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鵬：雖然只是一家複印店，我卻看到了一種精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曉鵬】
9月25日，新華社全文發佈了中央和國務院《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這是中央首次明確發文要求弘揚企業家精神，肯定企業家精神的地位和價值。
那麼，什麼是企業家精神？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何重要意義？我們需要弘揚什麼樣的企業家精神？對此，我曾在《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一書用第11章《微觀基礎：企業家精神與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和第15章《企業家精神演變的四方向假説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行過分析，認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此書出版五年後，企業家精神終於正式寫進了中央文件，令人深感欣慰。我將這兩章的核心內容整理成文，對企業家精神的實質和內涵加以解釋説明，供關心這一中央文件精神的朋友們參考。
一、改變市場需求和生產成本的企業家：以華為為例
在利潤驅動和市場競爭的內外動力共同作用之下，市場上的企業家們，必須不斷地進行創新，創造各種各樣符合消費者個性需求的產品出來滿足市場需求，不斷採用新的技術和優化內部管理方式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滿世界的去開拓市場、建立銷售渠道……
這個過程，就在客觀上促進了經濟增長和全社會生產效率的改進。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步一步地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是逐步釋放這種“企業家精神”或者説“企業家才能”來推動經濟發展。
我們以現在中國最大的通訊設備製造商華為公司的成長為例來説明上面的分析。
年輕時候的任正非
華為公司的創始人叫任正非，是一個轉業軍人。改革開放初期，到深圳創業，於1987年建立華為。最開始做的事情，是給國外的通訊設備製造商做銷售代理。按照一定的價格把國外的交換機（一種建設電話手機網絡必須的通訊設備）買回來，然後在國內把它們銷售出去，賺取一點中間價差。由於產品必須從國外廠商那裏購買，國外廠商賣給各個代理商的價錢都一樣，對於進貨成本，華為完全不能控制。此時，華為的平均生產成本是它自己無法改變的。如果用經濟學術語來説，就是華為此時面臨着一條水平的供給曲線。
買進來以後，華為公司要想辦法把這些設備推銷出去，主要是賣給各地的電信局。這種“跑銷售”的行為，就是一種為自己開創市場需求的“企業家行為”，它有效降低了市場的交易成本，使得交易得以達成。銷售搞得好，就能多賣，或者賣個好價錢。
所以，作為代理經銷商的華為，它的“企業家精神”主要就發揮在為自己創造需求上，而不用管生產成本。華為的利潤，主要從挖掘市場需求、克服市場交易成本上來。
剛開始，華為公司的利潤不錯，但隨着幹這行的人越來越多，很多小的代理公司都從國外進口交換機來跟華為公司搶生意，拼命壓低銷售價格。這樣，市場環境就惡化了，華為所面臨的市場需求被大大壓縮，利潤空間變小。
創業初期的任正非
為了謀求更大的發展，任正非就被迫要讓華為公司轉型。從一家沒有掌握核心技術的代理公司，轉變為一家能自己生產交換機的高科技公司。這樣做很辛苦，風險也很大，但市場逼着他轉。任正非經營多年的利潤全都拿出來搞研發，而且還貸了一個億的高息貸款。據説，做此決定之時，任正非跟他的創業團隊説：“搞不成，我就從樓頂跳下去；搞成了，我們就在樓頂上曬鈔票，免得太多了堆在房子裏發黴。”
——市場競爭就是這樣，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給企業家巨大的壓力，也給了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企業家才能搞銷售、搞管理、搞研發的巨大動力。
