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旭：西方“中國觀”在新世紀的三次轉換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吳旭】
什麼是“西方中國觀”？簡單來説，就是在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發達國家中，其主流知識界和決策層對於中國的總體認知和評判。
從2000年到2014年，二十一世紀前十五年，從世界史研究的角度看，時間跨度太小，還不足以沉澱出具有歷史影響力的大型思想體系和脈絡。但對於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關係來説，這是一個東西方“實力架構”和“心理平衡”同時被打破，歷史座標體系和觀念話語體系同時被重整的裂變期。在看似平穩的外表下，整個世界因為中國超乎西方想象的崛起規模與速度，經歷了、並正在經歷着如同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一般的站位和重組。
如果將盟友和敵人設定為相對固定的兩大陣營的話，中西方關係目前正處在“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中間過渡時期。而這種不穩定的過渡性，貫穿於二十一世紀前15年中西方之間所有的波波折折。是敵人，還是朋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價值觀立場和永遠躲不過去的地緣實力評判因素。中西方關係的複雜性，也恰恰反映在“朋友”與“敵人”這種簡單的兩極歸類劃分法，無法涵蓋其性質和現實。
（圖/新華國際）
為了描摹這個獅身人面、陰陽一體的“怪獸”，西方的國際關係學界特別創設了幾個獨特的雜交概念。流傳最廣的包括像哈佛著名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創造的“Chimerica”（將中國和美國的名字拼湊在一起），以及將英語單詞中的“敵人”（Enemy）和“朋友”(Friend) 各取一半所創造的合成詞：“敵友” (Frenemy)。這幾個概念一經提出，便在媒體和相關學術界大行其道；因為它將中西方之間這種“一手擁抱，一手握劍”的尷尬奇特關係，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
以上的敵友混合劃分法，正好為本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而實用的指標衡量體系。為更全面地梳理“西方中國觀”生成和演變的軌跡，本研究將考察樣本羣設定為四個既相互關聯、又自成體系的領域；分別是：（1）與中國有關的西方學術界研究成果；（2）西方政界和外交領域的公開文獻資料； （3）西方主流傳媒和新聞評論界的報道論述；（4）西方一般公眾輿論中的涉華民意部分。在遴選、對比和總結西方對華觀念轉變發展的大致脈絡後，本研究將“西方中國觀”在新世紀的沿革大致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是，半敵半友期（2000-2005）；亦敵亦友期（2005-2009）；實敵虛友期（2009-至今）。
潛龍在淵：半敵半友期（2000-2005）
在西方的國際關係學界和智囊思想庫中，中國“龍”的特質，在新世紀之初已經被發現並大加渲染。但是，總體來講，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國龍還是處於“潛行”狀態，而且其起點也不高，也未必就能夠騰空而起，仍處於可上可下、陰晴未定的“淵藪”之中。
至於説到實力，在西方意見領袖和政治決策羣中，可以明顯感到對於中國未來崛起所抱有的懷疑多過信任、調侃多過讚頌的心態。在這一時期，西方中國觀的主導情緒中，混雜着驚訝、質疑和傲慢這三重色彩。
首先，西方社會從上到下普遍驚訝於中國發展的速度和崛起態勢。2001年中國成功叩開世界貿易組織的大門後，徹底去除了橫亙在崛起道路上最大的、也是最後一塊障礙。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事件，無疑為中國龍的騰飛提供了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戰略機遇期。在接下來的五年中，美國深陷阿富汗、伊拉克兩場反恐戰爭的泥潭中，無法自拔，更無暇他顧；而中國乘勢攻城掠寨，埋頭奮進，短時間內佔據了世界市場的大塊份額，併為自己贏得了“世界工廠”的頭銜。等到西方決策者們重新把目光轉向東方時，中國已經今非昔比，騰飛在即了。
