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鑫誠:美國智庫炮製“2020攻台論”,被機智的網友看穿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洪鑫誠】
所謂“兩岸統一時間表”一直是台媒熱衷的話題,近日的台灣政論節目《政經看民視》話題就是中國大陸的“2020年攻台計劃”。引出這個討論的緣由,是近期美國智庫研究員易思安(Ian Easton)在其新書《中國的侵略威脅》中聲稱,解放軍已為2020年奪取台灣擬定秘密作戰計劃。

易思安本人在受訪時解釋“2020共軍攻台”的説法,是引用自台灣2013年出版的“國防白皮書”,並強調2020本身“不是重點”。他澄清説自己從來沒有説過大陸2020年會攻打台灣,並表示“台灣是安全的”,“台灣人沒有理由驚慌”。
而後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舉辦的研討會上,史文(Michael Swaine)、容安瀾(Alan Romberg)等人又接連為事態降温。史文指出最先對易思安新書進行報導的美國記者格茨(Bill Gertz)的解讀是“完全扭曲的解讀。”他認為,“中國的軍事計劃包括在特定時間內在特定領域獲得特定能力,有一定的基準,比如在2020年、2021年要達到什麼樣的能力,但那並不表示攻台計劃。”容安瀾也認為中共近期不會訴諸武力,但維持軍事能力以對付“台獨”是很重要的。
看似神秘的“2049計劃研究所”
幾個回合之間,易思安及其所屬的“2049計劃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可謂聲勢大漲,這個以“2049”敏感時點為名、一副神秘機構氣質的美國智庫究竟是什麼來頭?又何以一夕暴紅?
還記得不久前憑藉《外國太空能力》報告對中國反太空武器發展的評估而搞成大新聞的“國家公共政策研究所”(NIPP)吧?其實正如“國家公共政策研究所”並不真的代表“國家”,“2049計劃研究所”也無關美國政府搞的什麼大計劃。這兩個智庫算是深諳命名之道,但真實影響力都和“美國國家隊”級別的智庫相去甚遠。
和NIPP一樣,“2049計劃研究所”也與《全球智庫報告》中的世界智庫排名(通常入選不到200家)及全美智庫排名(通常入選不到100家)無緣。論規模,成立不到十年的“2049”比NIPP還差上一截,如果不算一些兼職的撰稿人或訪問學者,專職人員(staff)僅有8人(包括一個實習生)。論預算,“2049”目前也僅有每年約100萬美元的水平,與主流智庫相去甚遠。可以説,從人員到資金,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微型智庫”。
換句話説,這個智庫先前默默無聞並非因為有什麼神秘背景籠罩,實在只是因為想搞個震動中文言論市場的大新聞太不容易了。
“小而精”智庫的經營之道
然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些小智庫能夠在較短時間內“以小博大”的兩大手段,一是“不求全面,但求專業”,二是藉助多種媒體渠道進行議題操作,從而放大自身影響力。而美國肥沃的智庫發展土壤以及網絡空間的傳播效率,更讓小智庫站上了時代的風口。
美國是世界上智庫發展最為成熟、影響力也最大的國家,智庫運營和發展的體系非常完善,這大大降低了成立新智庫的門檻。只要有與主流智庫關係密切的人士牽頭,憑藉既有的智庫資源及對智庫機制的瞭解,新建、經營一個規模較小的新智庫並非難事。微型化或虛擬化、研究領域較為單一,成為世紀之交以來勃興的“第四代智庫”的主要特點。
過往大型智庫通常力求全面,不可能將所有地區、議題研究都打造成為王牌。而小型智庫如果輕裝上陣,專注特定的地區和議題,就可能在少數幾個領域形成品牌。小智庫的創辦人完全可以選擇自己最擅長的領域,再借助大智庫的發展經驗和人脈資源實現新智庫的專業運作。與此同時,網絡的發達使得小智庫的資源劣勢被大大抵消,爆點一到,十萬+百萬+也是分分鐘的事。
“2049計劃研究所”總裁暨CEO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曾官至美國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主要工作及研究領域就聚焦東亞、兩岸。在進入國務院工作之前,薛瑞福就是美國頂尖智庫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獨立顧問及訪問學者,至今也仍在CSIS掛職。可以説,薛氏創立“2049計劃研究所”,正是其作為美國智庫、政府之間“旋轉人”(in-and-outers),整合政府及主流智庫資源再造新智庫的範例。

薛瑞福的經歷背景,使其不僅深諳智庫經營之道,還能更輕易地將既有政府、智庫資源對接到“2049”,而在中國研究、台海問題方面的專長,成了他開拓新業務的招牌。“2049”從創立到發展的過程中,就得到了諸多美國頂尖智庫的加持,除了CSIS之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外交關係協會(CFR)等,常常與“2049”合辦各類會議,主題大多聚焦“中國”、“台灣”。
此外,薛氏在美政府任職時積累的政商資源,也體現在“2049”的圈子中。除了“美台商會”會長韓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位列理事會之外,民進黨“立委”蕭美琴、政大教授、前“國安會”副秘書長何思因和前台灣“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等人都是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儼然一派“美台親善”的畫風。
靠着這套人馬及清晰的研究範圍,“2049計劃研究所”雖然離一流智庫尚有差距,卻很快憑“小而精”上了軌道。據其歷年官方資料,“2049”的賬目逐年擴張,尤其在2015年收支規模顯著上漲。

筆者根據2049計劃研究所歷年官方報告整理
“更安全的亞洲”是怎麼個意思?
而宣稱“在2049之前,引導決策者走向一個更安全的亞洲”(Guiding decision makers toward a more secure Asia by 2049),“2049計劃研究所”的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呢?

