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現代中國對世界思想貢獻與復興勢頭不相稱 太多時間花在“西天取經”上了

24日，《人民日報》第5版推出專欄“構建中國學派恰逢其時”。專欄推出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鄢一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白鋼等三人的評論文章。其中，鄢一龍在文章中指出，現代中國對世界思想學術的貢獻與其偉大復興勢頭還不相稱，這固然有西方話語霸權的原因，但主要在於我們把太多時間花在“西天取經”、為西方思想提供註腳上了。

觀察者網轉載全版如下：

人民日報24日第5版

【編者按】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構建中國學派迎來了百年不遇的良機，可謂恰逢其時。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如何加快構建中國學派？本期觀察版刊發幾位學者的文章，就此話題展開討論。

鄢一龍：基於復興實踐構建中國學派

縱觀人類歷史，任何學派的興起與發展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既是對時代問題的思想回應、對時代實踐的理論概括，又是推動時代變革的先聲。當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動實踐為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厚土壤。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而要把握好這一歷史性機遇，加快構建中國學派，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

中華文明曾一度陷入空前危機

歐洲文明源自古希臘和希伯來文明，主要包括英國的經驗主義、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日耳曼的哲學以及人文主義思想等。歐洲文明傳入美國後，在20世紀形成了不同於歐洲的美國文明。這兩種同根同源而發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被統稱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地道的西方世界的孩子，但它宣稱要為全世界立法。在強大而霸道的西方文明面前，所有非西方文明與它的差異都被視為前現代與現代、外圍與中心的差距。這一套知識體系宣稱，只有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西方模式，才能獲得進入現代世界的門票，才能實現從野蠻到文明、從落後到先進的救贖。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縱橫上萬裏，輝煌燦爛，幾經興衰而終不斷裂，幾經分合而終不解體。在漫長的歲月裏，中華文明都曾是世界上最領先的文明之一。但是，近代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西方文明的劇烈衝擊下，曾一度陷入亡國滅種的空前危機。面對這一嚴重危機，中國人民前赴後繼、奮勇抗爭。在這個過程中，多少主義和主張輪番出場，又先後破滅了；多少道路和方式都探索了，又都碰壁了。打也打不過、比也比不過、説也説不過，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軸就是對這一空前危機的回應，就是在探求如何救亡圖存、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道路引領中華文明走向復興

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不屈不撓偉大斗爭，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跌落深淵的命運，找到了擺脱危局、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道路，讓中國一步步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與西方世界的興起迥然不同的故事，這個故事無法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中加以解釋，必須從中華文明自身的發展中尋找線索。

中華文明塑造現代中國基本形態。中華文明延續着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不僅對中國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現代轉型過程中，中華文明並未解體或斷裂，而是保持了主體性、延續性、包容性，在吸納西方文明的同時，開拓出新的發展境界。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並深深影響了現代中國的道路選擇和制度建構。這不但使當代中國的實踐必然表現出中國特徵、中國形態，而且讓當代中國知識體系必然呈現出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中國現代化進程創造世界奇蹟。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開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過法國居第五，2006年超過英國居第四，2007年超過德國居第三，2009年超過日本居第二。2010年中國製造業規模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與此同時，中國在增進民生福祉方面也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蹟：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擺脱貧困，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被國際社會譽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90美元躍升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從低收入國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日益彰顯。中國之所以能創造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蹟，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走出了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在中國的具體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我們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讓各種經濟因素相互補充、協同發力，營造了健康有序的競爭和發展環境。我們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既避免了政治紛爭，又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障。我們把增進人民福祉、實現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提高發展質量、創新發展模式，實現發展與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

新的形勢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肩負着相互交織的重大使命，比如賡續中華文明的“舊邦新命”，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回應世界潮流，實現現代化夢想；開闢社會主義發展新境界，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探索新路。這些重大使命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根本上不同於西方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發展中國家的快速發展，必將改變近代以來西方與非西方大分流的基本態勢，必將改變西方中心與非西方邊緣的世界格局。

構建中國學派迎來歷史性機遇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構建中國學派提供了豐厚的實踐土壤，也提供了空前的歷史性機遇。**現代中國對世界思想學術的貢獻與其偉大復興勢頭還不相稱，這固然有西方話語霸權的原因，但主要在於我們把太多時間花在“西天取經”、為西方思想提供註腳上了。**路在腳下，真知藴藏在實踐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將推動知識建構範式的革命，必將帶來中國學派的誕生。中國學派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解決中國問題的知識體系，併為人類發展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實現名與實的統一。不能解釋實踐的理論，不可能有效指導實踐。當代中國學術不同程度地存在名實不符、名實分離的問題，其根源是理論滯後於實踐、理論脱離了實踐。我們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實，以西方理論來校準中國實踐；而是要以實正名，基於中國實踐創新中國理論，再以中國理論創新成果來指導中國具體實踐。為此，應善於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尤其要把握好三方面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的成果，如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以及我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社會、生態、外交、國防和黨建等領域形成的思想成果。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思想成就，是中國學派的主體內容。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這是發展中國學派十分寶貴、不可多得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包括世界各國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它可以成為中國學派的有益滋養。

實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任何重大理論問題都源於重大現實問題，任何重大現實問題都藴含着重大理論問題。普遍性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實踐都具有一定普遍意義，都會對其他國家起到一定示範效應。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成功實踐，更是如此。中國學派不是中國特殊論，而是以中國實踐為本位回應人類普遍關切，為解決人類普遍關心的問題提供中國答案，為應對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提供中國方案。構建中國學派更不是搞知識上的閉關鎖國，而是要廣泛借鑑、積極吸納國際理論研究成果，合則用、不合則不用，創造既是自主原創又能進行國際對話、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的中國理論、中國話語。

