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選出默克爾，對德國還是一件好事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袁野】

一般來説，大選是一國各黨百家爭鳴的好時機：各類政策路線碰撞交鋒，各路候選人各抒己見，真理越辯越明，人民擇優錄取。就算是像2016年的美國那樣奇聞迭出，經典民主理論的擁躉們還是可以説：至少我們欣慰地看到“沉默大多數”站了出來，為國家的前途命運展開了真理標準大討論。

但是在2017年的德國大選中，這些卻幾乎全都沒有。默克爾沒有對手，政策沒有爭議，結果沒有懸念。選戰時期的主要議題——社會公正、難民政策、土耳其入盟談判、環境變化、反恐等等，兩大黨基本都是“九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別；雖然它們竭力使自己的競選綱領和對手有所區別，但結果依然不像是在論戰，而更像是聯合政府成員在相互協商，難怪唯一一場電視辯論也讓人昏昏欲睡。

於是乎德國大選成為近年來西方最無聊的一場，早在大選前幾個月，懸念就僅剩下聯盟黨的優勢會不會擴大、它的執政夥伴會不會變化、哪個黨將成為第三名。

我可能看到了一個假的德國

德國當前真的是國內國外形勢一片大好，沒有大幅修正內政外交路線的必要，甚至都沒什麼可爭論的了嗎？作為旁觀者，我們對此難免感到“事情有些不對勁”。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默克爾張開雙臂歡迎上百萬難民之舉讓德國全國上下雞飛狗跳，恐怖襲擊和性侵案件不時見諸報端，憤怒的反對者質疑總理是不是發瘋了；大眾“排氣門”成為有史以來汽車行業最大的醜聞，讓人擔心德國經濟的支柱——汽車產業是不是要完了；英國意外的脱歐，以及右翼疑歐民粹主義者們在奧地利、荷蘭、意大利和法國崛起的威脅，則引發了一陣陣歐盟即將分崩離析的哀嚎，歐洲幾乎處於冷戰結束以來最危險的時刻——去年此時德國還處於如此風雨飄搖的境地，2017年大選即使不湧現出一位“德國勒龐”、至少也應該進行一番針鋒相對的唇槍舌戰，似乎才是正常結果。

但是進入2017年以來，特別是聯盟黨和社民黨支持率逆轉以來，德國在媒體報道中彷彿變成了另一個國家。關於德國的新聞幾乎都變成了默克爾執政的捷報，難怪“憤怒公民（Wutbürger）”也要像特朗普一樣怒斥“説謊的媒體（Lügenpresse）”了。

我們知道德國經濟在歐盟內一枝獨秀，但直到這次選舉前才知道原來如此繁榮，已經成了德國財政部口中的“極好”：2016年度GDP增長率1.87%，今年7月税收同比增長9.2%；2016年全年財政盈餘237億歐元，今年8月失業率降至5.7%，雙雙創造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的最好成績；德國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在加速擴張，寶馬、大眾和戴姆勒依舊賺得盆滿缽滿；德國房市火爆、租售兩旺，金融中心法蘭克福的辦公樓甚至供不應求。絕大多數德國人認為自己的個人經濟狀況相當不錯，81%的德國人認為德國的經濟局勢非常好或者良好。

在民粹主義和金融危機衝擊下似乎已經時日無多的歐盟也神奇地復興了，對崩潰的憂慮似乎在一夜之間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歐盟的新鮮的熱情感。極右翼在荷蘭和法國大選中遭到了遏制，新的法德軸心更是開啓了新一輪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一度自顧不暇的歐盟現在居然有了餘力加入有關朝鮮的外交斡旋，德國外長更是告誡中國“不要試圖分化歐洲”。

最神奇的是，一度在輿論場中被拿來與“羅馬帝國的滅亡”相提並論的難民危機竟然也不再那麼尖鋭了，默克爾那句豪氣沖天但又備受質疑的“我們能做到！”已經有了實現的徵兆。也許是由於敍利亞戰事趨緩，也許是由於歐洲在北非的種種措施終於產生了成效，也許是由於德國亡羊補牢地收緊了難民政策……總之進入德國的難民人數開始顯著下降，2017年上半年在當局登記註冊的庇護申請人數為9萬人，僅為去年同期一半、不到2015年的八分之一。與此同時，恐怖襲擊的陰影似乎也逐漸遠去了，自2016年柏林聖誕市場事件後，德國迄今再未遭受嚴重襲擊。

