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中國社會主義的古文明淵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中國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晚近的概念，理論上的歷史未超過100年，實踐上的歷史未超過70年，放在5000多年中華歷史的長度上，是百分之一到二，兩者不可能是割裂分立的關係，必然是傳承發展的關係。
那種認為新中國是馬克思主義國家，是5000多年中華歷史文化的對立面的觀點，本身就是反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
習近平主席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這是一個正確的、科學的表述。
無論是掛在嘴邊天天説，還是故意視而不見甚至輕易否定，中華5000年都是一個悠然獨立的巨大存在，並不因今人的臧否而有所增損，因為這是世界上舉世無雙的一個在地理上橫跨整個東亞，在歷史上縱貫數千年，而且從未中斷、生生不息、蓬勃發展直到今天的巨型文明。
這個文明完整統一，無法割斷，無法分拆。在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內乃至整個東亞地區，説到國家，就必定要從夏朝説起；説到皇帝稱號，就必定要從秦始皇説起；説到年號紀年，就必定要從漢武帝説起，這個特殊紀年不僅比公元紀年早一百多年，而且在史書上一年不缺地一直排到宣統三年……
還有曆法、文字、習俗、典章、器物、觀念、精神等等，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個如此悠久、連續、完整、同一的巨型文明。
首先看清楚這個現實，再來探究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之處，很多問題就比較容易得到解答。實際上，中國獨特的國家起源，獨特的政治文化，獨特的經濟形態等問題，都與中華古文明時期直接相關。
一、中國的早期國家
2016年8月國際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發為中國傳説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據》（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的文章。儘管此文引起很大爭議，但無論如何，通過“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展開的考古，對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新密新砦遺址和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的發掘整理，的確趨向於證明中國的夏朝和大禹此人的真實存在。今天已經不會再有人像民國時期顧頡剛那樣隨便宣稱大禹可能是一條蟲了。
關於洪水和大禹治水，在《尚書》、《國語》、《孟子》、《淮南子》、《史記》和《漢書》等古典文獻中都有詳細記載。如果説夏朝標誌着中國“早期國家”的誕生，那麼根據這些記載，中國這個國家就是從治水活動中產生的，最初的“禹貢九州”就是治水的產物。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作於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描繪大禹治水成功後分天下為九州
雖然學者們並不認為“禹貢九州”或“舜典十二州”真的是當時的行政區劃，但即使只是一個規劃和政治理想，若在世界範圍內比較，也獨一無二。它至少表示，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當時，位於東亞的這塊土地上已經有了九塊或十二塊相互連接在一起的較大的定居農業經濟體，並且處在一箇中央權力的統一治理之下。而這個古文明特徵，就已經決定了中國早期國家的基本性質。
據《史記·夏本紀》：——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
這説明什麼呢？説明中國早期國家的誕生，起源於天降大任，是英雄聖王奉天之命救民於水火。
——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
這説明什麼呢？説明中國早期國家官員的誕生，從一開始就源於選賢任能。
——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
這講的是為政之道。
——翕受普施，九德鹹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這講的是為官之道。
——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
這講的是治理之道，即天下為公，即為人民服務，即社會主義。
這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事。如果當時有一位神奇的旅行家能夠走遍全球，比較世界各地的人類文明狀況，他一定會震驚於中華大地上出現的發達文明，如果他足夠睿智，甚至可以預測出各不同文明未來的不同發展路徑。
從生產規模上看，中國的黃河和長江中下游這個廣闊的平原地帶，是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經濟體，而且是一個從中心向四周擴展直到外部邊緣的完整範圍。《左傳》中有記載：“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鍚。”這説明，從三代到春秋的1000多年裏，各個經濟體一直隨着大國對小國的兼併而擴大，相連的部分越來越大，但還沒有完全連成片，一些小的邦國和蠻族還散落其間。而到了春秋末年，最遲至戰國時期，就已經完全連成片了。秦朝統一時，這個完整的經濟體已達300多萬平方公里之廣，約3000萬人口之眾。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公元前350年諸侯稱雄形勢圖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秦時期全圖
