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亞洲古地理與中華民族發祥（上）
（觀察者網將全文分上下兩篇刊發，本篇為上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文木】
説明：本文是筆者寫作《氣候變遷與中華國運》一書的上篇的基本內容。全文首刊於四川大學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辦的《華西邊疆評論》（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第四輯第1-57頁。原文中附圖較多，因不便於網絡編排，筆者將其全部省略。有興趣的讀者可對查新作《氣候變遷與中華國運》（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中國位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為亞洲最大國家。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度，與其悠久歷史相依相伴的，是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曆史的英雄民族——中華民族。英雄的民族一定有不同凡響的成長經歷，非凡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中華民族一定是具有較強的介入“世界歷史”1能力並必將“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2的民族。
一、人猿相揖別：亞洲古氣候變化與中華古人類誕生
（一）部落共同體、民族共同體和國家的形成
“研究一個國家的歷史總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3研究“中華民族”，就不能不先認識“民族”（nation）及民族的前身即“部落共同體”或“原始共同體”。馬克思説：
遊牧，總而言之流動，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裏找到草場就在哪裏放牧（人類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別富饒的自然環境裏，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樣棲息在某一棵樹上，否則總是像野獸那樣到處遊蕩），所以，部落共同體，即天然共同體，並不是共同佔有（暫時的）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其前提。
一旦人類終於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依種種外界的（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條件，以及他們的特殊的自然習性（他們的部落性質）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體（血緣、語言、習慣等等的共同性），或者也可以説羣體，是人類佔有他們生活的客觀條件和佔有再生產這種生活自身並使之物化的活動（牧人、獵人、農人等的活動）的客觀條件的第一個前提。4
部落共同體是民族產生的第一個前提，關於“民族”，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文中認為：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的穩定的共同體。5
斯大林基於“共同體”這一前提，從精神文化載體（即語言、生活和民族文化）和物質載體（即地域）兩方面的共同性來規定民族，斯大林説：“這些特徵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但對於沒有“共同地域”的猶太人，當然還有現在的巴勒斯坦人，吉普賽人等，斯大林的定義就難以涵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猶太人，即使他們不想把自己當作一個民族主體來對待，歐洲納粹也將他們當作民族客體來屠殺。關於猶太人，斯大林——儘管很勉強——在同一篇文章中説“他們並不是統一的民族”6。“不是統一的民族” 但畢竟還是民族。
二戰中，猶太人被迫戴上“大衞之星”以作區分
那麼，如何考慮民族的統一性呢？
筆者以為，除了“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等要素外，民族的定義還應考慮到“共同的民族權利”。人是因共同的權利而走到一起的。民族共同體，本質是權利共同體，其核心是民族政治權利即民族自決權和民族自決權實現的高級形式即國家主權。
在民族自決權實現之前，建立主權國家是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訴求和前提；民族自決權實現之後，維護祖國利益，就成了民族共同體的基本訴求和前提，擁有同一祖國、維護國家利益就成了民族構成的必要的法律條件。比如目前的巴勒斯坦民族符合前一條件，他們正在為爭取建立國家而奮鬥；“二戰”以後的猶太人，則符合後一條件，他們在“二戰”後直接建立起自己的國家。
“民族融合”，本質上是民族權利的相互自願讓渡與自覺融合。自決權可以成立單一民族國家，也可與經過讓渡與其他民族組成共同的多民族國家。當代中國就是由五十多個民族的自決權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自願互讓後形成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利益就成了統領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條件。
在此基礎上，筆者接受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和“自覺的民族實體”的觀點。198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演開篇時説：
為了避免對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長的説明，我將把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裏具有民族認同的十一億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它們雖則都稱“民族”，但層次不同。我用國家疆域來作中華民族的範圍並不是很恰當的，因為國家和民族是兩個不同的又有聯繫的概念。我這樣劃定是出於方便和避免牽涉到現實的政治爭論。同時從宏觀上看，這兩個範圍基本上或大體上可以説是一致的。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7
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從“自在”到“自為”的動態過程，是對“中華民族”概念比較準確和科學的描述。當代中華民族分佈已形成以共同祖國為依託的並由外到內依次集中統一的格局。如果我們能夠將人數日益增長且心向祖國的海外華人包括在“中華民族”概念之內，就能更準確地反映中華民族的時代特徵。
從自在到自為，從部落到國家，是民族發展的一般道路。中華民族，就是從多元向一體，從種族形態的民族向國家形態的民族逐漸進化和轉化（昇華）的過程。自為，在民族個性中並不僅僅表現為自覺的自由力，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表現為自覺的組織力和服從力。自由是個體人與生俱來的需要和權利，但個體力量的脆弱性使其在與外部世界的鬥爭中認識到必須與其他個體人組織為集體，只要有集體，其中的個人自由權利就必須讓渡即轉為對集體的服從。
服從、忠誠，是對自由的否定，而正是通過這種否定，自由才得到肯定，人類自由才有了從自在到自為的昇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人的類認同——族認同是其表現形式之一——的自覺意識。而國家的出現，則是人類這種自覺認同意識迄今為止所能達到的最穩定和最高形態。黑格爾8注意到這種歷史現象，他説：
一個國家第一次的產生是靠威力和本能。但是就算是服從和威力，對於一位統治者的畏懼已經是一種意志的聯繫。——這種情形就是在野蠻的國家中也是如此。最有勢力的並不是各個人單獨的意志，個人的野心是被放棄了，普遍的意志是最主要的東西。普遍的和特殊的結合便成為“觀念”本身，“觀念”表現出來便是國家。9
“國家”便是在人類“意志”和它的“自由”的外在表現中的“精神觀念”。歷史形態上的變遷是和國家相連結而不可分解的，而那個“觀念”的各因素也在“國家”內表現它們自己為各種不同的政治原則。10
“國家”是道德的“全體”和“自由”的“現實”，同時也就是這兩個因素客觀的統一。11
