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揚：《使女的故事》除了“政治正確”，還有其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卓揚】
在今年第69屆艾美獎上，《使女的故事》一舉拿下最佳劇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導演、最佳編劇5項重量級獎項，成為本屆最大的贏家。
流媒體hulu可能沒有預料到，孤注一擲押寶的新劇，竟能力壓巨頭Netflix與HBO，讓同樣獲得多項提名的《西部世界》和《怪奇物語》辛苦陪跑。
自播出以來，《使女的故事》點燃了媒體對女性權利和女性題材作品的熱烈討論——這部現象級劇集究竟有怎樣的魅力呢？
美劇《使女的故事》在豆瓣、IMDb上均獲得高分評價
《使女的故事》講了什麼故事？
《使女的故事》改編於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於1985年出版的同名小説。
反烏托邦的背景下，故事的女主瓊（June）在一個女性被極端物化的未來掙扎着尋找希望。當她身為一個在出版社工作的獨立女性，和丈夫女兒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時候，她不曾預料到暗中滋生的極權主義將奪走她的一切。
面對社會動亂、環境災難和暴跌的出生率，原教旨主義的極端政權“基列”推翻了美國政府，篤信奉行《聖經》便可解決威脅人類的一切問題。當《聖經》成為了一切法律的依據，瓊因身為女性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己的銀行賬户，甚至失去了自己。
政教的獨裁者給予她的新身份是國家財產——她被剝奪了名字，成為大主教弗雷德（Fred）的“使女”奧弗雷德（Offred）。這些少數還具有生育能力的女人被送往統治者們的家中，代替其夫人為他們誕下後代——她們是國家的“行走的子宮”。
《使女的故事》劇照（圖/IMDb）
如此看來，《使女的故事》涉及了多種“政治正確”題材的相關討論：女性主義、宗教改革、美國的政治環境變化……況且，本屆艾美獎一掃近年來獎項的陽剛之氣，天平也看似傾向於“政治正確”地發現女性和多元文化。
與前三年的艾美獎大贏家《絕命毒師》、《美國犯罪故事》、《權力的遊戲》等相比，本屆的熱門除了《使女的故事》之外，還有同為女性題材的《大小謊言》，和講述非裔美國人説唱歌手之夢的《亞特蘭大》。“政治正確”，看似已經成為了影視作品在獎項競爭中的一張王牌。
《故事》背後的故事
在我看來，本屆艾美獎對女性和多元化影人的頌揚，不僅是因為觀眾意識到了白人男權主義籠罩多年的陰影，更是因為業界發現多元化的角色和故事依然可以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只有當觀眾和影人穿過偏見的帷幕，我們看到的作品才能反應出真實的現在與未來。
男性在銀幕上的霸權根深蒂固，讓普通觀眾已經習以為常，潛移默化地認為女性角色必然是柔美的花瓶。即便在今年夏天，第一部女性超級英雄電影《神奇女俠》票房與口碑齊飛，但實際上在去年全球票房前百的電影中，只有三分之一以女性為主要角色。
不僅如此，在圍繞女主展開的故事中，女性角色的發展也經常離不開男性的幫助。多少年來，迪士尼公主只能等待着被王子拯救——從白雪公主到睡美人，從小美人魚到貝爾，無論是多麼聰明獨立的人設，都免不了以美好的愛情為生命中心，對邪惡反派毫無還手之力。直到近年，我們才終於等到了《冰雪奇緣》裏的姐妹情深，和《海洋奇緣》中的野性冒險。
看着銀幕上一個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白富美們，難道給觀眾一個正常的、有獨立思考能力、不以嫁個好男人為追求的女主就那麼難嗎？
縱觀電影史，女性角色們常常沐浴在男性的凝視（The male gaze）之下：評論家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與敍事電影》中提出，影中女性常常是被凝視的客體，而主體觀眾被假設為男性。為了便於被觀看，女性角色變得物化和符號化，不僅承載着觀眾眼中的慾望，也是男性角色權威的最好裝飾品。這也是為什麼歷任邦女郎對於邦德系列不可或缺：還有什麼比降服一個又一個火辣尤物更能證明邦德的實力與魅力的呢？