再從生產形態上看，這個範圍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定居經濟體，具有巨大的生產力。在《禹貢》中，關於九州各州的地形、河流、土壤和物產都有詳細描述，並按照“五服”的劃分，規定了不同的賦納。“五服”分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各五百里，全部接起來，就是一個“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廣達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天下”。而在當時華夏人的觀念中，天下之外，再無其他。
“天下”的觀念，在遊牧文明中不可能產生，因為感覺不到固定的地理範圍；在小規模定居文明中也不可能產生，因為感覺不到固定的地理中心；在任何邊緣地帶文明中也不可能產生，因為既感覺不到範圍也感覺不到中心。所以這個重要觀念只可能在一個廣達千里、一直伸展到外部邊緣的超大定居社會中產生，因為只有這裏的人們才可能充分感覺到天和地的範圍和中心，也才能將世間萬物的運行與“天道”聯繫起來。
而自從“天下”、“天道”、“天命”、“天子”等觀念產生之後，就牢固地紮根在了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當中，成為“廣土巨族”所獨有的一種精神。
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時期還是遊牧的，不是定居的，“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衞”。但到了第三代的顓頊時期，就已經有了明確的定居範圍：“帝顓頊高陽者……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
此後，這一特有的關於“天下”範圍的表述幾乎在每一個朝代都會重新出現。《呂氏春秋》：“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秦始皇本紀》：“六合之內，皇帝之土。東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莫不臣服。”《元史》：“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北逾陰山南越海表，漢唐極盛之時不及也。”明《大明一統志》：“我皇明誕膺天命，統一華夷，幅員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
所以，中國的國傢俱有完全不同的起源，它是中華古文明的特殊產物，它建立在巨大的定居經濟體這個經濟基礎、發達的古代農業技術這個生產力基礎、獨有的“天下”觀這個思想觀念基礎以及聖王英雄號召“天下”、以救民利民為“天命”這個政治基礎之上，形成了獨一無二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並孕育了獨一無二的“廣土巨族”。
如此來看，那些根據古代地中海世界和歐洲世界歷史材料歸納出來的國家起源學説，基本不適用於中國的國家起源歷史，因為那裏既沒有出現巨大的定居文明，也沒有產生“天下”的觀念，屬於“狹土小族”或“遊獵蠻族”或“化外夷狄”，而國家也指的是那些林立的邦國，在生產規模、社會管理和政治組織等各個方面，遠遠不能與“廣土巨族”的古中華相提並論。
二、“天下”型定居文明
在整個古代世界，與中國類似的超大定居經濟體，只在古印度出現過。但由於印度古史嚴重缺失，此前的哈拉巴文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所以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前15世紀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建立起婆羅門教社會之後。
公元前4世紀末建立起來的孔雀王朝，是在亞歷山大東征的衝擊下引發的一個本土崛起，到了第三代帝王阿育王時期，在疆域上已是超大定居社會了，也有豐富的物產和發達的貿易。
雖然根據現代的文獻有理由相信鼎盛時期的孔雀王朝在疆域、人口、政治、軍事、文化等多個方面很接近於中華的秦漢王朝，阿育王的多個壯舉甚至還早於秦始皇，但最根本的區別是，這一王朝並未完成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和國家的大一統建設。弗朗西斯·福山在比較了中國的秦朝和印度孔雀王朝之後，得出結論：（兩者）“政體的性質可以説相差十萬八千里”，他寫道：“孔雀王朝…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種姓制度的嚴格限制。…據我們所知，孔雀王朝也沒有統一度量衡，也沒有在管轄地區統一語言。…孔雀王朝的終止導致帝國分崩離析，分割成數百個政治體，很多尚處在國家之前的層次。”（《政治秩序的起源》）
相比之下，秦朝首先實現了國家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廢封建行郡縣，並進行了大量的大一統建設——收天下兵，開疆擴土，墮城郭、決川防、夷險阻，馳道於天下，器械一量，同書文字，別黑白而定一尊…。而秦亡之後，雖然出現了封建制回潮，但終歸“漢承秦制”，一個更加建制化的“天下”帝國在秦朝政治制度基礎上實現了更為偉大的崛起，登上了中華王朝的第一個巔峯。這最充分地説明了古中華政治文化的高度發展和持久的生命力。
再看東地中海世界。這裏出現過比中國還要早很多而且很輝煌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古黎凡特、古蘇美爾、古小亞細亞等，也有多處較大規模的定居文明。但是相對於中國的九州範圍，這些圍繞在東地中海沿岸的定居文明一是幅員較小，二是地處分散，三是相互林立。