正如氏族或部落是種族權利實現的最高形式一樣，國家，不管它是宗法國家還是現代國家，則是民族權利實現的最高形式。二者不同的是，種族自覺表現為將其中個人的自由自覺讓渡於以圖騰或神祇為表徵的部落集體，民族自覺則表現為將其中個人和集體的權利讓渡給了國家。黑格爾説“哲學也必須在有國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夠出現”12；“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13。在黑格爾這裏，國家就是現代人觀念中的圖騰；國家是民族自覺精神實現的最高形式。
就中華民族而言，筆者將國家出現看作是中華民族從自在階段進入自為階段的標誌，自覺是人類自為狀態的主觀表現，而古代國家與現代國家則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覺性發展的不同階段。
（二）人猿相揖別：亞洲古氣候變化與中華古人類誕生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14
人類的歷史之於地球的歷史，實為瞬間；但古人類的歷史之於現代人的歷史，則實在漫長。
目前所知最早的古猿，是20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江蘇溧陽上黃鎮發現的中華曙猿，據考證，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萬年以前，主要活動在熱帶或亞熱帶地區的温暖濕潤的林地裏。從發掘的化石看，曙猿已具有高等靈長類動物的許多特徵，比如門齒小、犬齒大、下頜角圓、下巴前緣直立等。1995年，中美科學家又來到山西省垣曲縣考察。在這裏發現了眾多距今4000萬年世界上最早的具有高等靈長類動物特徵的猿類化石和“一塊相當完整的曙猿下頜骨，為曙猿是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高等靈長類的祖先增加了有力的證據。”15
2008年，法國與多國古生物學家聯合考察小組在緬甸蒲甘地區找到了保存完好的距今3700萬年邦塘巴黑尼亞猿的下頜骨，斷定緬甸發現的邦塘巴黑尼亞猿化石屬類人猿。
1911年在埃及法雍發現的原上猿，其生存年代約在3500萬至3000萬年前；比它晚些的有森林古猿，其化石分佈歐亞非三洲，其生存年代距今約2300萬至1000萬年。
本世紀初以來，人類學者在中國雲南、印巴次大陸、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亞發現1 500萬至800萬年前的西瓦古猿16，但其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在中國雲南發現的已與西瓦古猿分道進入“人猿相揖別”17時期的同屬臘瑪古猿18的開遠-祿豐古猿19。考古資料表明：這種古猿已會使用火併有語言現象20。吳汝康先生將距今800萬年的中國祿豐古猿與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較後得出結論：
祿豐古猿與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點，許多是與猩猩相似的，而與後者的不同點卻與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員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祿豐古猿則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員的共同祖先。21
“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祿豐古猿則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員的共同祖先。”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結論！
張興永等專家的觀點進一步推進了吳汝康先生的結論，認為：“開遠臘瑪古猿與祿豐臘瑪古猿存在着祖系關係，即前者是後者的祖先，但它們都是從猿到人過渡時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員。”開遠古猿的發現表明：“雲南地區曾經繁衍着一支向人類主幹演化的臘瑪古猿。一般人認為人、猿分化的時間大約在1500萬年前。”22
吳汝康等的研究成果在西瓦古猿和祿豐古猿間立下了一塊“人猿相揖別”的界碑。這就是説：中國祿豐古猿至少是亞洲北緯30°以南地區古人類的始祖。由此，（1）關於中華古人類及其文化源的一切討論的最初參照系不應放在元謀猿人（距今170萬年）、西侯度猿人（距今180萬年）23或更早的中華曙猿（距今4500萬年）、世紀曙猿（距今4000萬年）、邦塘巴黑尼亞猿（距今3700萬年）時代，而應放在人猿相別的開遠-祿豐人科屬古猿時代。（2）距今1500萬至800萬年左右的中國開遠-祿豐古猿至少可看作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3）中國雲南及其周圍地區即是亞洲人猿相別的地帶，也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最早的發祥地。
這一判斷與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賈蘭坡24先生觀點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關人類起源的一些問題》一文結尾得出結論：
我國西南部廣大地區，根據已有的線索來看，位於人類起源地的範圍之內，雲南不僅發現了拉瑪猿（即臘瑪古猿——筆者注）的牙齒化石，而且在元謀的上那蚌地方從早更世末期地層中發現了“元謀人”的牙齒化石就是有力的證據。25
10年後，賈蘭坡再次強調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雲南博物館學術報告會演講中説：“我贊成人類（注意，這裏説的是人類而不是人類的祖先猿類——筆者注）源於亞洲南部，我所説的亞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緬甸和我國西南廣大地區。”26
賈蘭坡的觀點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雲南博物館張興永教授認為：“開遠臘瑪古猿的發現，進一步證明雲南或滇中高原及其鄰區，很可能是人類起源的關鍵區域”；“祿豐臘瑪古猿的發現為人類起源於‘亞洲説’提供了可靠的佐證”27。李嘉麒等在文章總結道：“青藏高原的隆升對人類起源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影響人類祖先西瓦古猿的繁殖和遷移，使其旁側成為人類的發祥地。”28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黃萬波説得更明確：“青藏高原東部大峽谷是‘東亞型’人類起源的搖籃。”29
開遠臘瑪古猿牙齒化石
2009年“昭通古猿”的發現進一步強化了賈蘭坡、黃萬波等的結論。當年10月至11月，吉學平等研究人員，在水塘壩古生物化石遺址上發現一副古猿頭骨化石，該古猿後來被俗稱為昭通古猿（正式學名為祿豐古猿祿豐種相似種）。經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測定，昭通古猿的年代為距今620萬~610萬年間的晚中新世末期，是歐亞大陸最晚的中新世古猿遺存。30
中國西南地區能夠成為“人類起源的關鍵區域”—— 事實上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原始動物化石也出現在這一地區31——與亞洲古氣候及由此產生的古地理變遷相關。青藏高原階段性隆升的歷史使中國這塊陸地經歷了劇烈的地形和氣候變化，為古猿進化為人類提供了有利的環境背景。
據古地理資料，在距今17億年以前，整個亞洲還是汪洋一片。距今17億年始，亞洲地殼發生了“中嶽運動”：今中國華北和東北、天山一帶零星出現古陸。距今6億年時發生了“震旦運動”；繼而“加里東運動”（距今約4.1億年）和“華力西運動”（距今約2.3億年），整個華北秦嶺、祁連、柴達木及塔里木及整個亞洲北部（含西伯利亞）都成陸地（勞亞古陸）；約在2億年前，印支陸塊（也有人稱“揚子陸地”32）與中朝陸塊縫合，是時，除青藏地區及南亞次大陸還處在海洋狀態外，亞洲大陸已呈今之地貌。
然而，對中華先民的生存環境影響最深刻的是距今8000萬年歐亞大陸發生的“燕山運動”和距今1000萬年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是時，由於印度板塊從赤道以南俯衝過來與歐亞大陸相撞，引起青藏高原及喜馬拉雅山脈迅速隆起。中、晚更新世“陸表三級階梯地形更加顯著。青藏高原繼續迅猛隆起，上升幅度達1000～2500米，隨着地勢升高，氣候逐漸向寒冷、乾燥的方向發展。大冰期降臨時，氣候更為嚴寒，喜馬拉雅山脈、岡底斯山脈、喀喇崑崙山脈、唐古拉山脈等，在海拔4000～5000米處已是銀鑲玉砌，冰川廣佈了”33。
