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從中韓貨幣互換協議看韓國經濟的兩難走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鐘】

就在前幾天，幾則有關韓國的經濟新聞引起了我們的關注。一條是在經歷了艱難的談判之後，中國和韓國的中央銀行終於續簽了兩國間的貨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到560億美元，時限三年。在另一條新聞裏，韓國三星電子的CEO及三星集團副會長權五鉉突然宣佈辭職，震驚了電子行業的業內人士。

在第一條新聞中的中韓貨幣互換協議，最初是在2009年4月經濟危機的頂點時刻簽訂的，目的是為了在關鍵時刻央行能有充足的外匯資金支持，防止金融風暴擴散，提升市場信心。目前韓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了3800多億美元的規模，和中國人民銀行的這份貨幣互換協議在目前更多是起到一個昭示中韓兩國政治關係緩解的信號作用。

除了中國，韓國只跟阿聯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和印尼存在貨幣互換協議

與之相對的，韓國在2001年經濟危機時曾經和日本也達成了類似的央行貨幣互換協議，金額達到130億美元，期限十年。2011年續簽一年，為了應對當時的歐洲債務危機，金額升至700億美元。2012和2013年韓日的貨幣互換協議再次續簽，金額則先後降到130億美元和100億美元。2015年年初韓國和日本沒有在協議失效前再次續簽。直到2016年8月韓國和日本重新開始建立貨幣互換協議的談判，但是到了2017年1月談判中止。

從中日韓三國之間貨幣互換協議的簽署和金額的變化，我們不難看出央行貨幣互換協議一直都受到三國之間的政治合作和矛盾演變發展的影響。之前曾有媒體報道中韓貨幣互換協議談判艱難，這也不難理解，畢竟在韓國與美國合作部署薩德系統對中國的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而從兩國經濟體量和外匯儲備規模上來説，中韓貨幣互換協議對於經濟的實際作用不是很大，更多的突出了政治含義，是韓國謀求與中國改善關係的的一個正面信號。

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一直在中美兩國之間左右逢源的韓國從來都是兩面下注。朴槿惠在任期間和中國簽訂了雙邊貿易投資協議，加強經濟聯繫。但是政治上卻和美日靠近，開始部署薩德。文在寅上任後和美國特朗普就北朝鮮問題多有分歧，而和中國在政治上爭取緩解矛盾，建立合作以遏制美國特朗普的軍事冒險衝動。但是在經濟上，韓國實際上卻開始向美國靠攏。

2017年9月的時候，韓國產業和能源部部長白雲揆（Baek Woon-kyu）就在18日於首爾舉行的“半導體與表現器產業集會”上對韓國半導體行業的大佬們嚴厲指責。據説他在會上質問三星電子的CEO及三星集團副會長權五鉉關於在西安投資擴產的決策，如果中國的半導體行業趕超上韓國半導體公司，韓國半導體公司是否會像其他韓國公司一樣丟失市場。同樣的，海力士的老總和LG的老總也因為他們在無錫和廣州的投資計劃分別遭到韓國官員的嚴厲批評。

當地時間2017年10月13日消息，三星電子星期五宣佈，公司首席執行官、副董事長權五鉉（KwonOh-hyun）已決定退出公司管理層。權五鉉將在2018年3月辭去三星電子首席執行官、三星Display首席執行官職務，並退出三星電子董事會。（圖片來源：東方IC）

同時，現任總統文在寅的親信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主席金相九在10月份在美國會見美國投資基金大鱷和財經媒體，他在會見時向美國投資基金大老們發出投資韓國企業的邀請：“帶錢來吧，越多越好。”

這個表態，正是向那些多年來企圖增加韓國企業話語權的華爾街大鱷伸出的橄欖枝。而金相九手中的權力職責，正好包括反壟斷調查、偷漏税調查等等方面，恰好管控韓國最大的一羣企業財團。

我曾經在今年年初的一篇文章中討論了美國對沖基金大佬保羅·辛格爾（Paul Singer ）和三星集團之間的歷時數年的恩怨糾葛。那一場對抗雖然辛格爾沒有能在金融市場上獲得勝利，但是之後三星集團的太子爺李在鎔卻也鋃鐺入獄。而辛格爾和三星李家的矛盾根源就是李家希望通過關聯企業併購來加強對三星電子的控股權，以躲避家族掌門交替帶來的鉅額遺產税負擔。

而金相九和辛格爾一樣，都和三星集團有着歷史恩怨。還在2004年的時候，當時還是一名學者的金相九在三星股東大會上就公司治理問題和當時的三星集團CEO尹鍾龍當眾發生爭執，隨後被三星公司的保安拖出會議室扔出辦公大樓。