經過辛苦的研究開發，華為終於研製成功了自己的交換機，成本不到國外同樣產品的五分之一。於是，它們的生產成本立刻大幅度向下移動，大概只有從國外進口的五分之一。
研發成功以後，華為公司的生產成本就大大降低，利潤擴張。任總的日子立刻就更好過了。
華為自己生產的程控交換機，跟國外生產的質量上有差距。但由於生產成本大大降低，即使以更低的價格也能賺到更多的錢，華為的利潤空間還是增加了。它不僅包括了銷售的利潤，還有生產的利潤。此時作為企業家的任正非所賺到的錢，就是他開拓市場和組織生產研發的才能的回報。
有了生產成本的優勢，華為公司的推銷員開始全國跑，向各級電信主管部門推銷自己的產品。中心城市的電信局比較有錢，也更信任國際知名品牌，這方面華為公司缺乏優勢。任正非便制定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銷售戰略，重點打開市縣一級市場。這些地方的電信局錢不多，又想發展本地區的通訊網絡，廉價的國產貨就是很好的選擇。
能夠跳出中心城市的激烈競爭，到小城市小縣城去開拓新的市場，建立了全國性的銷售服務網絡，也就大大拓展了華為公司所面臨的需求空間（同樣的價格可以賣出去更多產品）。
同時，為了降低因企業規模擴大帶來的管理成本，任正非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來幫忙制定《華為基本法》，完善了華為公司內部的組織管理。通過類似的一些措施，管理結構理順了，可以僱傭更多的勞動者而不會導致“邊際成本”過高。技術研發和管理效率的改善，大大提高了華為公司的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
就這樣，通過一點一點與對手的競爭和自己的開拓、研發、革新，華為公司逐步成長壯大。從一家微不足道的小公司，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到2010年，年銷售額超過了284億美元，僱傭人數超過11萬。2011年，華為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網絡解決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二大電信基站設備供應商。
總結下來，華為的成長，主要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開拓市場，第二件是生產產品。這兩件事看起來很簡單，華為的所有競爭對手都在做。但華為做到了最好，這就是讓它能夠在競爭中取勝的原因。通過創造性的開拓市場和組織生產，超越競爭對手賺取利潤，正是企業家精神的核心。
二、企業家利潤與企業家才能的關係
任正非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回報。這種回報，現在的主流西方經濟學理論解釋起來有很大的困難。因為，根據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競爭會讓利潤趨於平均。為什麼總會有那麼少數的大企業和大企業家能夠獲得“超額利潤”呢？這是由於市場競爭不充分所致嗎？
企業家利潤是客觀存在的，動態的競爭會讓某一些企業家的利潤減少甚至消失。但從整體來看，競爭為何並沒有使企業家利潤消失？
其間的原因，我以當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兩個人，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為例來進行分析。
二人所從事的行業都是充分競爭的——軟件產業和投資行業有無數的企業，有無數從世界一流大學畢業的高材生躋身其中，有大量的資金湧向這兩個行業。但幾十年過去，人才和資金的流入，都沒有讓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獲得的超額利潤消失——不僅沒有攤薄，反而越來越多。而這兩個人，都是在一個比較公平的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並不是因為有什麼特權可以搞壟斷。這樣的例子並非特例——大部分知名企業家都是靠競爭積累起鉅額財富，競爭並沒有讓他們的超額利潤消失。
