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從世界範圍，看中國這五年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和美國學者談十九大，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是他們往往從價值觀角度來看待中國，或者從利益博弈的角度看待今天中國的發展。而我們中國人則往往從實踐檢驗的角度出發。因此要想理解即將召開的十九大以及中國政治，就需要回顧這五年中國取得的成就。這一共有三個維度：

第一，中國是一個有着13億人的大國，只要能保持國家穩定和發展就是優秀——至少是合格——的執政者。應該説，這是衡量一個國家制度和執政羣體的最基本標準。但考慮到中國的規模，這卻也是難度最高的。而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都做到了。只不過大家都習以為常，往往忽視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我們不妨看看，僅僅一個人口不過六百多萬的利比亞失序，就給世界帶來多大的衝擊和挑戰。

第二，從國際視野來看，同一時期的五常大國領導人，究竟有何人能和中國一較高下。

英國首相卡梅倫（2010年-2016年）號稱是近兩百年以來最年輕的首相，就任時僅43歲。應該説整體而言卡梅倫並非庸才，英國在他領導下襬脱了經濟危機，更英明的、非常積極的要和中國打造“黃金十年”，而且他能夠頂住美國的巨大壓力第一個加入亞投行，堪稱大手筆。然而他名留史冊甚至堪稱改變英國國運以及歐洲歷史走向的政治舉動卻是英國退歐。此舉的嚴重後果非本文重點，我們只能説在面對國家重大命運的抉擇時，他未能經受住考驗。

和習近平同一年執政、任期也為五年的法國總統奧朗德，被認為是第五共和歷史上能力最差的領導人。他的支持率後來跌至個位數，被冠以“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最不得人心的總統”的稱號。如果説卡梅倫還有善可陳的話，奧朗德幾乎一無是處：經濟停滯、債務和赤字繼續攀升、失業率高企、恐怖襲擊此起彼伏、內閣高官醜聞不斷、民眾的悲觀程度高居世界各國之首。甚至當他以未來政治生涯為賭注，公開聲明如果不能降低失業率，將放棄連任，都對問題的解決無濟於事。

他任期內或許被人們記住的是曾宣佈兩個緊急狀態：一是經濟緊急狀態，一是軍事戒嚴（持續至今）。把一個國家搞到這種程度，在全球也是難有人望其項背了。

俄羅斯領導人普京2012年再度競選成功，但這五年被世人記住的只能是和西方的全面對抗：吞併克里米亞、武力支持敍利亞阿薩德政府以及美國認定他干預了大選。普京從1999年擔任總統以來，確實表現優異，政治穩定，利用能源價格上升恢復了經濟增長，也重建了俄羅斯的大國地位。但他在事關國家未來的重大事項上卻乏善可陳：政治上，借民主外殼建立了不可持續的強人模式，經濟上則沒能改變俄羅斯依賴出售能源和原材料的發展模式，被稱為“擁有核武器的沙特”。

最後是美國總統奧巴馬（2008年-2016年）。8年來，從政治上講，他未能遏制民粹主義的崛起，或者説他的執政激發了民粹主義的高漲，從而為特朗普的崛起創造了條件，其對美國和世界的危害已全面顯現。經濟上，他2008年競選時最重要的兩大承諾完全失敗：一是要把美國的國債從10萬億美元降低到5萬億，結果卻是大幅增長到20萬億美元，相當於此前兩百多年美國的債務總和。一是發誓建造高鐵，結果8年寸鐵未建。軍事上，如果克林頓時代對外使用武力是“進的去，退的出”，小布什時代是“進的去，出不來”，奧巴馬則是“既進不去，也出不來”。

最後也不妨看一下世界另兩個重要的國家——日本和德國。日本最大的問題和挑戰是自經濟泡沫破滅後長期近三十年停滯，歷經十六位首相都無計可施。2012年再度執政的安倍提出“安倍經濟學”，但同樣以失敗而告終。

德國經濟是西方發達國家中最好的，但默克爾卻在事關國家安危的難民問題上做出了和世界各國完全不同的決策：放開邊境完全接納。應該説，默克爾和英國前首相卡梅倫類似，日常治理國家還不錯，但在面臨重大、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事項時卻未能經受住考驗。

上述國家都算的上是當今世界一流國家，然而其領導人的能力和治國成就顯然與中國不在同一水準。

第三，從中國自身來看，十八大以來登上歷史舞台的領導人堪稱當今世界最有作為的領導人。這一點就是在西方也獲得公認。

根據被黑客解密的郵件，美國前國務卿、曾競選2016年美國總統的希拉里對習近平的能力讚不絕口。應該説，這種私下、不公開的郵件更能顯示一個人的判斷和立場。畢竟公開肯定美國的競爭對手而且還是一個制度不同的中國，在美國這樣的言論自由氛圍中是被禁止的，是政治不正確。

不過從政治學研究的角度講，中國領導人的五年作為打破了西方一個論斷：即威權國家存在人才逆向淘汰規律，只有唯上、討好奉迎的領導人才能勝出，最終由於領導人的能力下降而導致治理不可持續而敗亡。