這種現象與《淮南子·天文訓》中説的“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34形勢相吻合。原來的海水從南亞東西兩側逐漸退去。由於印度陸塊抬擠亞洲大陸形成今天中國西高東低、三級——若考慮到被淹沒在東海、黃海之下深度50～200米、面積約110萬平方千米的水下淺海平原35，應分四級——落差的地理形勢。
燕山運動以來的中華古地理變遷，我們可從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提供的《華力西運動之後海陸分佈圖（距今約2.3億年前）》36獲得直觀的印象。燕山運動至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凡7800萬年，正值新生代第三紀，此時，揚子陸地（今中國東南地區）不僅在印支運動中完成了與中朝陸塊的縫合，而且還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帶形成南始於今海南島至山東、繼而東北、華北平原以及今雲南元謀地域的陸地沉積區，其中最廣闊的陸地為位於海南島－雷州半島兩側至山東的淺海平原地帶。37
關於這時期的氣候，英國學者H．H．拉姆（lamb）有如下描述：
這個地質時期（第三紀，距今6500萬年～距今180萬年——引者）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徵，就是在中、高緯度有温暖植物羣的證據，大部分第三紀煤層都在這些緯度上。已經找到有大量第三紀植物羣落及森林證據的地方，包括有阿拉斯加北部、格陵蘭、斯匹次卑爾根和南緯62°～64°的南極諸島。
在歐洲，第三紀不同植物的最後消失（它現在已不存在了）不會出現在第四紀初一些較大冰川活動來臨、消退和再次來臨之前。第三紀初，中期温暖氣候的證據，在許多情況下似乎已超出了能用所討論地點的古緯度來解釋的範圍。據Hopkins等指出，甚至在第三紀末（上新世），顯然在阿拉斯加靠近白令海峽的沿海半島上，廣大的凍土帶擴展之前，有着豐富的針葉林。
……Wolfe(1971)也曾提出，在第三紀中期靠近東亞的太平洋邊緣，約在北緯43°以南有增暖，以北有變冷的證據，並且指出南緯43°也有同樣的劃分趨勢。這可能意味着只有這樣的變冷才導致了首先從兩個半球的高緯度地區開始的更新世冰川活動。在變冷之前，所有緯度上都是增暖的。這種增暖狀況，以緯度43°或更高的緯度起向赤道方向可能要持續相當長時間，在那裏，洋流有了重新調整和加強，並改變了湧流的位置。
在始新世的部分時期及漸新世，西太平洋及印度洋中北緯20°～南緯20°之間洋域的平均温度為33～37℃，這些值遠高於早先估算的全球平均氣温為20℃的值，而且兩極沒有冰。據阿拉斯加及西伯利亞的箭石（一種古生物化石）中氧同位素測定結果表明，白堊紀後期北半球緯度的洋麪水温平均為14～16℃，因此可推測該時期所有主要海洋的洋底水温約為15℃。據赤道太平洋中生活在洋底層的昆蟲類甲殼來探索出的洋底水温下降情況是：盛行温度在漸新世為10.4℃，中新世為7℃，上新世後期為22℃。38
在第三紀大部分時間裏，亞洲北緯65°以南的整個地區都還處在暖温氣候中。這為此間的人科古猿活動提供了遠比今天廣闊得多的生存空間。在此廣大的生存空間中，北緯30°以南的亞洲地區的温暖氣候穩定且持久，更為古猿的進化提供了優良的環境。印度的西瓦古猿與中國人科祿豐古猿就是這種環境的產物。
研究表明，中新世古猿在歐亞大陸和非洲繁盛一時，中新世晚期後數量開始急劇減少，距今1200萬年以前至700萬年之間，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古猿似乎在700萬年前消失了39，而距今1250萬~850萬年前的西瓦古猿和中國雲南先後發現了開遠古猿、祿豐古猿、元謀古猿和昭通古猿卻能夠延續，説明滇藏地區有着較其他地區更為利於人類生存的條件。
2016年2月1日，以張春霞為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的一篇題為《黏土礦物學指示中國雲南昭通盆地中新世古猿生活在温熱和潮濕環境》的論文在《自然》（Nature）出版集團子刊《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上發表。文章首次詳細闡述了歐亞大陸以及其他地區古猿都滅絕後，昭通盆地作為歐亞大陸中新世古猿最後避難所的原因和機制。
研究團隊對中新世末期的昭通盆地水塘壩剖面上系統採集的古環境樣品進行了詳細的黏土礦物學和孢粉學研究。該古猿化石發現於煤層之間的泥炭層中，其沉積相與雲南開遠、祿豐、元謀和保山的古猿化石出土地點的沉積相（如煤層、煤層間黏土層或泥炭層）相似，黏土礦物學和沉積相分析結果表明，昭通古猿生活在温熱潮濕的湖沼環境。
為進一步獲得雲南尤其是昭通盆地作為歐亞大陸中新世昭通古猿最後避難所的原因，研究團隊將雲南古猿化石地點與西瓦立克地區和非洲的中新世古猿地點的植物羣區劃，並對碳同位素等相關結果進行了系統對比。結果顯示，西瓦立克地區從森林到草地的生態轉變比非洲要晚得多，而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緣的雲南在整個晚中新世期間一直以熱帶、亞熱帶森林為主，生態環境沒有明顯的變化。這種熱帶、亞熱帶森林直到距今400萬~300萬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才逐漸被幹冷的針葉林代替。研究團隊由此認為：
青藏高原隆起與亞洲季風氣候的形成以及全球氣候變冷的共同作用，使雲南在地理上和氣候上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濕熱環境區域，延緩了乾冷氣候開始的時間，使昭通古猿有了一個長期適宜生存的地理環境，為歐亞大陸中新世古猿提供了一個獨特的避難所，因此昭通古猿才能生存到600萬年前。40
張春霞等的結論使賈蘭坡 、黃萬波等提出的滇藏地區是“人類起源的搖籃”的立論有了科學的基礎。
從距今2.1萬年到1.8萬年間，地球氣温轉入“最終冰期極寒期”。據推測,地球的平均氣温比現在要低5℃，尤其是有巨大冰蓋的北半球高緯度地區，年平均氣温要比現在低12℃~14℃。歐洲大陸的氣温在一年當中絕大部分時間都只有2℃~3℃，甚至0℃以下。亞洲西伯利亞南部冬季的平均氣温比現在低12℃，中亞地區也比現在低6℃。41此間發生大海退，海平面下降了130～180米。42
寒冷氣温也使“整個東部海面大幅下降，到距今1.8萬年時，海面下降到最低位置，大約在現代海面以下150米左右。在華南沿海形成寬達上千公里的遼闊的濱海平原，其上發育古土壤層、風化殼和泥炭，與此同時很多河流一直延伸到濱海平原的外緣。”43今天的白令海峽的深度不超過50米，“然而在玉木44的幾個時期裏，海水（海平面——筆者注）的下降使海峽成為了深達1500千米的地峽，我們有時把它叫做‘白令地峽’，那時，數以千計脆弱而又頑強的遊牧部族穿過白令地峽，新大陸迎來了三四次連續的遷移高峯”45。
“在距今1萬年左右，氣候復又轉暖，海面回升到海深25～30米處，接近現代海面。”46海平面下降使台灣海峽變成陸地，台灣島和大陸相連接使得遠古人類、古動物得以從大陸遷徙台灣島。據日本共同社2015年2月28日報道：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等組成的國際研究小組在英國科學雜誌網絡版刊文，稱在中國台灣近海海底發現的人類顎骨化石屬於生活在19萬至1萬年前的新種類猿人。研究小組認為該類猿人是與北京猿人、爪哇猿人、印度尼西亞的弗洛勒斯人並列的“亞洲第4類猿人”。據悉，這幾類猿人均不是現代人類的祖先，但卻可以證明古代人類在亞洲各地發生了多樣的進化。由於化石是在或曾為陸地的澎湖列島附近海域由漁網打撈所得，新種類猿人被命名為“澎湖人”。47
在最終冰期由於海平面降低，歐亞大陸和阿拉斯加之間有白令陸橋連接，當時生活在西伯利亞的人類渡過這一陸橋，在距今2萬年到1.5萬年前由此來到北美大陸。這部分人“從阿拉斯加南下的道路不是冰蓋間隙當中的兩條無冰走廊，而是沿着北美大陸西海岸的環太平洋之路。”48
在第四紀，古猿已進化為猿人。至此，歷史就從自然的歷史進入自覺即人的歷史時期。關於這一時期的氣候，根據李四光先生在其手稿中繪製的第四紀氣候變化曲線[49]，我們知道，與第三紀比較，第四紀氣候大大惡化，在生存壓力加大的同時，猿人向人進化的速度，在種羣大規模的自然淘汰中也同步加快。
二、第四紀：中華古人的遠征及其苦難輝煌
（一）遠征，從青藏高原出發——中華先祖的遠古足音
中華古猿大規模的遷徙主要是在第四紀進行的，而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則發生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第四紀末期。如果我們觀察一下中國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和主要文化遺址分佈地圖[50]，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以雲貴高原為輻射中心的向東北向東南兩向的“中國古人流動規律”。南京大學歷史系張之恆先生認為：