實現研究方法的變革。構建中國學派要有方法論自覺，擺脱學徒狀態、形成自我主張，從接軌研究轉向自主研究。中國近代以後的學術總體上進入到以西方學術為師的學徒狀態中，這在特定歷史時期有積極的一面。但任何一個國家的學術要走向成熟併產生偉大成果，都必須樹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風格。毛澤東同志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實事求是、即物窮理，這是中國學派應有的研究方法。還應看到，構建中國學派需要變革學術評價體系。學術評價不是“記工分”。目前的學術評價體系過於西化，過於強調量化指標，容易引發學術研究的功利化，導致科研人員重量輕質、重載體輕內容、重應用學科輕基礎學科、重短期效應輕長期效益。改革和完善學術評價體系，建立扎根中國大地、遵循科研規律的學術評價體系，是構建中國學派的必要條件。

中國學派的構建不是某一學科流派的建構，而是一場涉及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的範式變革，也是一場“大本大源”“動天下之心”“大氣量”的思想革命。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以事實證明，中國不但是世界的經濟巨人，而且是世界的精神巨人。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原題為《基於復興實踐構建中國學派》）

潘維：彰顯中國學派的獨特精神

隨着中華文明的復興，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都在討論中國學派誕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究竟能否構建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學派？一種觀點主張一元論，認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屬於科學，均以發現規律為目的，二者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不可能出現不同國別的科學。另一種觀點主張二元論，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人類具有賦予世界以意義的特殊能力。例如，西方人結婚，新娘穿白色婚紗，中國人則喜歡穿紅色禮服，這是因為人們對顏色意義的理解不同，是由各自的文化傳統決定的。事實上，哲學社會科學與歷史人文精神緊密相連，它以各個地域的不同語言為媒介，與本地流行的價值排序息息相關，而且研究對象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所以具有很強的相對性，容易出現眾多學派。

中國學派應當包含不同理論流派，需要有思想觀點的競爭，既包括中國人與外國人的競爭，也包括內部各種學派的競爭。學習借鑑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知識，是加快構建中國學派的需要。但我們更要堅定“自信”、破除“他信”，深刻把握中華文明不同於其他文明的獨特品質，構建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學派，彰顯中國學派的獨特精神。

比如，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只有從中華文明中汲取豐厚養分，才能茁壯成長。當代西方經濟學強調，市場機制配置經濟要素的效率高於政府幹預。但中國自古就認為，經濟是“經世濟民”的道理和方法，市場機制和政府幹預都是增進民眾福祉的手段。干預還是不干預，關鍵要看民意。失去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怎麼做都會導致災難。如此看來，排除了社會和政治因素的經濟學很難説還屬於社會科學，排除了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市場機制也不可能存在。較之資本利益至上的主義，社會利益至上的主義更符合中國民本主義思想傳統。“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從2000多年前開始，中國的執政者就尊重市場機制但從不迷信市場機制，為了大眾利益而積極調控市場。從“常平倉”到“鹽鐵官營”，再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華文明經濟社會傳統的體現。

又如，政治學的中國學派，只有把握中華文明的特點，才能提出自己的觀點。中西曆史文化大不相同，社會政治制度差異很大。從古希臘開始，西方學者將階級區分與階級鬥爭視為政治生活的核心，強調關於階級鬥爭的制度解決方案，於是就有“一人之治”“多人之治”“眾人之治”的區分。而中國人分家時是平分家產，幾代之後大地主就消失了。另外，在中國，科舉制度給普通民眾以上升通道，很難形成穩固的階級統治。明朝末年，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傳教，發現中國政府既非一人之治，也非多人之治，還非眾人之治，但又似乎每樣都有一些，所以倍感困惑。同樣，產生於歐洲的政黨，本意是某一部分社會羣體的政治代表。但中國的情況卻不同，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為全體百姓福祉而努力奮鬥的。

再如，法學的中國學派，只有紮根於中國土壤，才能突破桎梏、別開生面。一個時期以來，一些法理學研究者言必稱西方。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法治經驗不足、法治理論欠缺的情況下可能難以避免，但在我國法治建設已取得重大進展的今天就很不應該了。“法”這個單詞在歐洲有兩層意思：一是神的權威，如上帝與摩西的“十誡”之約；二是自然規律，如物理學裏面的定律等。因而遵守法律就是服從神聖、服從自然規律，就是道德的。與西方傳統不同，中國古代實行禮法合治，主張德主刑輔。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謂“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中國的先哲認為，禮和法都是治國所必需的，因為禮是防患於未然的道德引導，讓民眾在生活中有所遵循；而法是在極少數人突破道德底線後，迫不得已而採用的強制手段。可見，中國的法治不能照西方的葫蘆畫瓢。

構建中國學派、彰顯其獨特精神，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在中外學術交流上就存在語言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困難。我國學者大都習慣於通過譯著理解國外學者的思想，直接閲讀外文著作的偏少，這就導致學習和借鑑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存在一定障礙。反過來，我國學者的思想要讓國外學界所知就更加困難，因為從中文翻譯成外文不僅成本高，而且難以十分準確。如怎樣翻譯《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名字，就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當然，困難是可以想辦法克服的，如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消除大量語言障礙。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原題為《彰顯中國學派的獨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