2049計劃研究所官網可見其口號
縱覽其各研究領域、項目及主要業務與活動範圍,包括其機構成員背景及主要觀點,可知“2049”所持“亞洲安全觀”的核心其實是更緊密的美台關係和美日台同盟。
雖然表面是以整個亞洲為關懷,事實上“2049”的關切始於台灣,及於日本,並以“美日台VS中國大陸”作為假想劇本。
從官網列出的薛瑞福個人介紹不難看出,其近年發表文章絕大多數涉及台灣,同時積極關注中國解放軍、美國亞洲同盟、台灣和日本的防禦戰略、美日軍事合作等。
而至今佔據“2049計劃研究所”六大主要項目之二的“台灣訪問學者計劃”(Taiwan 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和“台灣交換計劃”(Taiwan Exchange Program),更是其最早開展的涉及直接人員交流和政策討論的重要業務。在成立之後不久,“2049”便積極派團出國鞏固其亞洲關係網,與台灣政界的來往首當其衝。“2049”堅信人員交流對實現其目標至關重要,2011年在入不敷出(收入約46萬美金,支出約75萬美金)的財政狀況下,差旅經費仍高達近17萬美金,而同一年度花在研討會、論壇等活動上的經費竟僅有不到9千美金。

2012年由美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率團訪問馬英九及蕭美琴
及至近年,“2049”在對台聯繫成果穩固之後,以“美日同盟”為戰略背景,將其對台項目幾乎如法炮製到了對日合作領域,啓動了“日本的全球參與和美日合作”(Japan’s Global Engagement and U.S.-Japan Cooperation)等項目,從而進一步實現其願景中的美、台、日三角連線。
除此之外,從前文提到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到歷來的訪問學者、特約撰稿人甚至實習生,“2049”的“國際友人”也明顯是“台灣為主,日本為輔”的配套。歷任8位訪問學者中就有5位為台灣背景(日本1位),目前該智庫唯一的實習生也出身台大和喬治城大學。
而在“2049”於2013年開始設立的“私人圓桌會議”(Private Roundtables)中,其“台灣聯結”顯而易見。2014年的三位圓桌嘉賓中有兩位來自台灣,其中包括目前當紅的“賴神”。而2015年的七位嘉賓中也有三位來自台灣,分別是前“副總統”呂秀蓮、前“國防部”副部長陳永康以及“立委”蕭美琴的助理。
馬英九應該感謝薛瑞福嗎?
長期以來,如此“深耕台灣”的“2049”不只是美國對台軍售的積極鼓吹者,也是深化美台關係、加強亞太聯盟的推動者。在其官網上有一段很博眼球的褒獎,正是來自執政期間的馬英九。2012年3月27日,贏得連任不久的小馬哥對“2049計劃研究所”不吝美言,將之形容為“台灣的重要支持者”以及“驅散‘棄台論’的要角”。
而“2049”也禮尚往來,將馬英九的原話放在首頁,置於對阿米蒂奇和約瑟夫·奈的引言之上。看來,這段來自“馬前總統”的評價,正合“2049”的自我期待。

但馬英九應該感謝薛瑞福,將其視為“台灣人民的老朋友”嗎?答案恐怕恰恰相反。試想,一旦“棄台論”在美國成為主流,那麼以台海問題傍身的薛瑞福何以立足?在美台關係上享有巨大利益的“2049”飯碗何在?
單看對台軍售,作為薛瑞福左右手的“2049”執行長馬克·斯托克(Mark Stokes)就具有濃厚的軍方及軍火公司背景,不止曾任美國導彈生產商雷神公司高管,還曾是美國售台武器的四大幫辦之一。而與“2049”來往密切的陳永康在其海軍司令任內大力提倡潛艇自造及購美潛艇,正與“2049”軍事報告中對台軍潛艇戰力的重視一唱一和。
顯然,“2049”力戰“棄台論”遠不如馬英九的美言中那般大義凜然,也不過是小智庫在國際關係夾縫中理性的經營之道罷了。恐怕薛瑞福們才是那些應該説感謝的人吧,沒有台海問題的現狀,“2049計劃研究所”會從天而降嗎?就像此次“2049”拋出“2020攻台論”,還是網友看得穿:又想要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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