關於這一種傾向，比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西方言論和著述包括：《中國軍事現代化》（2004，David Shambaugh），《中國紅色資本家》（2003， Bruce Dickson），“中國即將到來的變革”（2001, 《外交事務》雙月刊，，“中國的新革命”（美國《時代》週刊封面特別報道，2005）, “中國如何主導世界經濟”（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報道，2005），“中國龍：新的世界強權的誕生”（德國《明鏡》週刊，2004。
另一種西方中國觀的主導情緒是無所不在的質疑。這種質疑的聲音，幾乎伴隨着中國每一步的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在中國取得成功時，你可以聽到如背景音一般的陣陣懷疑聲；在中國遭遇挫折時，這種聲浪立刻彙集成一股潮流，吞噬掉剛剛萌芽的一些積極正面因素，將中國形象瞬間打回原形。
這種質疑，主要聚焦在幾個主要的問題上：中國的發展是否可以持續？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夠繼續其威權統治？中國的發展對於世界來説，到底是福是禍？這種普遍的質疑聲，在2003年中國非典危機時，達到了某種程度的最高點。
代表這種情緒的有影響力的作品包括：《中國即將崩潰》（2001，章家墩），“中央帝國乾渴難耐”（2000， 《外交事務》，William Gamble），“中國奇蹟背後的幻象”（2004，《外交事務》雙月刊，George Gilboy）；“當中國改變後”（2000，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報道），“非典病毒：這是否會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2003，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報道）。
最後的一種傲慢情緒，更多是延續數百年來西方對華態度中那種居高臨下的慣性態勢。這種傲慢，不同於簡單意義上的輕視和貶低，而是一種夾雜着獵奇、看笑話、“不明就裏”所以“不置可否”的隔岸觀火狀態。它既可以是驚奇之後的自我解嘲，也可以是懷疑之後的自我安慰。
美國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Aaron Friedberg 在其2011年出版的《爭霸：中美在亞洲的主導權之爭》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記述二十一世紀頭幾年瀰漫在華盛頓“中國專家圈子”裏面的共同情緒：“絕大多數我遇到的中國問題專家們幾乎都認為，所謂的中美敵手關係，要麼是根本不可能出現，要麼是太恐怖以至於無法設想，要麼是太危險以至於根本不能討論——好像討論這個問題都會增加它出現的幾率一樣”。細究來看，Aaron Friedberg所描述的恰恰是中國發展過程中那稍縱即逝的換檔磨合期，以及中西方關係從一個層級過渡到另一個層級的模糊階段。
當然，在西方主流政治精英和決策者的眼中（當時處於統領地位的是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團隊，他們相信二十一世紀仍舊是“美國世紀”，並且誓言要將一切潛在的敵手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國和西方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既夠不上朋友的資格，也算不上一個真正的對手，因此，稱為“半敵半友”也許更恰當。
現在轉頭來看，這五年時間，恰恰是中國從青澀走向成熟的戰略機遇期。到了2005年秋天，當中國的高級政治智囊鄭必堅在美國的《外交事務》刊物上發表“中國的和平崛起到大國地位”一文時，正式宣告了“中國龍”五年潛行的結束。
見龍在田：亦敵亦友期（2005-2009）
2005年以後，曾經在西方對華評論中佔據一定比例和影響的“中國崩潰論”，在這一時期，基本上銷聲匿跡了。而過去十年中起起伏伏的“中國威脅論”，也因為中國在全球反恐大格局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新態勢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改換了一種新面貌，以“中國責任論”和“G-2”（中美兩國共管世界）等“黃袍加身”的形式呈現出來。
經過新世紀前五年的蟄伏，此階段的中國龍昂首翹爪，以不容置疑的強勢和力量，預示了西方主導世界五百年這一歷史大週期的終結。五年前的置疑者，此時還多多少少沒有緩過神來；而西方先知先覺的戰略思想者們，已經開始為“後西方時代”準備後事了：美國當時的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的一篇講話，標示着“西方中國觀”從“俯視中國”到“平視中國”的心理分水嶺。他在這篇不長的講話中，多次用到了一個新概念：“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或者譯為“負責任的持籌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一認知標籤細微轉變背後的巨大歷史意義，恐怕只有熟悉西方政治史和世界現代史的專家學者們才能感悟得到。
