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薛其林等：“民國學術熱”是怎麼來的？
近年來，民國學術受到學界和傳媒追捧，一股“民國學術熱”悄然興起。應當説，民國學術確有其獨到的成就和相應的歷史地位，但在弄清楚其主要成就和學術史定位之前，不必急於頌揚。研究西方則傾心於西方，研究民國則傾心於民國，是缺乏自主思考的表現，也會影響到對當代中國學術及社會現實的把握與展望能力。
“民國學術熱”的由來
問：當前出現的所謂“民國學術熱”，主要表現是什麼？
汪朝光：近些年來，民國學術史研究得到了很多關注。相較於過往研究對民國學術的“低看”而言，近些年來的研究，對民國學術又有了不少“高看”之語。民國似乎成了“大師”輩出、“名作”叢集的時代，有了似乎難以企及的“範兒”，有了“黃金時代”之謂。而由於互聯網時代的傳播特性，本來一些嚴肅的研究，卻也被加以“標題黨”式的喧鬧，脱離了研究者的本意，又不乏泡沫化的浮誇表述，其真實的價值往往也會大打折扣。
民國時期的大師們 圖/搜狐
薛其林：所謂“民國學術熱”，表現為大量民國時期的著述、民國名人傳記出版，大量有關民國的學術論文發表，部分學術界人士明顯表現出對民國學術的熱衷和傾心；大量民國名人故事、軼事為媒體追捧傳播，民眾對民國的歷史和人物表現出很高的熱情和關注度。由此引發了對民國學術乃至民國一切事物的盲目稱頌。
問：出現這種熱捧的原因何在？
薛其林：“民國學術熱”背後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從客觀事實層面而言，民國學術確是一個“富礦”，無論是研究西方學術，還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人，都能在民國學術這桌“盛宴”中找到豐富的“食材”，獲得心靈的啓迪，甚或心理的共鳴。
其二，學人的懷舊心理。當今部分學者在過度功利化之後，經歷了浮躁、焦慮、無序和茫然，滋生了自卑情感和懷舊心理，因而順勢回到民國學術，油然而生一種莫名的仰慕和稱頌。研究民國以至傾心民國，跳不出來，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其三，是古非今的傳統學術習慣。中國學術界有一種逃避現實和是古非今的傳統習慣，從春秋諸子對“三代”的溢美，如孔子因痛心於“禮崩樂壞”的現實而發出“吾從周”的吶喊，到康有為的“素王改制”，無一不是是古非今，好古蔑今。
民國學術的轉型與創新
問：民國時期是學術的裂變期，在您看來，這一時期的學術有哪些特徵？
薛其林：我認為民國學術最主要的特色有二：一是兼採古今中西，融合創新；二是確立了新的學術範式。
就融合創新而言，基於內部的社會轉型和外部的西學東漸，民國學術呈現出古今中西（印）學術、各門學術、同門各派學術之間的多層次的碰撞交匯與融合創新的特點。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學術研究方法的融合創新，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
一是傳統考據方法與西方實證方法融合而成的科學實證方法。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驗方法，既為傳統考據學注入現代科學實證的方法，又反映出近代實驗科學“無徵不信”的客觀態度，是方法論上突破傳統思維模式的創新；王國維、陳寅恪等兼用實證方法和傳統考據方法，在各自學術領域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傳入中國後，即與中國傳統的樸素辯證方法相契合，作為具有科學性、革命性和實踐性的方法論原則在民國學術界嶄露頭角，並沿着政治、學術兩個方向發展和深化。
三是傳統的義理方法與西方詮釋學方法融合而成的義理闡釋方法。義理闡釋方法兼取富於理論色彩的西方詮釋學與富於實踐色彩的中國義理學的長處，着眼於理解和闡釋，以一種動態而開放的方法論體系和雙向迴流的思維方式解讀意義世界和價值世界的諸多問題。
四是傳統的直覺方法與西歐、印度的直覺方法融合而成的新的直覺方法。在對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想的認同和對“科學萬能”的詰難中，現代新儒學揚波而起，他們借鑑西方柏格森創化論哲學中的直覺主義來闡述中國的道德哲學，強調對生命、生活的感受和體悟。在上述四種主流方法中，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方法、科學實證方法在民國時期的影響是最大的。
問：那麼範式轉換又體現在哪裏？