柏林恐怖襲擊案

所以德國選擇黨的崛起也就沒那麼容易了。雖然此次大選該黨很可能衝過5%條款限制，成為二戰後第一個進入德國聯邦議院的極右翼政黨、甚至可能成為議會第三大黨，但就連一向挑剔的英美媒體對此看來都不是很擔心：德國社會對極右翼依然保持着近乎神經質一般的警惕，就算是希特勒再世也掀不起什麼風浪。正如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所説，德國現在是這個世界上最沒有危險性的民族。

英美媒體不僅不擔心德國向右轉，還把“西方自由世界的領袖”的頭銜拱手相送，把德國視為自由貿易、多邊主義國際制度、自由主義價值觀，也就是“自由世界秩序”的最後一根支柱。自威廉·馮·洪堡以來，德國人好像第一次擁有這樣的殊榮。

虎視眈眈的灰犀牛

德國的情況如此好，聯盟黨的領先幅度這麼大，默克爾的支持率這麼高，2017年德國大選看起來無論如何是不會飛出黑天鵝了；但是灰犀牛卻一直在那裏虎視眈眈。德國形象的神奇反轉再次表明媒體選擇性報道的影響有多大，也讓讀者再也不會單純地相信這些所謂的“真相”了：即使媒體眾口一詞地把如今的德國吹得花團錦簇，這些潛在的危機也不會自動消失。

德國與土耳其的關係已經脆弱得一觸即潰，埃爾多安抨擊默克爾有如“納粹”，憤而呼籲德裔土耳其人不要給她投票、甚至監禁德國僑民，德國則從土耳其撤走了軍事基地。儘管目前德國朝野依然在傲慢地用“土耳其休想加入歐盟”來羞辱對方，但土耳其方面可能的報復卻更像是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如果安卡拉“開閘放水”，誰也不知道歐盟能不能承受又一輪難民潮的衝擊。

其實不待土耳其有所動作，難民問題就已經是一枚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雖然關於難民的負面報道已經從報端淡出了，但真的是治安等問題解決了、還是出於政治正確的原因刻意避而不談，目前可能還要畫個問號。畢竟讓一百多萬來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年輕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無論如何都是個巨大的難題，文化焦慮和財政壓力始終巨大，德國不可能把他們全都變成厄齊爾和赫迪拉。雖然目前默克爾的政策看似初步取得了成功，但當她在競選綱領中再次強調“不給難民接納設置上限”時，還是不免讓人捏一把汗。“嚴謹”的德國移民機構甚至沒法判斷入境的難民到底是17歲還是27歲，默克爾也就免不了被憤怒的聽眾扔西紅柿了。

儘管歐盟似乎已經重新煥發了生機，但其內部的結構性矛盾還是沒有根本改善，默克爾依舊尚未找到贏得民眾對全球化的支持的根本辦法；與此同時，新的問題則在不斷冒出。部分中東歐國家已經公開表達了對“多速歐洲”方案的牴觸，歐盟內部對難民分攤方案的博弈則可能破壞這個超國家機構的法律制度：匈牙利公開駁斥歐洲法院裁決的新聞，幾乎成了默克爾光明前景中僅有的烏雲；西歐媒體還一致怒噴波蘭的民主“正受到侵蝕”。柏林與巴黎的關係雖然當下融洽但隱憂同樣不少，再加上始終未散的債務危機和停滯不前的脱歐談判，歐盟這個顢頇的龐然大物依然像是個泥足巨人。