中國的地形特徵是西高東低，由西向東可分為三個階梯。黃河、長江等河流，均由西向東流入黃海和東海。在二級和三級階梯的範圍內，舊石器時代遺址的分佈規律是，西部的時代早、東部的時代晚，南部的時代早，北部及東北地區的時代晚。東北地區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也呈現出由南而北文化時代逐漸遞減的趨勢。二級階地的東緣，即雲貴高原和武陵山脈的東緣，是古人流由南向北遷徙和流動的通道，長江和黃河則是古人類由西向東遷徙的通道。早期古人流動和遷徙的規律，大體和舊石器時代遺址的分佈規律相一致。51
這裏需要補充的是，由於第四紀冰川期的出現，除長江、黃河外，同藏滇地區延伸到南海和東海的平坦寬闊的海岸線大概是當時中華古人的主要部分由西向東流動的最重要的通道。
那麼，為什麼作為中華古人類發祥地的中國西南邊陲，卻沒有像北方中原地區52那樣成為華夏文明的搖籃？這恐怕要歸因於集中出現在藏滇地區的那次著名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及隨後的氣候變化。
這次造山運動大約發生在距今4500萬年前，完成於距今1000萬年前後。此間正是中國江蘇溧陽一帶的中華曙猿、山西省垣曲一帶的世紀曙猿、開遠-祿豐古猿——我們不妨統稱他們為“中華古猿”及隨後演變而來的以蒙古人種為主幹的“中華古人”——的活動期。印度半島在距今7000萬年時與澳洲大陸發生分離並漂移至今非洲馬達加斯加以東同緯位置。4500萬年前，印度板塊與亞洲板塊相撞，結果亞洲板塊被印度板塊抬起，並對喜馬拉雅周圍地區產生巨大的板塊擠壓。中國西南地區原來僅有的小塊陸地不見了，原先位於藏南的汪洋消失了。
研究表明，在中新世（距今約2330萬年～530萬年）晚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已達1500～2000米53。當時的氣候較温濕，與青藏高原毗鄰的雲南地區，生活着人科祿豐古猿。上新世（距今530萬年～180萬年）進入第四紀時，來自印度板塊俯衝的強大應力，促使地殼上地幔物質運動進一步強化，發生了劇烈的深層和表層地質作用，這使那裏的地表再度大幅度隆起，改變了上新世時期的那種比較平坦的地勢54。
第四紀的地質構造運動屬於新構造運動，在大洋底沿中央洋脊向兩側擴張。對太平洋板塊移動速度測量表明，平均每年向西漂移最大達到11釐米，向東漂移6.6釐米。陸地上新的造山帶是第四紀新構造運動最劇烈的地區，如阿爾卑斯山、喜馬拉雅山等。
地震和火山是新構造運動的表現形式。地震集中發生在板塊邊界和活動斷裂帶上，如環太平洋地震帶、加利福尼亞斷裂帶、中國郯廬斷裂帶等。火山主要分佈在板塊邊界或板塊內部的活動斷裂帶上。中國的五大連池、大同盆地、雷州半島、海南、騰衝、台灣等地都有第四紀火山。在更新世中、晚期，中國東部、滇西、藏北等地均有強烈玄武岩流噴出55。
“青藏高原隆升是這個時期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隆升最快、幅度最大的是在第四紀。在此期間上升幅度達3000餘米。”[56]可以想象：今藏南、滇西及整個中國西南地區當時會發生怎樣的震盪：地震、火山、泥石流、東西退卻的海水等造成的海嘯及洪澇水災，如果目睹過2004年印度洋海嘯、2010年日本大地震及由此引起的海嘯的人，都不難想象由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產生的地殼變動在後來相當長的時間裏對其周邊地區的生態環境所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其次，喜馬拉雅造山運動速度在第四紀加快，青藏高原迅速升高導致空氣中的氧分壓不斷降低，不利於猿人的生息繁衍57，而同期全球氣候變冷與隨之而來的冰川期出現58使生存於這一地區的西瓦－臘瑪及開遠－祿豐古猿後裔中的相當部分在這延續很久的地殼震動和氣温變化中滅絕了59，存活部分則被迫由西藏呈扇形向北、東、南三個方向低地遷徙。氣候的壓力造成的大遷徙加速了人種的分化和進化，其中一部分留至海拔較低的雲南一帶，雲南蒙自馬鹿洞新發現新人種股骨發現是“古老型人類倖存最晚的記錄”。
2015年12月17日，國際著名學術刊物《科學公共圖書館——綜合》（PLoS-ONE）在線發表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副教授Darren Curnoe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吉學平研究員為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訊作者的、題為《中國西南晚更新世與古老型人類有密切關係的人類股骨》的最新研究成果。
雲南蒙自馬鹿洞人類股骨的最新研究顯示，雖然其年代為距今14 000年左右的最後一次間冰期之末，但其特徵卻與最古老的人類（如至少150萬年前的非洲的能人和歐亞大陸的直立人）極其相似，且可能與早期現代人共存在同一區域。這一發現為東亞地區人類進化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2012年，該研究團隊發表了在雲南、廣西地區發現古老型人羣的線索的消息，認為從蒙自馬鹿洞人頭骨形態上看，當時推測其具有相當於10萬年以上的人類的體質特徵；而新發現的雲南蒙自馬鹿洞人股骨特徵顯示其比頭骨更為原始。新發現肯定了馬鹿洞遺址存在神秘的古老型人類種羣，與先前發表的廣西隆林史前人羣雜交的線索一樣，馬鹿洞遺址也可能存在更新世現代人與古老型人羣雜交的現象。
吉學平研究員認為：“青藏高原隆升形成的獨特的古氣候和古環境可能為史前人類的多樣性提供了一個避難所。”“歐亞大陸200萬年前左右第一批人出現（包括第一批到達歐亞大陸的元謀猿人、爪哇猿人，藍田猿人和達瑪尼西人等）後，就開始了人羣的遷移和融合，不同地區的進化速度不一樣，因此，出現了差異。現代人出現後，古老型人羣在南方一些環境受冰期影響較小的熱帶亞熱帶地區得以倖存下來。”60
2015年12月《國際第四紀》（Quaternary International）雜誌在線發表了題為《中國西南雲南硝洞巖廈發現亞洲最古老的和平文化（43500BP）技術組合》的研究成果。“和平文化”是東南亞國家和蘇門答臘島普遍存在的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時期狩獵採集人羣創造的適應熱帶、亞熱帶環境的最具代表性的一套技術組合，是熱帶、亞熱帶地區狩獵—採集人羣向定居人羣過渡階段的一種獨特的石核工具文化。最早是由法國學者科拉妮（M.Colani）於20世紀20年代首次在越南北部的和平省發現，並於1932年在首屆遠東史前史學家大會上正式公佈。
此種石核工具常見為大型、扁長形、大體上單面加工的，橫斷面呈亞三角形、杏仁形的盤狀、短斧狀石製品，與骨器伴隨，適用於加工竹木製品，多發現於淺洞或巖廈。該文化多數遺址的年代在距今2萬~5000年之間，此前東南亞最古老“和平文化”的發現年代為距今2.9萬年前。這一發現對研究狩獵採集人羣如何適應熱帶、亞熱帶森林環境並向定居的農牧漁業人羣的過渡提供了重要的證據。
2004年，吉學平帶領臨滄市文物管理所和滄源縣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員首次進入硝洞調查，採集到一批石製品，得出該遺址為典型“和平文化”早期遺址、年代在距今2.4萬年~4.35萬年之間甚至更老的結論。這是我國首次發現“和平文化”遺址，也是亞洲地區最早的“和平文化”遺址，這一發現可能顯示廣泛分佈於東南亞的“和平文化”起源於瀾滄江—湄公河上游的中國雲南地區。
雲南境內的瀾滄江及其支流地區近年來發現十餘處類似遺址，這些發現對於探討我國境內瀾滄江至東南亞國家的湄公河流域“和平文化”源頭、華南史前文化對東南亞的影響以及現代人從我國西南向東南亞擴散，熱帶、亞熱帶地區農業的起源等課題都具有重要意義。此項研究結果表明，瀾滄江流域最可能是“‘和平文化’的故鄉”，是東南亞人羣及文化遷徙的源頭；雲南地區的早期“和平文化”，對東南亞和我國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都可能產生過或多或少的影響。61
吉學平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基因試驗成果的佐證。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宿兵研究員的實驗室與柬埔寨金邊皇家大學合作，在柬埔寨東北部採集了多個土著人羣的1000多份DNA樣本，並對母系遺傳的線粒體DNA（mtDNA）的序列多態性進行了譜系地理學分析。mtDNA全基因組測序和基因分型的結果表明，在柬埔寨土著樣本中存在以前沒有報道的新母系世系，包括4個根部世系和4個分支世系。並且，新的根部世系的共祖時間在55 000年到 68 000年之間，可能代表了現代人最早到達東南亞次大陸的母系遺傳世系。
因此，柬埔寨土著人羣具有古老而獨特的母系遺傳多樣性。攜帶這些古老母系世系的柬埔寨人羣可能代表了早期走出非洲62，經印度次大陸，約60 000年前進入亞洲東部的現代人祖先的後裔。同時，這一結果進一步印證了之前該實驗室對亞洲人羣Y染色體多態性研究的結論，即亞洲人羣的祖先在約60 000年前首先到達東南亞次大陸和中國南方地區，爾後由南向北遷徙。63