薛其林：就學術範式而言，社會轉型與傳統的解構激發了思維方式的變革，促成了新學術範式的確立。籠統而言，走出經學時代，顛覆儒學中心，標舉啓蒙主義，提倡科學方法，學術分科發展，中西會通創新等等，都標誌着民國學術範式的確立。具體可從四個方面分析。
一是新話語模式的確立。以胡適、陳獨秀為代表發起的文學革命，從工具理性出發，以白話文這一新形式來灌注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內容；倡導文學革命來建立“人的文學”、“活的文學”。白話文不僅帶動了新的文學創作，而且為學術研究與寫作帶來了新話語。
二是新思維模式的確立。民國時期確立了兩種新的思維模式：對科學的崇拜和對哲學的高度重視。這兩種思維模式反映了當時人們追求一種完整的認識和完美理論的傾向，促使人們去建立科學歷史觀來研究哲學問題，並根據哲學認識來建立各自的學理及學説。
三是新學術精神的確立。民國時期，學術上確立了懷疑和實證兩種精神。由康有為開啓端緒的“疑經”，經嚴復、胡適從學理上、致思上的疏導和昇華，發展而為顧頡剛的“疑古”，懷疑精神達到高潮。同時，西方的科學實證精神和實驗主義經嚴復、胡適等人的引進，在五四時期蔚成風氣。一切“心成之説”都要接受科學實證方法的嚴密驗證。
四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及其中國化。這是此一時期學術上最為顯著與深刻的更新。尤其是作為理論和方法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意識形態、學術文化的影響最為突出。唯物史觀自傳入中國後，即參與了各種社會思潮的大討論、大論戰。經過詰難和論戰，唯物史觀對唯心史觀進行了系統有力的批判，充分彰顯了科學性、革命性、實踐性的特點，並逐漸取得學術上的話語主導權，形成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現代政治學、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文藝學等學科雛形。
學術界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開拓出了新的學術視野，奠定了新的學術研究範式，展示了新的學術氣象和風格，並促成了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馮友蘭、顧頡剛、陶希聖、羅爾綱、吳晗等一批非馬克思主義者也開始信奉唯物史觀並以之從事學術研究。
對於“唯物史觀在30年代初像怒潮一樣奔騰而入”的學術奇觀，當時政治上、學術上都反馬克思主義的胡適也不得不承認：“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説所涵意義的表現……這種歷史觀的真意義是不可埋沒的。”
胡適 圖/CNR
唯物史觀的巨大影響，不是人為主觀拔高的，也不是短時間形成的，而是在相對開放爭鳴的學術環境中，經由多次論戰和多重挑戰脱穎而出，才為學術界所接受和認同。然而，當前追捧“民國範”的人，往往不提唯物史觀在民國時期的巨大影響，這是非常片面的。
民國學術的侷限性
問：民國時期的學術雖然有一些首創性的成果，但很多方面仍不成熟。民國學術的侷限性主要有哪些體現？
汪朝光：時人所論的民國學術及其“大師”，絕大多數出自人文學科，且多半是專治中國傳統經史文哲學問的人文學科，較少社會科學領域的名家。為什麼？這是當時動盪不寧的時代環境所造成的。
學術研究需要持續而穩定、能夠讓學者潛心其中的社會環境，需要經費和資源的投入，但民國時期是戰亂頻仍、社會動盪、經濟匱乏的時代，學者很難得到這樣的環境。因此，他們產出的研究成果多半隻能侷限在更依賴於個人創見和悟性、依賴於本土文化素養乃至於語言的人文科學，而很難兼及需要更多投入和集體協作的社會科學。相較於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那時不具備發展的條件。這是民國學術發展的先天不足和短腿之處。因為這樣的不足和短腿，再來談什麼民國學術的“黃金時代”，確有其高估之處。
再者，因為民國時期的戰亂和動盪以及各種條件的欠缺，即便是人文科學研究，其已有成果的取得較其應有成果的取得也不能不打折扣。以歷史研究為例，中國的歷史學素稱發達，歷朝歷代延續修史傳統，形成“二十四史”，這是研究中國歷史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史料。但“二十四史”形成時間長達兩千餘年，版本不一，沒有標點，缺乏註釋，為後人的閲讀理解帶來不少困擾。為“二十四史”作點校本可稱歷史研究的基礎工程，但這樣的工程在民國時期由於種種條件限制而無法提上日程。