公元1-2世紀地中海主要的農業區域，圖片來源：《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從上圖可以看得很清楚，經過了數千年的文明發展之後，這一地區的定居文明仍是分散林立的，每一個王國都清楚地意識到不遠的地方還有其他王國和民族，雖然可以通過戰爭征服建立起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大型帝國，但永遠也不可能實現中華式的大一統，也產生不出“天下”的觀念。
這張圖還清楚地顯示出，以穀物為主的農作物的生產區域並不多，也沒有連成片，大多數地區只能生產橄欖油、葡萄酒和木材，所以不太可能養育很多人口。根據有關資料，在公元前2世紀的羅馬共和國時期，全國居民總數一直在30萬到40萬之間波動，還比不上公元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秦軍一次斬殺的趙卒總數。而在200年後的帝國時期，由奧古斯都親自主持了三次人口普查，根據他的《自傳》，三次分別為406.3萬、423.3萬和493.7萬人，也只相當於中國戰國時期一個大國的人口。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將信將疑地寫道：“從公元前356年到前236年，秦國據説一共殺死150多萬他國士兵。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數字誇大其詞，無法證實。但它仍不尋常，中國的數字簡直是西方對應國的10倍。”
根據《中國人口史》中的統計，秦朝時人口在2500-4000萬之間，漢朝時達到過6000萬。考慮到其時中國巨大面積的農業生產區，以及在當時就已很發達的耕種技術，養育的人口10倍於地中海和歐洲地區，並不奇怪。
再看古波斯。從早期歷史上看，古波斯帝國是一個半遊牧、半定居的文明。崛起於公元前7世紀的米底王國，包括了十個部落，其中有六個以農耕為主，四個以遊牧為主，疆域覆蓋了整個伊朗高原和小亞細亞的部分地區。公元前559年居魯士大帝統一古波斯各部落，於公元前553年-前550年擊敗米底王國統治者，建立起強盛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史稱第一波斯帝國，歷經220年。極盛時期的疆域橫跨歐亞非三洲，總面積約為600萬平方公里，人口峯值約為1800萬。
第一波斯帝國版圖
國家建設方面，在史稱“大流士改革”的時期，大流士劃分了行省、軍區，統一了鑄幣，修建了道路，開通了運河。從大流士一世時起，帝國就有四個首都：蘇撒、愛克巴坦那、巴比倫和帕賽玻里斯。據記載：蘇撒的宮殿用埃及的烏木和白銀、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利亞的黃金、粟特的青金石和硃砂、花剌子模的綠寶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裝飾而成，國王及其宮廷一年四季輪流駐於每個都城。希臘劇作家歐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侶》一篇中寫道：“神奇富饒的東方……那裏有着沐浴在陽光之下的波斯平原，有着由城牆保護的巴克特里亞城鎮，有着設計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樓。”
古中華、古印度、古東地中海、古波斯這四個地區，是最早出現較大型、較發達的定居文明的地區。但是，古印度雖然也是超大，卻沒能實現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也就是用官僚制度取代家族統治，用世俗權力取代神權，也沒有完成大一統國家建設。而東地中海古文明雖然最早，卻只有狹小的、分散的和林立的定居文明，即使在羅馬時期建立起了環地中海的超大型帝國，疆域面積甚至超過了秦帝國很多，但也不是大一統國家。其民族是分離的，階級是分離的，宗教、文化、經濟各方面都是分離的，帝國解體之後，一切回到從前。古波斯與羅馬帝國類似，在很多方面實際上是羅馬帝國的前身，所達到的文明成就也早於羅馬帝國數個世紀。只是因為對於波斯帝國的歷史描述主要是來自其宿敵希臘的歷史學家，長期以來實際上被污名化、妖魔化了，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
對於羅馬帝國和波斯帝國，福山評價孔雀王朝的那句話皆適用：“王朝的終止導致帝國分崩離析，分割成數百個政治體，很多尚處在國家之前的層次。”原因並不複雜，只有實現了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完成了國家大一統建設的“天下”帝國，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歷史上一次次復活，而不是曇花一現。實際上，除了中國的秦漢帝國，世界歷史上所有其他帝國都只是半完成，或沒完成。
而為什麼秦朝首先完成了政治制度的現代化，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為什麼秦朝的廢封建、設郡縣政治措施在此後兩千多年歷史上成為“百代秦制”，被每一個王朝所實行？為什麼中國在世界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裏都是最富庶的國家，而且會有從中國向世界各地源源不斷輸送絲綢、瓷器和其他物產的“絲綢之路”？根據唯物史觀，道理也很簡單，就是由巨量的物產和巨量的人口這兩個基本的物質環境因素所決定的。也就是説，“天下”型定居文明已經內含了世界第一的經濟基礎，只要加上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現代化上層建築，就是世界第一的現代化大國。