除了遷往並留駐雲南較低地帶的外，南進的猿人中相當部分則繼續南下進入東南亞，或沿南海北岸濱海大平原一線64東遷，這些由西而東呈現扇形向低暖地帶遷徙的古猿以及由此進化而來的猿人，很可能就是後來進化出的蒙古人種、繼而“東亞型人”65乃至“東方人”66的先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潘其風、韓康信關於中國石器時代人種成分研究值得關注，筆者將他們及其他學者相關研究成果中提供的考古材料歸納如下：
上述資料反映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即不管是北方類型化石還是南方類型的化石，其中離西藏高原越近的化石就越帶有“蒙古人種的南亞類型”（比如陝西半坡等、廣西柳江等）的性狀，而離青藏地區較遠的華北華東地區，則更多地帶有南北蒙古人種性狀的複合性特點。
這説明中國遠古各族羣的蒙古人種性狀差異性可歸統於曾生活於青藏高地的開遠-祿豐古猿人種性狀。由此，我們就會發現中華古猿從青藏高原分南北兩線呈扇形向中國西北（陝甘青寧）和西南（川、滇、黔）低地持續遷徙的線索。其中南遷的部分進入中國西南雲貴地區，沿着遠比今天廣闊得多的東亞大陸海岸遷徙，而祿豐古猿（距今800萬年）、蝴蝶人（距今400萬年）、元謀猿人（距今170萬年）、馬壩人（距今13萬年）、柳江人（距今6萬～13萬年）等化石則是他們東進途中與當地猿人67融合後留下的遺蹟；其中北線遷徙的部分進入中國西北地區，而西侯度人（距今180萬年）、藍田人（距今80萬年）、大荔人（距今15萬～20萬年）、周口店人（距今60萬～20萬年）的化石，則是北下東進部分與當地猿人融合後留下的遺蹟。
而巫山人（距今204萬年）、長陽人（距今19.5萬年）的化石，則是順長江上游東下部分與當地猿人融合後留下的重要遺蹟。他們的後裔中的主體部分後來在新石器時代進化為具有不同地區特點且統一於蒙古大人種性狀的族羣[68]併成為中華民族的先祖和族源。潘其風、韓康信的人種研究結論對於認識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形成極有價值，他們寫道：
從我國發現的中更新世末到晚更新世初期的早期智人化石形態上，已經顯示出某些向現代一個大人種——蒙古人種方向發展的性狀，反映了我國大陸在探索蒙古人種起源的問題上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到更新世末期的晚期智人化石，則已顯示出某些蒙古人種演化方向的地區差異。華北山頂洞人和華南柳江人的形態差異，意味着在蒙古人種形態發展的早期階段就已經表現出體質上的多態性。由於它們處於蒙古人種的形成和分化過程中，一般稱為原始蒙古人種或形成中的蒙古人種。
從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中，得到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居民間，體質上存在明顯的承續、發展的人種學序列，基本上是在一個（蒙古）大人種主幹水平下發生和發展的。還沒有發現西方人種在構成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成分中起過什麼作用。伴隨中國遠古文明西源論的中國人種西來説沒有可信的人類學根據。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就是在這種相對單元的人種學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對以後中國文化持久穩定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69
在隨青藏高原上升而向四周下遷的遠古先民化石序列中，吳汝康教授認為：“柳江人是在我國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種的最早代表。”70德國解剖學家和體質人類學家、北京人化石的研究者之一魏敦瑞（F. Weidenreich）早在1943年就提出“由周口店猿人演化為蒙古人種的觀點”71，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先生也認為：“在我國發現的山頂洞人具有黃種人的特徵，是蒙古人種的祖先。”72
如果將這兩種研究成果作出二元分類，可以得出這樣的看法：柳江人是東亞大陸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種較早的典型代表，而周口店人是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種較早典型代表；二者又歸統於從雲南和青藏高地遷出的中華古人。黃萬波研究員總結説：“兩者的形態差異正好可能説明，華南和華北的晚期智人在各自形成蒙古人種的體質發展過程中，已經存在着相當明顯的異形現象。”73而這兩大即具有南方和北方不同特點的蒙古人種的發源地應該説就在我國的西南滇藏地區。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可歸結為劇烈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及由此造成的這一地區的中華古人生存環境的惡化。生存環境的惡化迫使生活在這裏的中華古人從青藏高原呈扇形向中國西北、中原和西南低地遷徙。章太炎先生對此似乎有所意識，他説：“黃帝之起，宜在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國間。”74此路可能就是中華古人從青葳高原北麓下來東直達蒙北、河北、遼寧的北方線路。其代表為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
紅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動於今內蒙古、遼寧、河北地區的部落集團創造的農業文化，延續了1700年。目前已發現上千處紅山文化遺址，發現超過30件紅山文化人塑像。考古學者通過對紅山文化人塑像進行研究和對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居民人骨進行鑑定，認為生活在距今6700年至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先民為蒙古人種。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索秀芬説，牛河梁遺址女神廟出土頭部泥塑像等多個紅山文化人塑像都具有共同的面部特徵，即方圓形扁臉、額部平緩、眉弓不顯、眼窩淺、鼻樑低平而短、顴骨突起、唇薄而長，整個面部較平，起伏不大，具有蒙古人種面部特徵75。考古學家郭大順：“考古學上的印證是，從仰韶時代後期開始各地區考古文化交匯頻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龍山時代共性大為增加。這其中，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北南交匯，西北與東南的交匯為五帝時代文化交匯的主流。”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是中華古文化的‘直根系’。”76
需要説明的是，用“蒙古人種”來命名亞洲黃色人種屬於西方的話語體系。德國人類學家克里斯托弗·邁納斯（ Christoph Meiners）在其“二元人種論”中提到“蒙古人種”的概念。此後因“蒙古”一詞無法代表所有亞洲人種，一些學者開始使用“亞洲人種”。鑑於此，筆者在後面的論述中將這些生活於中國境內的具有“蒙古”人種特徵並進化為中華民族部分的猿人及其先祖和後裔以“中華”命名，如“中華猿人”“中華人種”“中華古猿”“中華古人”等，並將他們看作整個蒙古人種77，繼而中華民族的“種源”和遠古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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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世界歷史”，黑格爾術語，是指一個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開放和相互聯繫的世界。工業文明以前的歷史在他看來只是“歷史”，即處於“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階段的歷史，是“非歷史的歷史”。他以非洲為例説：“我們對於阿非利加洲正確認識的，仍是那個‘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它還包含在單純自然的狀態之內，可是在這裏只能算做在世界歷史的門限上面。” （參閲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頁。）馬克思借用黑格爾術語將前者向後者的轉變稱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