薩繆爾森在他的名著《經濟學》中談到“競爭導致超額利潤消失”這一所謂的“經濟學規律”的時候，這樣説：
“這一分析結果可以很好地用來解釋個人電腦市場。最初，電腦廠商，如蘋果公司和康柏公司，贏得很大的利潤。但後來隨着個人電腦產業進入壁壘的不斷減少，許多小企業也進入了這個市場。今天，這個產業有為數眾多的企業，每一家只在市場中佔一小部分份額，儘管它們不停努力，但仍然無法贏得與其努力相稱的經濟利潤。”
iPhone推出以來，蘋果、微軟和谷歌的累積利潤增長趨勢圖
如果這一説法成立，蘋果公司的經濟利潤由於“市場壁壘的不斷減少”將會被降低甚至消失。但是，2011年，蘋果公司已經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在這期間，有無數的中小電腦企業誕生、壯大、破產，並未讓蘋果公司的超額利潤消失，蘋果公司喬布斯本人也成了億萬富翁，成百上千的個人電腦企業老闆的資產加起來也不如他一個人富有。所以，薩繆爾森的經濟理論分析固然嚴謹，但所舉的這個例證卻與實際情況不符——激烈的競爭並沒有讓蘋果公司的超額利潤完全消失，相反，超額利潤反而越來越多。
實際上，在任何一個競爭激烈的行業中，都不難發現這一的現象：競爭使不同企業或企業家獲得的利潤差距趨於擴大，而不是減少。
造成這樣事實的原因是：資金的利息和普通勞動力獲得的回報會趨於平均，而企業家才能的回報則不會趨於平均。
資本和普通勞動力可以近似的理解為具有同質性的東西。因此，資本之間的競爭和普通勞動力之間的競爭，會使得它們的回報趨同。但企業家精神或者説企業家才能，是人類創造力的體現，它不能被複制，也無法被替代，因而也就無法通過競爭使它們的回報趨於平均。
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行業：比爾·蓋茨從事的軟件產業和巴菲特所從事的投資業。這個行業裏面的人的創造力並不相同，可以大概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蓋茨和巴菲特這樣的頂尖人物，第二個層次是該行業的一流企業家，第三個層次是普通企業家，第四個層次是這個行業的普通從業人員。
這四個層次人物所具有不同的企業家才能，而這種才能很難被複制和替代。於是就會出現如下現象：第四個層次人才的流進和流出，難以攤薄前面三個層次的人物所獲得的企業家利潤。同樣，第二第三層次人才的流進和流出，也難以對蓋茨和巴菲特這樣處於第一個層次的人的企業家利潤產生影響。
巴菲特和比爾·蓋茨
只有處於同一層次之間的人，才能進行有效的競爭。不斷地會有處於底層的人物，通過自身奮鬥進入更高的層次，但這種人始終只會是鳳毛麟角。四個層次的格局總體而言是十分穩定的。
如果把微軟交給一個處於第二或第三層次的人物打理，他就難以取得像比爾·蓋茨這樣的成就，並可能會最終把微軟變成一個第二流的企業（這個預言看起來正在變成現實）。
人類的創造力千差萬別，可以分為很多個層次。整體而言，這兩個行業的人的收入水平將表現為一個典型的金字塔結構。競爭並不能改變這種結構。而且，由於處在較高層次的人會擁有越來越多財富，可以用更多的部分進行投資，也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不同層次之間的財富差距將會拉大。
總而言之，競爭的最後結果將會是這樣：
企業家才能處於同一層次的人分享差不多的企業家利潤，無論他是做軟件還是做投資還是賣報紙（比如《華爾街日報》）或者賣汽水（比如可口可樂）。那些才能處於較高層次的人，都會成為億萬富翁.
在同一個行業，企業家才能不同的人則分享不同的利潤，競爭不會使利潤趨同。較低層次的人才或者他們掌控的資金在一個行業進出，不會對較高層次的人物在這個行業所獲得的利潤構成威脅。
如果一個行業成為夕陽產業、無利可圖，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發現轉行的交易成本小於因停留在某個行業帶來的利潤的減少，他們就會立即進入新的、利潤更為豐厚的產業。
因此，總體而言，標準化的資本和普通勞動力的所有者收入會趨於平均化，而無法標準化的企業家才能所帶來的收入則不會出現平均化的傾向。
現實中的人是有創造力的，這是人與其它動物最根本的差異之一。不同的人在創造力上的差異，往往決定了其在經濟活動中取得的成效。以創造力為核心的人類經濟才能，在所有經濟要素中居於核心地位。因此，不能將企業家才能和普通勞動力混為一談，以此來簡化經濟分析。若如此，經濟分析就會失去靈魂。