蘇菲·瑪索在《007之黑日危機》裏出演“反面邦女郎”（圖/豆瓣）
男性凝視解釋了電影的鏡頭語言，而從劇情角度來看，有一個有趣的貝克德爾測驗（Bechdel test）可以簡單判斷女性角色的豐滿程度：想一想你最近看過的片子，片中至少有兩個女性角色嗎？她們相互交談過嗎？談話的內容與男性無關嗎？熱心的網絡數據科學家們分析了近40年內的電影，不出意外地，將近半數的作品沒有通過貝克德爾測驗。像《慾望都市》裏的米蘭達抱怨説：“四個聰明的女人除了男友就沒別的可聊了嗎？”
影視作品裏真實女性形象的缺失，也和業內女性工作者的狀態密切相關。奧斯卡影后艾瑪·斯通和珍妮弗·勞倫斯都曾公開批評好萊塢女星片酬遠低於男星的不公現象——2017年福布斯男星收入前十的總合，竟是前十女星的三倍之多。在去年全球票房前百名的電影裏，幕後的女性電影人的參與少之又少，只有4%的導演、11%的劇作者、3%的電影攝影師和19%的製片人身為女性。這讓人不禁聯想，熒幕上缺少富有深度的女性形象，是因為能塑造出真實女性的她們，卻被阻攔在了男權的壁壘之外。
《使女的故事》出師告捷，使瑞德·穆拉諾成為了艾美獎史上首位贏得劇情類最佳導演獎盃的女導演。在頒獎典禮上，穆拉諾感謝了全劇演員和原著作者阿特伍德，並特別感謝了女主角奧弗雷德兼製片人的伊麗莎白·莫斯。業內調查表明，當女導演掌鏡時，劇組往往會僱傭更多女性幕後人員。我們不難想象，女性主創的視角增強了《使女》女性敍事的層次深度，但更重要的是，女性主創們用成績向行業説明了自己的實力。
穆拉諾在剛開始做攝影師時，全劇組常常只有她一位女性員工。面對影視業對男導演慣性般的偏好，穆拉諾用行動挑戰着“人們覺得女孩不應該做這個”的刻板偏見。她在懷孕四個月時，在冰天雪地裏拍攝了《為了艾倫》。
“如果你不能做什麼事，只是因為你不想做。”穆拉諾説，“行業內總是覺得把大製作交給男導演會更安全，但這不應該關乎性別，重要的是個體的創作能力。女性創作者增加了選擇面，使行業內有不同類型的敍事者。你只需要選擇有所具備能力的人。”
而原書籍的作者阿特伍德，更是一位犀利的先鋒女作家。她廣泛涉獵30至50年代的科幻小説，發現這些科幻小説的鼻祖大部分由男性書寫，並由男性擔當主角，而《使女的故事》正是對此慣例的反轉。
《使女的故事》雖為科幻，但故事內核離現實社會其實並不遙遠。回想伊朗80年代前自由地穿着短裙的女大學生們，在革命發生後披上清一色的黑袍；再看看國內屢見不鮮的逼婚逼育、拐賣婦女……《使女的故事》並不僅僅是對未來的黑色預言，更是一次對歷史和現實的疼痛反思。事實上，故事中的細節多是現實世界裏先例的延伸：集體處決、黨衞軍、蓄奴制、美國宗教統治和一夫多妻制的歷史……日光之下，永無新事，而女性永遠是權力的祭品。
“這是一個關於人們的故事”
説到這裏，由女性主創制作、敍述一位堅強女性的掙扎的《使女的故事》，無疑是一部女性主義作品了。但在今年4月的翠貝卡電影節的劇集首映式上，劇組成員的回答卻出人意料。
“我不覺得這是一部女性主義的作品”，主演奧弗雷德的伊麗莎白·莫斯説，“這是一個關於人們的故事。女性權利就是人權”。而原作者阿特伍德持有相似的意見：“如果你把現實集成一個大雜燴，作為書的一部分，不免會有人説，這是‘女性主義’，但這不代表作者是以此為出發點進行創作。這樣的觀點是現實產生的結果。我書裏的事件無一不是真實發生過的，我沒有從女性主義出發，我寫的是我收集和看見的事情，可誰説我沒有被煽動呢？”
原作者阿特伍德在電視劇中客串了一位甩女主角一巴掌的無名嬤嬤……（圖/豆瓣）
沒錯，撇開“政治正確”的標籤，《使女》講述的故事討論了我們都迫切關心的社會話題：當代獨立女性的身份、民主制與專政、階級自由和平等……面對當下歐美局勢的動盪、極端宗教分子的威脅、可能的戰爭陰影，我們迫切需要一部這樣的作品來促使我們思考。而劇集本身精心的表演與製作，更是無愧於艾美獎最佳劇集的殊榮。
《使女的故事》不在於為女性主義著書立碑，但是富有着女性主義精神。當代社會對“女性主義”持有刻板印象，但也有多元化的解讀。
劇組和原作者對“女性主義”標籤的迴避，也是在鼓勵觀眾們關注故事中性別之外的極權、宗教、人性等話題，而這些話題也與女性的權利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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