[2] 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頁。
[3] 呂思勉：《白話中國史》，言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頁。
[4]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472頁。
[5]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載《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頁。
[6]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載《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頁。
[7] 費孝通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8]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1770年8月生於德國的斯圖加特。1801年，30歲的黑格爾任教於耶拿大學，直到1829年，就任柏林大學校長，其哲學思想才最終被定為普魯士國家的欽定學説。1831年11月14日去世。黑格爾把絕對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絕對精神並不是超越於世界之上的東西，自然、人類社會和人的精神現象都是它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表現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發展、永恆的生命過程，就是絕對精神本身。
黑格爾哲學的任務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過自然、社會和思維體現出來的絕對精神，揭示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實際上是在探討思維與存在的辯證關係，在唯心主義基礎上揭示二者的辯證同一。圍繞這個基本命題，黑格爾建立起客觀唯心主義體系，主要講述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三個階段：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黑格爾在論述每一個概念、事物和整個體系的發展中自始至終都貫徹了這種辯證法的原則。
恩格斯後來給其以高度的評價：“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達到了頂峯，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巨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處於不斷運動、變化、轉化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黑格爾一生著述頗豐，其代表作品有《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全書》《法哲學原理》《哲學史講演錄》《歷史哲學》和《美學》等。
[9]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頁。
[10]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頁。
[11]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頁。
[12]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頁。
[13] ［德］黑格爾著，範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2009版，第259頁。
[14] 毛澤東：《賀新郎·讀史》（1964年春）。
[15] 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
[16] 根據國際動物命名法規，西瓦古猿命名先於同期的臘瑪古猿，故應取消“臘瑪古猿”，使之併入“西瓦古猿”屬，作為西瓦古猿的雌性個體。吳汝康：《人類起源研究的現狀和展望》，載《人類學學報》1991年第10卷第2期。
[17] 毛澤東：《賀新郎·讀史》（1964年）。
[18] 1932年美國耶魯大學的劉易斯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瓦利克山區發現一塊像人的上顎骨碎片，定名為臘瑪古猿。當時認為它可能是人科的成員。後來，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肯尼亞、希臘、匈牙利、中國也都發現了類似的化石，時代在1400萬年~800萬年前。
[19] 1956~1957 年，考古學家在雲南開遠縣小龍潭第三紀褐煤層裏，與三稜齒象、利齒豬等化石伴生，兩次共發現古猿牙齒化石 10 顆。前一次發現的 5 顆牙齒，是屬於同一個下頜的左、右前臼齒和臼齒；後一次發現的是下頜右側的前臼齒和臼齒。地層年代測定為中新世晚期，距今1500萬年。1975 ～ 1980 年，在雲南祿豐縣石灰壩的第三紀褐煤層裏發掘出不少臘瑪古猿的化石，具有從猿到人轉變過程的一些重要特徵；它的形態比開遠臘瑪古猿更進步，更接近人類的早期類型。含祿豐古猿化石的地層年代，為早上新世晚期或中上新世早期，距今約 800 萬年。
[20] 《民族地理雜誌》1963年第1期134～135頁。
[21] 吳汝康：《祿豐大猿化石分類的修訂》，見《人類學學報》1987年，第6卷第4期。
[22] 張興永、鄭良、肖明華：《從開遠臘瑪古猿的形態特徵再論滇中高原與人類起源》，《雲南：人類起源與史前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
[23] 我國早期猿人階段文化遺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位於芮城縣西侯度村。距今180萬年。
[24] 賈蘭坡，1908年生，我國著名的舊石器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25] 賈蘭坡：《有關人類起源的一些問題》，載《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頁。
[26] 賈蘭坡：《我國西南地區在考古學和古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載《雲南：人類起源與史前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27] 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人類起源與史前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4頁。
[28] 劉嘉麟等：《近年來中國第四紀研究與全球變化》，載《第四紀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3頁。
[29] 黃萬波：《論“東亞型”人類的起源與演化》，載《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第19頁。
[30] 《最後的古猿——揭開歐亞大陸最晚中新世古猿倖存之謎》，載《光明日報》2016年3月12日，見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bk/bkpd_qkyw/bkpd_rdwz/201603/t20160321_2930081.shtml。
[31] 2015年3月10日，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員在中國貴州省“甕安生物羣”中發現一枚原始海綿動物化石，它被命名為“貴州始杯海綿”。根據放射性同位素測年法，確定了“貴州始杯海綿”所在的磷礦石的年齡，從而確定該海綿生活在6億年前。海綿動物是整個動物界中最原始的類羣，“貴州始杯海綿”是迄今全球發現最早且可信的原始動物實體化石。該發現將海綿動物在地球上出現的實證記錄從寒武紀向前推進了6000萬年。《科學家發現迄今最古老原始動物化石》，http://cpc.people.com.cn/n/2015/0311/c83083-26674126.html。