直到1949年以後，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歷20餘年而最終完成，成為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顧先生民國年間即以《古史辨》而成名，然其對中國史學最重要的貢獻完成在新中國時期。由此而論，民國學術在事關學科發展的基礎性建設方面也有明顯欠缺。
楊瑞：許多被廣為稱道的民國學術成果也有明顯不足。第一，總體看，民國學術處於從晚清以降的移植域外知識到創造本土知識的轉換過渡時期中，這就決定了此時初步確立的現代學術框架體系較為粗疏，存在簡單模仿域外的情形，以至邯鄲學步、東施效顰，遠未達到精詳賅備、體大思精之境；學術研究雖然起步，但還不夠深入精緻，還未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研究體系和話語體系。如在中國哲學史構建過程中，程度不同地存在削足適履、曲解附會之偏向。
第二，民國是中國現代學科體系和學術研究體系的重要開創及奠基時期，但這個過程無疑是在對“西方崇拜”的推波助瀾之下展開的，亦有過於推崇和迷信西方的片面性。這也導致傳統學術路向日益邊緣化而難以進入主流學術圈。打着“輸入學理，再造文明”旗號、以“科學”的手段“整理國故”的諸君，亦不免有矯枉過正、破壞歷史記憶之失。
第三，社會科學在整個學科和學術體系上幾乎全盤從域外引入，學術研究路徑亦“競慕西化”，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及中國自身問題反不重視，導致中國問題意識不足，難言中國學術的主體性，更遑論建立起“中國的學問”。
以現代法學為例，自晚清始，主要通過日本的管道引介大陸法學派的理論和知識，及至民國轉從美英等國引入普通法學派的知識和理論，後又轉向歐洲大陸法學派服膺社會法學。無論學派如何轉換，但從課堂教學到學術研究，從司法實踐到法律實務均以外國法為中心，存在以西方法理簡單比附、解釋、解決中國問題反不得其法的情形。
第四，中國近代史等學科領域研究剛剛起步，無論學科體系還是學術研究均較為幼稚淺顯，且受政治和現實等外在的因素影響較大。僅以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為例，雖然開啓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範式，但誠如沈渭濱教授所言，該書“對歷史的理解往往顯得一元化，詮釋也因之太線性化……他的這個分析框架，可以説是後來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中國學常用的‘衝擊—反應’模式的中國版”。
問：民國學術有多重缺陷，被媒體熱捧的民國學人又有哪些弱點？
薛其林：平心而論，許多民國學人學貫中西，但鑑於時勢鉅變，並非個個都能夠進行深入系統全面的評判，難免憑一己好惡和心理共鳴，而取簡單的“拿來主義”之態度。民國學術中不乏未經咀嚼、消化的舶來品，也充斥着低水平重複的現象，還有觀其一點、不計其餘，難免誤解誤讀的情形，既有體大不精者，也有固執一隅者，所謂“一地散錢”説，正反映了分散、零亂的民國學術實況。
審慎定位和評價民國學術
問：從學術史角度出發，怎樣給民國學術一個恰當的定位？
汪朝光：民國時期處在中國由傳統而現代的轉型過渡期中，許多新事物傳入中國不久，各門學科還在形成中，研究者在研究中較易領風氣之先，成為某個學科的開創者。“百廢待興”，也就較易“成名成家”。而以今天的眼光視之，民國時期的學科建設處在轉型期中，學科發展並不成熟，學術成果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侷限性，而且這些成果中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其實並不多。
我們今天評價民國學術，應該本着唯物主義、實事求是的立場方法，肯定其成績，也認識其不足，而不必妄自菲薄、厚古薄今，甚而譁眾取寵、人云亦云，認為今不如昔。其實，嚴肅的民國學術史研究者都能秉持學術的立場，以求實的態度評價民國學術的發展及其地位。“高估”民國學術的看法，不少實為網絡中的浮誇言論。盲目誇大民國學術的發展，甚至美化民國的方方面面，反映的或者是獵奇之心，脱離了歷史的真實。這不僅不利於正常的學術研究，而且對社會的歷史認知也有負面影響，不利於正確而科學的歷史觀的養成。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肖昊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