始皇泰山刻石辭雲：“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刻石辭雲：“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碣石刻石辭雲：“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
在中國這個天下國家，“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文化和“百代秦制”的政治制度，實際上都是帶有必然性的路徑選擇。國家一統、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民生髮展之間的關係，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是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而且這個道理也只能從中國天下國家自身的歷史經驗中歸納出來，與任何產生於其他地區的主義和理論都沒什麼關係，因為“天下”型定居文明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廣土巨族”就是“廣土巨族”，不是任何其他。
三、非定居文明
以中華“天下”型定居文明為基準，再來衡量世界上其他文明，就有了新的觀察視角。
與定居文明相對的，是遊牧文明或遊獵文明。打開古代世界的地圖，從中國長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一直到歐洲的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森林，整個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都是遊牧或遊獵文明。
從歷史上看，遊牧或遊獵文明在文明發展程度上永遠是大大低於定居文明的，這些民族往往就是野蠻人的同義語。在工業化出現之前，這些落後文明的演變有兩個主要方向：一是通過強行入侵和遷徙不斷地將自己融入附近的定居文明當中，二是通過貿易和掠奪在自己的故土上逐漸發展出定居城市，演變成商業型或軍事型的定居文明。總之最後都是要演變成定居文明。
而中國的數千年曆史，就充分見證了遊牧文明的第一種演變方式。
葛劍雄教授在《統一與分裂》一書中寫道：“從秦漢以來，由北方進入黃河流域的非華夏民族至少有匈奴、烏桓、鮮卑、羌、氐、羯、丁零、突厥、高麗、回紇、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維吾爾、回、滿等，其中有的來自遙遠的中亞和西亞。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遷回到原地或遷到中國以外去了，但相當大一部分加入了漢族，有的整個民族都已經消失在漢人之中了。”
張文木教授也有一個值得重視的觀點：古代世界發生過以文明古國為輻射源的農業全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居於強勢地位的農業國家或民族最終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農業國家和民族，……其結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這些非農業征服民族無一例外地被農業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
但是在歐洲和地中海地區，其實還有第二種演變方式，也就是通過與遠方定居文明的貿易或對於小型定居文明的掠奪，逐漸演變成商業型或軍事型的定居文明。
下面兩張圖顯示了在公元前1千紀這段時期，相當於中國的西周到東漢這段時間，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文明發展狀況。
哈爾施塔特文明（約公元前800-前450年），圖片來源：《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拉坦諾文明（公元前450年-約公元1年），圖片來源：《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若以中國西周到秦漢，或印度孔雀王朝，或阿契美尼德王朝等任何一個文明古國的文明標準來衡量，古代歐洲基本上是文明空白，地地道道的野蠻時期、化外之地。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近代歐洲在崛起之後一定要將古希臘和古羅馬從古地中海文明中分離出來，硬説成是西方文明的“古典時期”，因為它真實的“古典時期”什麼都沒有。
近代西方文明真正的誕生，始於十字軍東征。在此之前的1000年裏，它不過是從極為原始的哈爾施塔特文明和拉坦諾文明緩慢地進化到了一個個信奉基督教的蠻族部落。彼得·弗蘭科潘在《絲綢之路》一書中寫道：“教皇的動員得到了廣泛的響應：1096年，幾萬人的大軍開始向耶路撒冷進軍。……局勢突然發生了變化，西方正逐漸將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他的意思是，這才是西方在世界歷史中的第一次亮相。
十字軍東征是歐洲通過掠奪外部世界的財富將自己發展為富裕的大型定居文明的開始。在此後的1000年裏，十字軍方式不斷重複——對印度的掠奪，對美洲的掠奪，對非洲的掠奪，直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全盛時期，實現了對於全世界所有非西方國家和民族的掠奪。甚至在今天，西方也仍然在進行着一種本質上屬於新殖民主義的全球掠奪。
這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視角，看清世界，認清西方，理清自己，都要出於這個視角。從這個視角看出去，世界歷史的真實圖景其實很灰暗，遠沒有中華文明自身的歷史那樣光明。
簡單説，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定居文明之外，世界各地的非定居文明，無非就是以下幾類：一類是以畜牧生產為主的遊牧文明，如內亞草原地區的各民族；一類是以商業貿易為主的遊商文明，如阿拉伯世界各民族；一類是以遠征掠奪為主的遊盜文明，如西歐大陸各民族。