[32] 胡煥庸、陳業裕編著：《世界海陸演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33]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武漢地質學院編制：《中國古地理圖集》，地圖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34] 張雙棣撰：《淮南子校譯》（全二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頁。
[35] 參閲劉明光主編：《中國自然地理圖集•海底地貎》，中國地圖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頁。
[36] 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中國自然地理·古地理》（下冊），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頁。
[37] 參閲《華力西運動之後海陸分佈圖（距今二億三千萬年前）》《喜馬拉雅運動之後海陸分佈圖（距今年一千萬年前）》《第四紀冰期之後海陸分佈圖（距今一萬年前）》，載於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中國自然地理·古地理》（下冊），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8、12、13頁。
[38] ［英］H．H．拉姆（Lamb）著，汪奕等譯：《氣候的變遷和發展》，氣象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174頁。
[39] 《最後的古猿——揭開歐亞大陸最晚中新世古猿倖存之謎》，載於《光明日報》2016年3月12日，見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bk/bkpd_qkyw/bkpd_rdwz/201603/t20160321_2930081.shtml。
[40] 《最後的古猿——揭開歐亞大陸最晚中新世古猿倖存之謎》，載《光明日報》2016年3月12日，見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bk/bkpd_qkyw/bkpd_rdwz/201603/t20160321_2930081.shtml。
[41]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42] “距今11萬年前氣候寒冷化，冰雪逐漸變成積雪，原本在海洋中的水被儲藏在了陸地上，導致海面水位逐漸下沉。距今2.4萬年到2萬年前之間是海面水位最低的時期，這段時期全球的陸地冰雪據估計有8500萬到9800萬立方米，相當於海面水位降低了130米。”［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頁。
[43]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武漢地質學院編制：《中國古地理圖集·説明書》，地圖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44] “玉木”，指“玉木冰期”是英文Wurm glacial stage ，也有“維爾姆”“武木”等漢譯名稱，長期在中國文獻中使用，是歐洲阿爾卑斯地區更新世的末次冰期，發生在距今8萬~1.1萬年間。
[45] ［法］帕斯卡爾·阿科特著，李孝琴等譯：《氣候的歷史——從宇宙大爆炸到氣候災難》，學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 80頁。
[46]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武漢地質學院編制：《中國古地理圖集·説明書》，地圖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47] 《日本研究人員發現台灣化石系“亞洲第四類猿人”》，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5_01_28_307855.shtml。
[48] ［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49] 李四光：《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初稿）》，科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頁。
[50] 張芝聯、劉學榮主編：《世界歷史地圖集·人類的起源》，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頁。
[51] 張之垣：《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分佈規律》，載《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第50頁。
[52] 中原地區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在古代被華夏民族視為天下中心。夏商朝曾建都於中原商丘、安陽、鄭州等，自漢朝起洛陽、南陽、開封成為王侯將相建都之地。周成王落實武王建都洛邑（今洛陽）計劃，説：“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記·卷四·周本記》）廣義的中原是以中原六大古都羣（洛陽，開封，商丘，安陽，鄭州，南陽）為中心，輻射黃河中下游一帶的廣大平原地區，狹義的中原即指天地之中、中州河南。
[53] “22Ma B.P.的高原隆升事件，使高原與周邊地區形成較大的地形反差，同原高度可能達到了對大氣環流具有顯著作用的1500～2000m的臨界高度。”（湯懋蒼等2001），轉引自張蘭生主編：《中國古地理——中國自然環境的形成》，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頁。
[54] 黃萬波：《論“東亞型”人類的起源與演化》，載《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第17頁。
[55] 第四紀以來大致可分為四期地質構造運動活動期，相應有四期火山噴發期。第一期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初期，華北、東北等地有玄武岩噴發；第二期早更新世中、晚期，僅見華北地區玄武岩噴發；第三期中更新世中、晚期中國東部、滇西、藏北等地均有強烈玄武岩流噴出。第四期在歷史時期的明清之際，中國東、西部火山活動頻繁、劇烈，火山岩流仍以玄武岩為主，另有少量安山岩、粗面岩，《中國地質學》，地質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頁。
[56] 劉嘉麟等：《近年來中國第四紀研究與全球變化》，載《第四紀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3頁。
[57] 西藏高原被譽為“世界屋脊”，儘管氧氣在大氣中的相對比例沒有變化，但由於空氣稀薄，氧氣的絕對量卻變小了。空氣密度是隨高度的升高而減小的，由此導致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人缺氧併產生相應的不適應症。據測算，在海拔4270米高處，氧氣壓力只有海平面的58%。另外，高原上升也導致氣温下降。據氣象測定，海拔高度每升高150米，氣温會下降1ºC。一般海拔高度每升高1000米，氣温下降6.5度。因此，高原地區的氣温比同一緯度的其他地區更寒冷。研究表明，長期生活在這種缺氧環境中的人，容易出現低氧血癥及其他諸如神經組織、循環系統、腦生理功能等疾病。
[58] 第四紀大冰期的全球性冰川活動約從距今200萬年前開始直到現在，是地質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期。在這些大冰期中，氣候變動很大，冰川有多次進退，分別被稱為冰期（glacial epoch）和間冰期（interglacial epoch）。在我國，這一時期也相應地出現了鄱陽亞冰期（137萬～150萬年前）、大姑亞冰期（105—120萬年前）、廬山亞冰期（20萬～32萬年前）與大理亞冰期（1萬～11萬年前）4個亞冰期。在亞冰期內，平均氣温約比現代低8ºC～12ºC。在距今1.8萬年前的第四紀冰川最盛時期，年平均氣温比現在低10ºC～15ºC。間冰期時，氣候轉暖，海平面上升，大地又恢復了生機。其中在兩個亞冰期之間的亞間冰期內，氣温比現代高。北極等高緯度地區約比現代高10ºC以上，低緯度地區約比現代高5.5ºC。覆蓋在中緯度的冰蓋消失，甚至極地冰蓋整體消失。在每個亞冰期之中，氣温有波動，例如在大理亞冰期中就至少有5次冷期（或稱副冰期），而其間為相對温暖時期（或稱副間冰期）。每個相對温暖時期一般維持1萬年左右。直到1. 65萬年前，全球的冰川開始融化，大約在1萬年前大理亞冰期（相當於歐洲的玉木亞冰期）消退，北半球各大陸的氣候帶分佈和氣候條件基本上形成為現代氣候的特點。