三、企業家利潤長期存在的證實與原因分析
對於上一節的分析，可以以網絡購物的數據來做一個初略的實證。
網絡購物是一種交易成本很小的交易方式，看起來非常接近古典經濟學家所描述的完全競爭市場。在淘寶網上，買家可以通過搜索引擎極快地找到數十上百個銷售同樣商品的賣家，比較價格然後購買。由於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擔保，交易的風險很小。無論買家在哪家店鋪購買，其交易成本看起來都很低而且很一致，即“搜索成本+價格+郵費”。而郵費也基本全國統一：快遞費每公斤10元人民幣左右。無論從廣州到北京一千多公里的路程，還是從廣州到深圳幾十公里的路程，基本都可以做到當天發貨第二天送達，時間成本也相差不大。
在此情況下，賣家之間的競爭會不會導致“超額利潤”或“企業家利潤”消失呢？
以一種標準化程度最高的產品為例：日本佳能公司生產的新單反相機600D。之所以選擇單反相機，有幾個因素：
首先，它代表了人類目前消費類工業品的頂級品質。日本人在數碼相機領域以其極為可靠的品質把別的國家相機生產商擊敗，佔據了幾乎全部的市場份額。而單反相機又是消費類相機中的高端產品，做工極為可靠，故障率非常低。
其次，售後服務主要由佳能公司提供。淘寶網上的賣家不需要提供維修服務（他們一般都只提供七天退換貨的保證）。這種產品可以看成是接近於完全同質的，也即消費者無論從哪個賣家那裏買到佳能600D相機，都是同樣的東西。
第三，由於單反相機對生產工藝要求極高，此領域不存在假冒產品。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買到假冒的佳能單反相機。這樣，消費者與賣家之間的信息差距很小。本文在做數據採集的時候，600D相機剛剛上市，也暫時不會出現翻新機（以用過很長時間的舊機器冒充新機器）。
在這樣一個價格比較如此容易、信息獲取成本這樣低、商家數量有這麼多、產品幾乎完全同質的市場裏面，能觀察到商家的利潤趨於平均麼？或者説，能觀察到一種接近完全競爭模型所描繪的那種競爭結果麼？
通過淘寶網的搜索引擎和銷量排序，在2011年6月21日下午4點21分可獲得如下數據：
1.在淘寶網的“佳能600D套機”（也即機身和原廠鏡頭18-55 IS一起出售）這個名錄下，共有534個銷售條目，包括了325個賣家。
2．這325個賣家的銷售價格略有差別，但是總體而言單機不含鏡頭的價格在5000元左右，套機（含鏡頭）的價格都在5500元左右——公開的競爭讓價格比較接近。
3.銷量最大的賣家並不是價格最低的，而銷量最小的也不是價格最高的。
4.銷量整體而言呈現金字塔分佈。一個月內銷量超過400台的有2家，300至400台的有2家，100-300台的3家，50-100台的4家，2-50台的17家，1台的22家，剩下的275家在一個月內沒有一台成交記錄。
第4點看起來完全違背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希望得到的結論——自由競爭將會導致平均利潤。通過對別的單反相機、別的非單反數碼相機，以及一些不太同質但極為簡單的日用品比如只賣一兩塊錢的白布手套（由於幾乎沒有技術含量，可以認為賣家之間的競爭是非常接近完全競爭的），所得到的結果完全一樣。對國外網絡交易網站EBAY的分析也是一樣的。
這個結論是如此明確和普遍，所以沒必要再舉更多或更精確的數據來説明了。任何人都可以隨時上網打開淘寶，隨意挑選一個產品類目進行驗證。幾乎所有的產品類目下都會存在這樣的規律：銷量呈金字塔結構排列。
其間的原因，不在於賣家所銷售的產品有好有壞，而在於賣家銷售才能的差異。銷售才能，是企業家才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家改變他所面臨的需求曲線的一種能力。這種才能是不同質的、千差萬別的而又是難以模仿和複製的。
什麼樣的賣家能夠賣出更多的產品呢？本文主要討論經濟理論而不研究市場策略，因此只給出一些顯而易見的直觀的觀察結果：
——那些把網頁裝飾得更漂亮的，網頁上提供了大量豐富的甚至具有煽動性信息的賣家往往能賣出更多的產品；
——那些從早到晚都保持及時網絡通訊工具在線的賣家。由於買家可以隨時與之溝通，商討具體的交易條件，他們就會比那些不怎麼上網的賣家賣出更多的商品；
——那些更懂得溝通技巧、善於談判的賣家也能賣出更多的商品，等等。
這些，都可以看成是企業家創造或改變自己所面臨的需求曲線的才能。