而尹鍾龍在2008年從三星集團CEO一職卸任的時候，權五鉉也在同時被提拔成為三星電子半導體事業部門的負責人，直到今天成為三星電子的CEO和三星集團的副會長，是“太子爺”李在鎔入獄後被託孤攝政的三名共同CEO之一。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金相九在總統競選期間就是文在寅的經濟政策顧問。文在寅就職以後，提名金相九做公平貿易委員會主席，但是遭到了議會反對。文在寅不顧議會反對，強行通過了對於金相九的任命，對其的寵信可見一斑。而金相九上任後的三把火之一，就是新成立了一個專門機構，調查韓國大型家族財團是否通過非盈利慈善基金會來偷逃遺產税。

當地時間2017年6月13日，韓國首爾，新任命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主席提名人金相九的委任狀授予儀式在青瓦台舉行。（圖片來源：東方IC）

如今，三星電子公告今年第三季度營業利潤同比增長178.9%，達14.5萬億韓元（約合845億元人民幣），而半導體的營業利潤佔其中三分之二。在公司業務利潤新高的頂峯之時，權五鉉卻在引退的理由中重點提到了三星集團正面臨着“史無前例的內憂外患”（As we are confronted with unprecedented crisis inside out）。

綜合前面提到的韓國政府高官的言行舉止，我們不難理解權五鉉辭職背後的真正原因。而當我們把眼光從三星轉向整個韓國產業政策變化，可以得出結論，韓國政府中的某些部門正在利用手中的權力，結合美國的金融資本，在迫使韓國企業財團從東向西轉向，建造一道阻擋中國產業升級的首爾防線。

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消費市場，這是全世界企業經營者都無法忽略的現實。韓國財團如三星、LG、海力士等也不例外，這也是他們之前制定增大在中國投資的根本原因。但是，韓國政府採取的這種與中國對抗的經濟政策，卻錯誤估量了中國發展高新科技行業的決心和能力。

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了經濟轉型期，過去兩三年來在機器人制造、航空航天、電動汽車、芯片、人工智能等等未來的尖端領域的相應政策和投資都在逐步展開。而這些政策和投資的效果將在未來五到十年逐步展現，在中國產業升級的衝擊下首當其衝的正是韓國這樣的新興發達國家。

以汽車製造為例，韓國汽車製造業一直以來走的是日本汽車業的老路。當日本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大規模出口汽車到美歐市場的時候，日本車首先搶佔的是低端市場，以省油、價格低廉、和質量可靠取勝。經過三四十年的努力，日本車在美歐進入中產家庭標配汽車的行列，少數品牌還成為高檔豪華車型的代表。

在2000年以後，韓國車也開始沿着日本車的道路打入美歐市場，一方面保持標價低廉，另一方面大力宣傳自己超長的保修期，最後憑藉價格優勢和大規模的市場宣傳，成功的擠進美歐的低端汽車品牌市場。但是，直到今天，韓國汽車在美歐還沒有完成向中端汽車品牌的轉變，仍然是依靠着價格取勝的低端品牌。

中國的汽車市場發展迅猛，這也促使了中國本土的汽車製造業在歷經波折之後也有了飛速增長。韓國汽車曾經在中國也有接近10%的市場佔有率，但是在競爭壓力下，在急速擴大的中國市場中，目前韓國汽車的佔有率只有5%左右。

而中國製造的汽車，現在也逐漸的開始從專注國內市場開始向開發世界市場買進。在生產質量上，中國製造的汽車已經沒有問題，比如福特公司已經準備在中國生產福克斯品牌以供給美國國內市場。但是在品牌辨識度上，中國汽車在國際市場仍然處於劣勢，因此中國製造的汽車的出口也將走日韓汽車品牌的老路，由低端品牌打開市場，慢慢向中高端提升。而正處於低端品牌的韓國汽車毫無疑問將是中國汽車面對的主要對手之一。

2017年7月29日，北京第二十五屆中國國際金融展上，中軟高科展台中軟高科智能芯片系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類似的情形已經在手機、家電、鋼鐵、液晶面板等等行業中發生，而在造船和內存芯片等等領域，中國製造在大規模投資和國家產業政策的支持下也正在縮小與韓國的差距。當中國從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向中上部分攀爬的時候，地理位置接近，處於價值鏈上比中國高一點的韓國很自然的就成為中國產業在爭奪市場時需要競爭的主要對象。

朝鮮半島局勢依舊複雜險惡，中韓在維護地區和平上的根本利益還是一致的。能否通過政治槓桿撬動經濟合作，讓韓國產業政策儘可能的成為中國產業升級的助力，不再成為阻力，這是考驗決策者的一道關鍵難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