[59] “發現南方古猿化石的沉積中有不少火山岩和凝灰岩，表明那時有過火山的噴發。當熾熱的熔岩飛速從山坡下傾時，這對南方古猿是一種災難。”吳汝康：《人類的起源和發展》，科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55頁。
[60] 《雲南蒙自馬鹿洞新發現新人種股骨——發現古老型人類倖存最晚的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網《中國考古》，http://www.kaogu.cn/cn/xccz/20151221/52480.html。
[61] 《雲南滄源發現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國家最早的“和平文化”遺址——我國首次發現“和平文化”遺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網《中國考古》，http://www.kaogu.cn/cn/xccz/20151229/52605.html。
[62] 20世紀後期以來，古人類學界在現代人類起源問題上一直存在着針鋒相對的兩種假説。一些學者主張各地區的現代人都起源於大約15萬~20萬年前的非洲與古老人類屬於不同物種的一種新人類—解剖學意義上的智人或現代人，大約10萬年前擴展到世界各地，並完全取代當地的古人類。這種假説被稱為“非洲單一起源説”。另一些學者提出“多地區進化説”，認為世界各地的現代人類的直接祖先應該是各地的古人類，在其進化過程中或許曾接受相鄰地區的基因貢獻，但本土連續演化是主流。近年來中國第四紀年代學取得一定進展，測年技術水平和精確程度都獲得了較大提高，一些學者對我國5萬至10萬年的一些舊石器時代遺址進行了一系列絕對年代的測定，這些遺址都證明了5萬至10萬年前中國很多地區都生存着古人類，而不像主張中國人類非洲起源説的學者所認為的那樣，這裏的早期人類在末次冰期時走向滅絕，距今5萬至10萬年前這裏是“非人區”。參閲劉慶柱主編：《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3頁。
[63] 研究結果於2013年10月14日在線發表於《自然》（Nature）系列刊物Nature Communications。 張曉明（博士生）、祁學斌（副研究員）和楊召輝（博士生）為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宿兵研究員和石宏副研究員為共同通訊作者。該研究得到了科技部973項目，國家基金委重大研究計劃重點項目和培育項目以及雲南省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 來源：《宿兵實驗室在東南亞土著人羣中發現新的古老母系遺傳世系》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網站：http://www.kiz.cas.cn/xwzx/kydt/201310/t20131015_3954022.html。
[64] 當時的東亞大陸沿海海岸遠比今天廣闊，它從今天的印度洋、南海北岸一直延伸到台灣島和朝鮮半島的東岸；當時廣西與海南島，乃至南洋一些國家，中國大陸與台灣、朝鮮、日本之間全為陸橋連接。
[65] “東亞型”人是劉東生院士在討論“巫山人”及其生活環境時提出來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黃萬波對此提法表示“十分贊成”，同意把東亞地區200萬年前後的人屬成員概括為“東亞型”人。黃萬波：《論“東亞型”人類的起源與演化》，載《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66] 20世紀80年代，我國有些學者在發掘和研究元謀西猿時，認為在元謀盆地小河地區豹子洞篝發現的古猿伴有石器。將之訂名為“東方人”，並將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萬年前。在同一地區的蝴蝶樑子還發現的一具幼年頭骨，鑑定為臘瑪猿型，認為是人類的祖先，後來宣稱在地層中也找到了“石器”，將之更名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為距今400多萬年前。
[67] 2010年6月３日，中國考古人員在杭州宣佈，在浙江省境內發現了距今100萬年前的古人類文化遺存。這説明，這裏在更新世一直適合人類生存，尤其在末次冰期，北方人羣因氣候非常寒冷可能遷徙到了華南地區。因此，相對北方來説，這裏能提供更多的人類延續演化的證據。這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參見《中國東南沿海發現一百萬年前古人類文化遺存》，http://www.kaogu.cn/cn/xianchangchuanzhenlaoshuju/2013/1026/38964.html。
[68] 關於中國不同地區的蒙古人種差異，可參閲韓康信、潘其風：《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載《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69] 潘其風、韓康信：《中國石器時代人種成分的研究》，載《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頁。
[70] 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頁。
[71] 轉引自韓康信、潘其風：《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載《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第245頁。
[72] 李四光：《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初稿）》，科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頁。
[73] 韓康信、潘其風：《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載《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第247頁。
[74] 《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頁。
[75] 《考古表明六千年前紅山文化先民為蒙古人種》，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網》，http://www.kaogu.cn/cn/xccz/20141017/47877.html。
[76] 《郭大順：紅山文化是中華古文化的“直根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網》，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5/1110/51950.html。
[77] 蒙古人種（Mongoloid）又稱作黃色人種、亞美人種，在世界三大人種中，人口較多。主要分佈於東亞、東南亞、中央亞細亞、西伯利亞和美洲等地。蒙古人種的主要體質特徵包括：在膚色方面存在着由較淺到較深的一系列變化，其中間色調為黃色。頭髮黑色，比較粗硬，絕大多數為直髮，鬍鬚少或極少，體毛不發達。面部扁平度很大，顴骨明顯突出，臉部寬大。眼裂多較狹窄，眼外角通常明顯高於眼內角，內眥皺褶和上眼瞼的出現頻率較高，尤以北部類型為甚，眼色多呈褐色或黑色，鼻子的寬度中等，鼻根通常比較低矮或中等，唇厚中等，多為凸唇型。
在顱骨的特徵上，蒙古人種通常具有很大的鼻顴骨，反映出他們的上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相當扁平。顴骨比較高、寬，顴骨上頜骨下緣處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轉折。眶型普遍偏高。鼻根點凹陷比較淺，除美洲人種外，鼻骨一般比較低平，鼻前棘和犬齒窩的發育較弱。在蒙古人種中，存在着較高的矢狀嵴，下頜圓枕和鏟形門齒的出現率。在蒙古大人種下面，根據某些體質特徵的差異又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如下五個小人種：北亞人種、東亞人種、南亞人種、東北亞人種和美洲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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