回施羅德改革的某些措施。他本意是想以此重新贏回因“2010議程”而背離社民黨的選民，卻忘記老施當年的那些改革措施已被德國社會廣泛視為成功的典範。舒爾茨不僅沒有利用這個本來應該屬於社民黨的政治資本，反而對此做了部分否定，這無異於把自己手中的王牌拱手讓給對方。按理説，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乘涼者”並非施羅德的黨內同志舒爾茨，而是政敵默克爾。
總體來説，德國目前國泰民安，社會保障和社會公平方面也沒有特別明顯的問題。所以，舒爾茨提出的“社會公平”口號，給許多選民留下了“無的放矢”和“過於空泛”的印象。另外，難民危機雖然還沒有完全解決，但只要不爆發嚴重的恐襲事件，默克爾已經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勢。
根據以上六點，舒爾茨這次擊敗默克爾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筆者認為，社民黨如果沒有卧薪嚐膽勇於下野的膽識，依然離不開“大聯合政府”，估計很難在短期內恢復元氣，再創“勃蘭特時代”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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