總之，在市場上，廠商不能指望只需要標出與別人同樣的價格就把東西大量的賣出去，而必須想辦法推銷自己的產品。如果企業家真的像完全競爭模型所描述的那樣只管埋頭生產而不顧市場需求，企業就很有可能會破產。
同時，競爭中的“馬太效應”也顯而易見：那些銷量較大的賣家由於有很多的成交記錄、有很多買家的評價，也就容易賣出更多的產品。
如果網絡購物看起來不能很好的代表現實的話，可以再來看一個身邊的實例：
在每個大學校園裏面都有很多小型複印社。由於學校裏面複印打印的量非常大而校園又很小，同一個校園內有很多很小的複印社在進行競爭：他們的價格都差不多，也很便宜，單張複印或打印的利潤都很薄。
在這種情況下，校園複印社是不是都在分享平均利潤呢？從單價來看是這樣，但由於每個複印社的經營者所佔據的地點不同、服務態度、效率以及攬活能力的差異，他們之間的競爭同樣不會導致利潤趨同。
資料圖
2000年，作者剛剛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本科學習的時候，在西區有一片破舊的平房區，被稱作“便民市場”，裏面有各種廉價的餐飲、書店和複印社。我時常去其中的一家打印複印，老闆是姐弟兩個，還有弟弟的女朋友，總共三個人。
他們家的價格跟別家一樣，我一直選擇在這家打印是因為它挨着一家小書店，在等待複印的時候可以到旁邊的書店翻翻書。而且跟老闆熟了以後，也可以節約“談判成本”——每次複印之前根據自己複印的數量都可以大概知道自己能夠得到什麼樣的折扣。
後來便民市場拆遷改造，這家複印社也搬走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人民大學實驗樓的一間小房子裏面見到了那個弟弟的女朋友。她告訴我他們在這個小房間臨時接一些業務，現在正在尋找更大的營業場地。
又過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又發現他們家搬到了人民大學東區的另一個便民市場。這時，弟弟和他女朋友結婚了，營業場地稍微變大了一些，僱了三個人在經營，夫妻兩個做老闆。姐姐做別的生意去了。
又過了幾年，東區的便民市場也拆遷改造，他們又搬走到人民大學南門外的一家民居繼續辦複印社。很巧的是，我碩士畢業後也在人大南門外租房居住，所以在打字複印的時候又找到他們家去了。
這時已經是2007年，他們的營業面積已經增加到了大約100個平方米，添置了大型的印刷機、裝訂機，電腦、打印機、複印機都購置了很多，可以製作很漂亮的彩頁，服務流程也優化了，僱傭了七八個員工，每天都忙成一片，晚上十點過去還在加班。這時他們有了小孩，老婆一邊照顧小孩一邊盯着員工幹活，老公則買了一輛中級商務車天天在外面跑業務攬活。
他們的業務還是以人大為主，主要是給人大的師生製作論文、印刷會議資料等等。但來自別的單位的業務也在快速成長，營業額已經相當可觀，收入水平應該是很高了——至少肯定遠遠超過校園裏普通的複印社。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增長中，一個很普通的白手起家的企業家成長的故事。這個複印社到底如何成長起來的？如何拉到更多的業務？如何克服幾次搬遷帶來的麻煩？怎樣找到更合適的經營地點？這些細節都無法知道。但可以明顯看到：即使是利潤很薄競爭很充分的校園複印社，也面臨着非常複雜的經營狀況，才能出眾的企業家可以賺取相當豐厚的利潤並且發展壯大。才能一般的人可以繼續維持，而經營不善的複印社將會關門。
雖然不知道確切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市場中，競爭不會使所有的複印社經營者所獲得的利潤趨於平均。
從2000年到2007年，校園打字複印市場的競爭使得複印的平均價格從每頁0.1元左右下降到0.08元左右[注]，下降了20%，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這個下降比例將會更大。如果有複印社想收取每頁0.2元的複印費，它很有可能失去所有客户。看起來競爭使得“超額利潤”消失了而達到了“平均利潤”。
但這只是一個單位價格帶來的假象。由於每個經營者的企業家才能不同，他們所面臨的需求曲線也不盡相同，由需求曲線帶來的邊際收益曲線與供給曲線的交點所代表的業務量也就不同，因此也就獲得了各自不同的利潤。在打字複印價格不斷下降的同時，作者所觀察的這家夫妻店卻不斷地賺到了更多的利潤。這裏面就包括了他們開拓市場和降低成本而獲得的“企業家利潤”，或“超額利潤”。