我們如果從事實出發，政治人物的逆向淘汰恰存在於西方民主體制中：誰能迎合最大多數、只看眼前和身邊利益的普通人，誰就能贏得選舉，能力和經驗都不重要。這就是為什麼西方長期以來難以選出優秀的領導人物，這也是為什麼一個沒有任何從政經驗、好衝動、睚眥必報、説話低俗都到了少兒不宜程度的特朗普能夠成為美國總統。

這五年，中國改革取得了多少突破

簡而言之，五年來，新一代領導人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或者由於偏重發展和效率，或者放任市場經濟對社會領域的滲透等等原因產生的積弊進行了毫不手軟、激烈的大掃除，相當於針對整個國家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次徹底的透視和治療。

政治上，改變了中國的遊戲規則。這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反腐，二是全面從嚴治黨，三是司法改革，四是加強領導力。改革開放以來就被民眾強烈詬病的頑疾“三公”（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整體上被迅速根除（儘管不排除以各種隱蔽形式存在的個案），官員猖獗的腐敗也得到有效遏制。

全面從嚴治黨則涉及到各個方面，除了反腐還有重建政治規矩、政治紀律，這也體現在對四大意識的強調（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從信仰到黨風、領導幹部的家風到用人機制都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和變革。回顧五年，一共制定、修訂了50多部黨內法規，力度之大可謂空前。

司法改革主要有：建立司法責任制，法官、檢察官獨立判案並對案件終身負責；為提高法官質量和專業化水平，在省一級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完善法官等級定期晉升機制、完善法官選任制度以及法官員額制；為儘可能減少冤假錯案，推動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強調證據的程序合法性；為排除地方政府幹預，實行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避免地方因素影響，建立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杜絕“人情案、金錢案、關係案”，頒佈《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改變立案難的立案登記制度。習近平多次強調“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由此可見其重視程度。

司法改革的另一個收穫就是歷史上的冤假錯案開始得到糾正。自十八大以來，已經有34起案件經過嚴格的程序，令嫌疑人重獲清白。另外與時代脱節的法律也被廢除，比如勞動教養法。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加強領導力既有象徵意義的“核心”、“領袖”、“思想”等提法，更有實際意義的各種領導小組的成立，也有自2015年1月起，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彙報工作。相對於此前分權、且效率較低的“九龍治水”，目前的加強領導力是另一種嘗試，而且已經取得明顯效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行政制度改革，十八大以來，一共取消和下放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618項，提前完成本屆政府減少三分之一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清理規範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323項，取消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434項、削減70%以上。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中央層面核准的投資項目數量累計減少90%。

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共產黨的黨務與國務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黨建設好，有凝聚力和行動力，才有治國理政可言。

經濟層面，戰略上提出新常態，強調定力和改革耐心，不再搞相對低效的強刺激。策略上提出供給側改革以及“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同時把市場的地位從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提升到“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在15個領域進行60項重大改革，並迅速得到實施：2014年，中央深改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370個改革方案；2015年，中央深改組確定的101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415個改革方案；2016年，中央深改組確定的97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419個改革方案；2017年上半年，中央深改組已審議60多個重點改革文件。這其中包括事涉國家安定和未來發展的“單獨二孩”、延遲退休、教育改革、養老體系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11個方面體制改革，圖片來源：人民網

在經濟艱難轉型升級的同時，展開了脱貧的最後攻堅戰。2013到2016年四年間，一共5564萬人脱貧，成為全球減貧火車頭，並將於2020年完全消除貧窮。

軍事上，進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改革。這包括2016年1月11日，中央軍委將原先的軍委領導下的解放軍四總部體制改為中央軍委多部門制；2015年12月31日，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正式成立。陸軍領導機構的成立標誌着中國軍隊拋棄了大陸軍主義，打破了陸軍高於其他軍種的模式。2016年1月，撤銷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全軍政法委員會，組建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法委員會。2016年2月1日，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2016年9月13日，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成立；2017年4月27日，陸軍集團軍將原來的18個集團軍調整為13個集團軍。

以上皆為內政，可以説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對中國各個領域存在的難度巨大的問題都進行了有效的、針對性很強的改革，其歷史性貢獻有目共睹。

外交上，從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從鄧小平“為發展服務”轉向“為民族復興服務”，從鄧小平“地區大國定位”到現在的“世界大國”定位，特別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超越了西方以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國際關係。

具體説來則有突破性、創新性、多贏的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國際事務上，面對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挑釁，在東海、南海強化了自己的權益。

當然中國外交上的變化，也引起很大的爭議。一種流傳很廣的觀點認為是不是太早，過多的損耗國力和精力，也為和平崛起製造新的障礙。畢竟以中國這樣規模的國家，內政永遠是第一位的，國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打倒中國。但從和菲律賓博弈的最終結果來看，中國當初堅定的外交策略是正確的。這裏面固然有“運氣”的成分，但沒有初期的堅持，也不會有後來菲律賓選舉之變。

如此卓有成效的治理，其經驗必然在十九大上得到反應，也成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新基礎。可以説，黨代會對中共是重要的，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是重要的，而要理解這一點，過去五年是必要不可少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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