在這一中國觀發展的新階段中，主導西方學術界、新聞界、決策界集體情緒的三條主線是：震驚、反思和恐懼。
首先，前一時期帶有相對調侃和獵奇成分的“驚訝”，已經被中國強勢崛起這一無可置疑的事實所再次確認，而西方金融恐慌與北京奧運輝煌登場所呈現的反差效果，只能用“震驚”來形容西方世界的整體心態了。
這一時期西方有代表性的著述，充斥着諸如“新霸權”，“乾坤移位”，“新新世界秩序”，“魅力攻勢”等渲染性詞彙，無不顯示着視覺和心理上受到強烈震撼之後的後遺症。比如，《乾坤大挪移：中國和亞洲的新動力》（2006, 沈大偉編著）, 《中國：新霸權的收支表》（2006,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等），《魅力攻勢》（2007，Joshua Kurlantzick）；“新新世界秩序”（2007，《外交事務》雙月刊，Daniel Drezner）， “新帝國的黎明”（2007，美國《時代》週刊封面文章），“紅色中國的崛起”（2007，德國《明鏡》週刊封面報道），“新殖民者”（2008，英國《經濟學人》週刊封面特別報道）。
震驚過後，是西方知識界整體的深刻反思。中國發展奇蹟產生的巨大沖擊，不僅體現在直觀的感性層面，而且也深深觸及到西方學界、思想界、政治界精英人士的抽象和理性層面。
中國所走的道路，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都是跳出了西方所劃定的框架和模式，以一種“非西方”甚至是“反西方”的整體形態，超越了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軌跡。特別當西方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在新一輪“準蕭條”的金融危機衝擊下，顯得千瘡百孔、搖搖欲墜的時候，如果再來貶低和嘲笑“中國特色”和“中國模式”，就顯得太不識時務了。
於是，在反思的基礎上，中國作為世界勢力版圖上無可爭議的“一極”，被西方正式提出並確立下來。2005年9月，佐利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提法，就是一個大格局調整後的標誌性事件。順延着這個思路，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中美兩國啓動了一年一度的、由高層領導人蔘加的“中美戰略與經貿對話”機制。
這一階段，代表着這一“反思”思路的重要著作出版物還包括：《脆弱的超級大國》（2007, Susan Shirk），《中國幻覺》（2007，James Mann），《中國共產黨：萎縮與變通》（2008， 沈大偉）；“平等夥伴關係：華盛頓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經濟挑戰”（2008， 《外交事務》雙月刊，Fred Bergsten），以及“中國如何看待世界”（英國《經濟學人》週刊，2009），“來自遠東的衝擊”（德國《明鏡》週刊，2006年），和“毛澤東和中國式管理”（英國《經濟學人》週刊，2007）。
很多西方學者從中國的成功中看到了機會和一種嶄新的發展模式，但是，也有同樣多的學者看到了莫名的恐懼以及西方模式一統世界的終結。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John Ikenberry將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威脅上升到了事關“西方未來”的高度；在發表於《外交事務》雙月刊一篇名為“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未來：自由體系還能夠生存嗎？”的文章中，他給那些在震驚、反思過後，極度悲觀的西方人士開出了一劑解藥：“中國不僅僅是面對美國，它面對着一個以西方為軸心的體系；這個體系是開放的，包容的，以法律為基礎的，並有着深厚的、廣泛的政治基礎。簡單來説，現在的西方體系，是很難推翻，但卻是很好加入的。”“美國的單極世界必將終結。如果21世紀的決定性衝突發生在中美之間，那麼中國會佔有優勢；如果這一決定性衝突是在中國和一個更新換代的西方體系之間的話，那麼西方會獲勝。”
類似情緒的代表性著述還有，《中國幻覺》（2007，James Mann）， “美國的對華恐懼”（英國《經濟學人》週刊，2007年），“黃色間諜們”（德國《明鏡》週刊，2007年），“憤怒的中國”（英國《經濟學人》週刊，2008年）。
在世界的競技場上，新中國在摸爬滾打了半個多世紀後，終於從那個被忽視、被輕視、被蔑視的“輕量級”場下選手，成為了可以上場一拼高下的“重量級選手”。