這個事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能被解釋為“特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濟奇蹟，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們在競爭中發展壯大的結果。
四、企業家精神的內涵與經濟內生增長的動力來源
我們對企業家精神或者説企業家才能做一個歸納：企業家精神，就是克服各種實際困難（用經濟學術語來説就是克服交易成本）、改進企業所面對的需求（擴大市場）和生產成本的創造力。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將企業家精神歸納為5種情況，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改變需求的行為和改變生產成本的行為：
1.採用一種新產品或一種產品的新特徵（前者是創造新的需求，後者則通過降低產品的可替代性使現有的需求變得更加剛性）；
2.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改變成本）；
3.開闢一個新市場（使需求擴張）；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改變成本，擴大成本與市場價格的差距）；
5.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提高生產效率、改變生產成本）。
熊彼特説“我們所叫做的企業家，不僅包括在交換經濟中通常所稱的‘獨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實際上完成我們用來給這個概念下定義的那種職能的人，儘管他們是（現在逐漸變成通例）一家公司的‘依附的’僱傭人員”。
也即企業家精神不僅企業的管理者可以有，企業的所有人員——只要他們發揮創造力改變了企業所面臨的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就都可以説他們有企業家才能，而且也可以分享“企業家利潤”而不是勞動力工資。企業的老闆的收入也有一部分作為無創造力的勞動投入的工資，而大部分企業的員工除了固定工資以外還會有獎金或某種“提成”，如銷售提成和績效工資，這是對他們企業家才能的回報。
但是，我們又不能同意熊彼特關於“創新就是創造一種新的生產函數”的觀點。這句話並不全面。企業並不僅是一個生產函數，它還要負責把它生產出來的產品銷售出去。正確的説法應該是：企業家的職責是組合生產要素和開拓市場。創新除了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改變供給曲線以外，還包括了改變需求的行為。
市場競爭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穩定是偶然的，變化才是必然的。企業家精神必須時刻保持。一旦企業家精神喪失，企業的需求就會失去剛性或者大幅度萎縮，利潤就會減少和消失。
經濟資源的組合，不僅是數學上數量之組合，不是“30%的資金購買土地+30%的資金購買機器+40%的資金支付勞動力工資”這樣簡單。資源的組合，是企業家運用其創造力，克服各種交易成本而建立起來的。每一個企業，其資本與勞動力的組合方式都不完全相同。在每一個現存的點，都可能存在規模經濟消失、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但是，企業家才能可以改變這種情況，使資源組合的規模經濟邊界擴大。而這種邊界能否擴大、能夠擴大到多大，無法在數學上定義，也無法被經濟理論提前預知。
資源組合的規模經濟邊際，是企業家創造的。
以汽車產業為例。一般認為，汽車產業規模效應的下限是30萬輛左右，但上限則無法確定。2007年世界上最大的三大汽車集團，豐田汽車年產量950萬輛，通用汽車年產量930萬輛，而國內年產量最大的上海通用年產銷量約40萬輛，最小的就更少。