經濟領域的問題更多。雖然“是更多正義的時候了”這個口號沒能幫助舒爾茨贏得選舉，但德國經濟的不平等程度的確冠絕歐盟，“窮忙族（working poor）”比例較2005年默克爾上台時增加一倍，處於底端的40%的家庭實際收入徘徊於、甚至低於25年前的水平；德國的外部環境在日益惡化，全球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區域經濟集團之間的競爭加劇，與各方的貿易戰已經隱約可見，德國的經濟又高度依賴自由貿易。而對“一帶一路”倡議，德國迄今依舊立場模糊，擴大對外資收購德國企業交易的封殺權似乎是僅有的值得一提的動作了。但就在9月16日，西門子剛剛宣佈計劃把機器人研發部門遷往中國，德國《商報》酸道：對西門子來説，中國也許很快將比祖國德國更重要。

在東亞和美國正進行着日趨激烈的工業和科技競爭之時，德國，乃至整個歐盟在這方面都很缺乏話語權和存在感，當今世界十大互聯網巨頭全都在中美兩國，歐洲一家都沒有。沒錯，德國有“工業4.0”，歐盟有“智慧歐洲”，德國的高端製造業當下依舊超羣，但英媒已經在有些幸災樂禍地描繪特斯拉如何讓奔馳和寶馬害怕遭遇“iPhone時刻”了。眼看着法國和中國紛紛制定禁售燃油汽車的時間表，德國政界彷徨茫然，汽車業則進退兩難，一方面生怕一刀切式的大冒進讓汽車業傷筋動骨，另一方面又害怕十年之後變成大號的諾基亞。

此外，還有西方聯盟中日益擴大的裂痕、困境難解的歐俄關係、積重難返的老齡化、難堪大用的軍事力量，以及已經升級到“3.0版本”的恐怖主義……這些還僅僅只是目前的端倪，沒人知道今後世事將如何風起於萍。

一大羣灰犀牛正在伺機而動，雖然默克爾很可能輕鬆贏得連任，但她的第四個任期也可能會成為最糟糕的一屆，讓她後悔自己沒有急流勇退。默克爾未來的歷史評價會是與赫爾穆特·科爾比肩，還是向魏瑪時代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看齊，目前依然是未知數；她也許會想，如果治國像贏得選舉一樣容易，那該多好啊。

默克爾還是合適的人選嗎？

面對這些內憂外患，德國人再次選擇了默克爾。的確，當下確實沒有更好的選擇了，舒爾茨的政策比默克爾更左，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能夠取而代之的特質；相比之下，默克爾至少久經考驗，她已經是西方大國中最富經驗、最有手腕的領導人了，《金融時報》甚至認為她已經可以歸入傑出領袖的行列，值得我們舉首仰望；但有人對她的評價並不太高。

雖然被稱讚成熟、穩健、務實、靈活，但她的執政風格卻是問題導向的，執政史更是幾乎由一個又一個危機組成，很少見到她有主動的建樹，更缺乏大手筆的改革。默克爾擅長“吸收各派政策精髓而形成自己的主張”，或者説就是奪走別人的關鍵議題為己所用，放棄自己原先的立場主張也不在乎。從廢除義務兵役制、改革教育制度、放棄核能、接納難民到最近突然支持同性婚姻，她對此樂此不疲。

這樣做積極地説是實用主義、博採眾長，消極地説就是沒有明確的價值取向、沒有定見。換言之，她並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幹什麼，對未來道路也沒有規劃。在這方面，默克爾遠不如撒切爾夫人，後者雖然執政時間不如前者、執政成績也是譭譽參半，但至少有明確的價值觀，有堅定的信念，也因此改變過世界。相比於蕭規曹隨的默克爾，撒切爾顯然更有資格被稱為鐵娘子。

沒有定見自然也就不會有那麼堅定的決心，也就沒動力、也沒必要“苟利國家生死以”。各界普遍認為、默克爾也不得不承認，今天德國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施羅德“2010議程”的蔭庇，而她恐怕沒有這個眼光、至少沒有魄力推行如此未雨綢繆而又痛苦不堪的改革，更遑論以自己的政治前途為代價。所以雖然默克爾的執政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前任、口碑也遙遙領先，但論起留給繼任者的政治遺產，恐怕將高下立現。