值得一提的是，相對於定居文明來説，這些非定居文明雖然在文化上遠遠落後，但卻都具有軍事上的優勢，所以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總是作為征服者進入定居文明的土地併成為主人。但歸根結底，還是會被定居文明高度發達的文化所同化，成為定居文明中的新成員。中華大地北方地區對各草原遊牧文明部落的同化，西部地區對中亞阿拉伯遊商文明部落的同化，都是歷史見證。而這種同化本身，其實也就是人類文明從野蠻走向開化、走向進步的重要步驟。
四、中國古代社會主義思想
通過前面的系列分類——在定居文明中，區分出“天下”型定居文明、非“天下”型定居文明和分散狹小的定居文明；在非定居文明中，區別出遊牧文明、遊商文明、遊盜文明；中華文明的真實身份和地位可以清楚地凸顯出來。
首先，只有中華文明是“天下”型定居文明，所以，源自這個文明的中華古代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軍事思想等，本質上都只是關於這個文明的，而不是關於其他文明的，尤其不是關於遊牧、遊商、遊盜這些非定居、半野蠻文明的。這也就是孟子“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的含義。
《周易》：“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羊傳》：“王者欲一乎天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道德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管子》：“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韓非子》：“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無論是儒家、道家、法家還是什麼家，都是以“天下”而不是一國為考慮範圍的，而且也只能在“天下”型定居文明中產生。
這個區別很大，正如約瑟夫·列文森所觀察到的：“早期的‘國’是一個權力體，與此相比較，天下則是一個價值體。”（《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這是否意味着，只要是關於“天下”，關於大型定居文明，關於人類社會整體價值的思想，必然就是帶有社會主義主張的思想呢？而關於個人，關於某個階級，關於一國權力的，也就必然是帶有資本主義主張的思想呢？
實際上，老子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就已經將兩者的關係講清楚了。而孔子的“為富不仁”、管子的“私者，亂天下也”，就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天下為公”、“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也就是社會主義主張。歸根結底，中國古代諸子百家的社會主義思想，也都是從“天下”觀、“天道”觀、“天命”觀中產生出來的，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自然產物。
與之對應，個體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思想，歸根結底都是小型定居文明、遊牧文明、遊商文明、遊盜文明的自然產物。
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存在決定意識”。
如此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進入中國之後，迅速實現了中國化，併成為新中國60多年政治實踐重要指導思想，最為本質的原因，是因為現代中國繼續保持了其“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基本形態，而沒有改變成其它形態。只要這個基本文明形態不改變，中國諸子百家的古代社會主義思想精華一定會影響今天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其淵源也是西歐歷史演化中產生的思想精華。今天習總書記強調在尊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礎上，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現代化，那麼中國古代文明源生的社會主義思想精華一定是營養豐富的智慧之果，其適用性必然在當下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獲得進一步展開。
對於古老的中華來説，科學社會主義的適用性，一方面它也是關於全人類和社會整體價值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關於工業和技術現代化和經濟和社會整體發展的，同時它還是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的，自然就會被接受為新中國的總體指導思想。
綜合上述，將中華5000多年曆史置於文明形態分類的歷史哲學框架當中，就會清楚地看出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與自身古文明之間內在的必然聯繫，就會加深對於中國社會主義之路的理解和認識。
世界歷史是複雜的，西方中心的單線歷史觀是虛假的，中華5000年曆史在很多方面是被誤讀的。要認清今天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需要做很多方面的探索性工作，目前還只是開始。與各位讀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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