這樣巨大的差距到底是什麼造成的？豐田汽車公司並非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年產量900萬輛，而是在市場競爭中不斷成長壯大。則汽車生產的規模邊界，即與過去幾十年汽車生產技術的進步有關，更和豐田汽車公司不斷變革自身生產模式，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豐田模式”。對一家汽車企業來説，它的產量在30萬輛到900萬輛這樣一個巨大的區間內，規模經濟的邊界在哪裏？它的邊際成本曲線與邊際收益曲線的交點在哪裏？這主要不是現在人類的技術水平決定的，主要也不是可獲得的資本和勞動力數量決定的，而是這家企業的管理者的企業家才能所決定的。
生產汽車的利潤很高，但是現在擁有一筆巨大的資金，就可以買地建廠、購置生產線、招工生產，然後去“攤薄”豐田、通用這樣的汽車巨頭的“超額利潤”，最終和它們共享“平均利潤”嗎？答案是，只有極少數人可以，大部分人不行，也即只有具有極強的企業家才能的人才有可能。
因為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決定了：那些不能擴大規模經濟邊界的企業，其利潤空間將會被競爭者逐漸蠶食，直至破產或者被兼併，只有那些能夠不斷創新、不斷擴大規模經濟邊界的企業能夠在競爭中發展壯大。如果一個產業本身的規模經濟技術上限已經達到，企業家就會轉而投資於別的產業。
則在宏觀經濟制度較為穩定的前提下，經濟增長在微觀層面可以描述為：由企業家在市場競爭機制下，通過創造性的開拓市場和優化資源組合，推動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不斷外移所帶來的服務或產品的產量增加。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就是企業家在利潤動機的趨勢下、在資源約束條件下，推動了經濟增長。
至於企業家到底是如何改變微觀需求和供給的，並不屬於經濟學的研究範圍，而應該是管理學和市場營銷學的範圍。如果這種學問可以被標準化，它立即就會被模仿或複製，從而使創造者在市場競爭中喪失優勢。企業家必須繼續創造出一些非標準化的東西出來以獲得新的競爭優勢。經濟學家永遠只能對已經被創造出來的問題加以研究，而永遠無法將創造力本身變成數學模型加以研究——除非企業家的創造力徹底枯竭。
在一個存在交易成本的、更為真實的市場經濟中，企業家通過創新來克服交易成本來組織生產和開拓市場，優化勞動力與資本的組合來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生產的規模經濟邊界。在市場競爭機制下，做得最好的企業家將獲得最大的企業家利潤，而做得不好的企業家就很難獲得超額利潤，甚至可能倒閉破產。通過這種優勝劣汰的機制，整個經濟體系不斷挑選出最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物來控制生產要素的組合以組織生產，並通過創新推動經濟不斷增長和結構優化。
從長期來看，企業家的創新行為，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使得大部分中國的企業家都能夠努力經營企業，踏踏實實地從為社會創造財富中獲利。在這個過程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做過遊走在制度和法律邊緣的事情，這是整個制度轉型時期必然出現的現象。但他們能夠為自己贏得財富和名聲，最重要的還是他們發揮了自己的企業家才能，創造出能夠符合市場需求的質優價廉的產品或者服務。這樣一大批的人物，也就成為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中流砥柱。如果沒有這樣一大批人物的成長，任何資金的投入、勞動力的投入、技術的投入，都必然是低效的。對企業家成長的制度環境的解讀，應該成為解讀中國經濟奇蹟的關鍵一環。
（節選自李曉鵬《這個國家會好嗎：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注] 之所以説左右，是因為每次交易的具體價格都會根據複印量和雙方談判才能的不同而不同，在現實世界裏的競爭幾乎不存在使價格完全一致的情況。
作者簡介：李曉鵬，經濟學博士，國研智庫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員。主要著作有《這個國家會好嗎》和《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