在大多數時候，默克爾總是避免採取明確的立場，只有當全國達成共識之後才下決定。這種風格説好聽點叫懂得靜觀其變、順勢而為，説不好聽就是沒有主見、隨波逐流，指望她力排眾議，實在是有些困難。在對難民敞開大門前，默克爾的確嘗試過逆民意潮流而動，但隨即全面投降，白白讓那位巴勒斯坦小姑娘在鏡頭前哭了一把。

德國人自己對默克爾“沿路踢罐子”的執政風格也不是沒有牢騷，他們甚至為此造出了一個新詞——“默克爾了（merkeln）”，意思是不做決定、能拖則拖。2013年大選辯論時社民黨的對手施泰因布呂克批評默克爾，説她的座右銘是“只要不出錯就行”、她的聯合政府四年都在繞圈；2017年，舒爾茨則批評她“只是在墨守成規”，“現在，我們在這個國家是能夠安居樂業。但是我們希望明天還能繼續安居樂業，所以你必須要向民眾解釋清楚：我們要往何處去？”很顯然，如果德國人真的有意回答這個問題、有意改弦更張，那麼默克爾並非當下最佳的人選。

“自由與民主之路”還走得通嗎？

德國人再次選擇默克爾顯然表明他們眼下還不想改弦更張，他們還是想繼續作為過去70年來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西方來面對今後危機四伏的世界。這裏固然有老齡化社會不思變革的因素，也有面對越來越強的不確定性更追求穩定的考量，還有對默克爾的經驗和能力的認可與獎勵；但最重要的，是表明面對一個劇變中的世界，德國人的主流政治認同仍然沒有發生變化。

即使是空前的難民危機、空前的文化衝突和空前的民粹主義浪潮，也沒能使德國人背離西方原來的價值觀念。即使在英國、美國和法國都有人憤怒了，德國人依然平靜，依然高度認同英媒希望他們捍衞的“自由與民主”，決心繼續堅持多元主義、人道主義和開放政策，繼續扮演反對者口中的“聖母”。

雖然默克爾在本次競選中時常遭到右翼分子的示威，雖然“好人（Gutmensch）”這個嘲諷看似單純、自我仇恨、歡迎難民的德國左翼的詞也流行於德國輿論場，但“車站鼓掌者（Bahnhofsklatscher）”依然是德國社會的主流。對德國選擇黨“德國的憲政體制何時反擊？這個該死的虛偽何時停止？”的疾呼，大多數德國人依然嗤之以鼻；那些“不受政治正確這種蠢話影響，勇敢地公開説出自己想法的人”依然被擠壓在德國社會的邊緣。雖然德國選擇黨可能贏得超過10%的選票，但“好人”們也在嚴陣以待，NGO和反對黨們現在正竭力為難民們爭取“家庭團聚”的權利，抨擊默克爾政府為入境人數設限的企圖。德國依然是那個被強姦者會向強姦者道歉的國度。

在這種氛圍下，很多話題依然不能討論，關於危機的公開辯論依然受到阻止，美國和法國那種全民的大辯論，在德國依然很遙遠。這並非全然由於“政治正確”，更多的也是因為德國人還沒有準備好去理解應對這些危機，他們希望“媽咪（Mutti）”能夠為他們隔離和規避風險，不願、也沒有準備好對若干關鍵性問題進行反思。

德國人也沒有多餘的運氣，大多數政治人物對於這些關鍵問題同樣沒有概念。默克爾在大選中的一騎絕塵，表明對她不滿的人既無法在制度內找到改變現狀的方法，也找不到夠格的替代者。默克爾作為一名糊裱匠的出色表現，避免了對政治共識的刺激與挑戰，但也使必要的改變失去了契機。她到底是德國的鎮定劑還是麻醉劑，目前還不好説。

總而言之，得益於目前的政治共識，那些或正在、或將要威脅德國和歐洲的危機都沒能使2017年的大選中飛出黑天鵝。但也正因如此，一些危機將變回房間裏的大象，一些灰犀牛則會更加被熟視無睹。雖然默克爾的確在過去的洪流中屹立不倒，但誰也不能保證她未來在狂奔的灰犀牛面前還能取得同樣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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