萬眾矚目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在一系列自然的、人為的阻撓干擾下隆重登場，一個新興大國的“成人禮”在西方社會帶來了深刻的震撼與糾結。出於歷史詭異的巧合，當眩目的奧運會閉幕式的焰火在鳥巢上空緩緩散去幾個小時後，美國百年金融老店“雷曼兄弟公司”宣佈破產，從而拉開了全球次貸危機的序幕。
簡而言之，在西方人的眼中，這一時期的中國既是最可恨的朋友，也是最值得信賴的敵人。
飛龍在天：實敵虛友期（2009-2014）
2009年七月，美國企鵝出版社推出了英國學者馬丁·傑克斯的大部頭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時：西方世界的終結和一個新全球秩序的誕生》；甫一推出，該書立刻登上了大西洋兩岸“非小説類圖書”的暢銷書排行榜。
別説十年前，就是在五年前，單單這本書的書名都會招致西方學界和新聞界的譏諷和嘲弄。但是在北京奧運會勝利落幕、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瀰漫全球之際的2009年，沒有任何嚴謹的西方學者再會去指摘馬丁的表述是譁眾取寵的促銷手段了。
中國的崛起不再是預言，而中國自己也不僅僅滿足在經濟領域的崛起。像一條沖天而飛的巨龍，離開了淵藪，離開了田野，俯仰騰挪，首尾畢現。2012年年中，中國的經濟總量超越日本，從而徹底撕去了最後一塊遮擋在中美兩個雄心勃勃對手之間的幕簾。彷彿在瞬刻之間，美國聽到了中國龍越來越清晰的追趕腳步聲，而中國也感受到了聚焦在自己後背的瞄準靶心。
奧巴馬政府2009年一上任就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既是為了扳轉美國這艘巨輪的前進方向，也是為了應對在亞太地區早已失衡的實力天平。失衡的不僅僅是經濟實力，更讓西方普遍感到手足無措的是心理上的失衡和失落。
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不絕於耳的“中國威脅論”鼓譟，此時似乎反而銷聲匿跡了。代之而來的，是深刻的恐慌和擔憂。西方在此消彼長的現實面前，失去了向中國説教的底氣，而中國也不再低眉順眼地聆聽，而是推開眾人走上前台， 自信滿滿地參與了世界事務的規劃。
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峯會上，中國另起爐灶，扮演起了非西方世界領袖的角色。2013年中，在美國加州慵懶温暖的陽光下， 新上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遞上了構築“新型大國關係”的邀請書。這一切，讓習慣了頤指氣使的西方決策者們，眼前恍如隔世，心中五味雜陳。
中西方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從沒有象此時此刻這般的緊密、全面和重要，而橫亙在中西方政治體之間的隔膜與忌憚，也躍上了新的高度。對於西方來説，中國是利益夥伴，是商業客户，是貸款機器，但絕不是真正的朋友和盟友。表面的客套和恭維之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秩序捍衞者在進行着實實在在、認認真真的第二手準備。
從這一階段開始，很多西方的戰略學者逐漸達成共識：只有中國才是可以在世界範圍內挑戰西方秩序和權威的現實強權。就中國自身實力和發展態勢而言，西方的對手非中國莫屬，僅此一家，沒有“之一”。
同樣地，三種主要情緒貫穿了這一階段“西方中國觀”的主線，分別是恐慌，警覺和失落。
先説説恐慌。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峯會上，中國拋開西方，另起爐灶，毫不避諱地扛起了“非西方世界統領者”的大旗，開始參與劃定有利於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一時間，中國這一非常規的“出格”舉動，在西方的媒體界和政界激起了軒然大波。對於中國在涉及自身議題上強勢出頭，西方整體上不舒服，不適應，不習慣；而所有這些，更直接引發了西方社會普遍的手足無措和無計可施。
正如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在2010年11日18日《華爾街日報》一篇評論中所指出的，“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歷史時刻，標誌着西方五百年統治世界的終結。這一次，東方的挑戰者是真實的，而且是貨真價實的——不僅在經濟層面，而且在地緣政治安全層面。”
同樣反映這種恐慌情緒的著述， 還有《中國走向全球》（2013， 沈大偉），《中國會主導21世紀嗎？》（2014，Jonathan Fenby）； “無可阻擋的超級強權：為什麼説中國主導世界是必然的”（《外交事務》雙月刊，2011， Arvind Subramanian），以及新聞媒體上有代表性的封面報道，“中國買斷世界：即將到來的中國購併潮”（2010年，英國《經濟學人》週刊） ，“不自由世界的下一個領導人”（2012年，美國《時代》週刊），“下一個超級強權中國眼中的世界”（2011年，德國《明鏡》週刊封面報道）等。
恐慌過後，隨之而來瀰漫在西方知識界和決策界的，是對於中國毫不掩飾的警覺。這種警覺，已經不再是帶有調侃和構陷意味的“中國威脅論”式的老調重彈了。從心理上，從領導人個性上，從中國國家周邊的戰略安全格局上，西方的中國觀察家和研究者們，開始紮紮實實地尋根摸底，做起了兩手準備。
促成這種警覺的，除去中國獨特的政經架構和文化傳統以外，還有這一時期中國不再掩飾、並隨時展露出來的“大國崢嶸”。
這一時期，關於如何應對中國的全方位威脅和挑戰的著述很多，幾乎多到了目不暇給的程度。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爭霸：中美在亞洲的主導權之爭》（2011年，Aaron Friedberg），《亞洲的南海大煮鍋》（2014，Robert Kaplan）；“中國崛起是否將引向戰爭”（《外交事務》雙月刊，2011，Charles Glaser），“頂住北京：美國對華政策的另一種選擇” （《外交事務》雙月刊，2012，Aaron Friedberg），“中國的真實和現實威脅：現在是華盛頓該擔心的時候了”（《外交事務》雙月刊，2013， Avery Goldstein）；新聞類週刊的代表性封面報道有，“崛起中國的危險”（2010，英國《經濟學人》週刊），“中國的軍事崛起”（2012，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直面中國”（2012年，英國《經濟學人》週刊封面報道）等。
西方新一輪經濟危機所引發的反思潮，在這一階段也同樣達到了高點。抱着開放心態的西方有識之士，從中國的經驗中看到了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探索路徑。這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響力的是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的三卷本鉅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
在這部扛鼎之作中，福山部分延續了、但也部分推翻了他的成名作《歷史的終結》中關於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論斷。其中重要的亮點，就是關於中國成功政治模式中所展現出來的高效能政府以及政治合法性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與之相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雖然保證了法制和執政合法性這兩大要素，但是卻因為無法保持高效能的政府運作，而可能逐漸走向衰竭。
這一反思，無疑是及時的、深刻的，但是，這一結論在很多西方學者看來，也同樣是令人悲觀的和倍感失落的。
而在這一波反思潮中，也不乏基於歷史回顧的真知灼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一個是老牌“中國通”、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關於中國》（2012年），一個是哈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教授的《鄧小平》（2011年）。同樣是大部頭，同樣是歷史性回顧，同樣傳遞着穿越歷史隧道的睿智和卓識。
同一時期類似的代表性著作還有“中國問題大辯論：北京是否要統治世界？”（《外交事務》雙月刊，Derek Scissors， Arvind Subramanian， 2012），以及世界主流媒體中的重頭封面報道——“中國眼中的世界”（美國《時代》週刊封面文章，2013），“讓我們象1793年大清帝國那樣歡慶吧”（英國《經濟學人》週刊封面文章，2013年）等。
新世紀十五年，西方對於中國的認知和觀感，逐漸褪去了文化的油彩和種族的固有印記，而露出了政經實力比拼和地緣軍事對峙的內核。在大多數西方人的眼中，中國已經不再是那個被嘲笑、被輕視、被妖魔化的東方熊貓國了。龍的圖騰，越來越多地取代熊貓，而成為西方的語境中中國的象徵符號；而這個出現在西方人印象和公共出版物中的中國龍，也已經脱去了西方龍的特質，迅速向中國傳統的龍符號重合。
回首總結十五年中西方關係的折衝，不難得出如下結論：中西方之間的融合和合作越來越深，而中西方之間的隔膜和疑慮也越來越重。西方世界到底是“葉公好龍”，還是要“伏虎降龍”，這個謎底恐怕再過十五年也未必能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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