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説：歐洲的保守主義者們，可能連對手是誰都沒搞清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世界説（ID：globusnews），作者：李二】

上週，一份據説是歐洲保守主義宣言的《我們可以信靠的歐洲》（the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開始在中文思想界流傳。起草這份宣言的是幾位政治和學術上都有所涉獵的歐洲知識分子與政治活動家。宣言全文已經被翻譯為中文，這是歐洲的反動主義-保守主義最新的聯合發言。

《我們可以信靠的歐洲》宣言 來源：https://thetrueeurope.eu/

從文本來看，本宣言並沒有什麼新意。這是一紙宣告，更是一份綱領，比起思想和學術的意義，這份文件顯然更想引起政治的效果。歐美政治史上並不乏類似橫跨思想和政治的團體或個人所發表文獻，其目的是發出邀請、釐清立場，結成戰線。他的目的不是為了論證或説服，而是大聲説出：我們在這裏、我們有這樣的目的。歐洲事業（project-Europe）並不是鐵板一塊。

統一戰線需要的不是內部思想的統一，而是對共同敵人的反對。他劃清了我-非我的界限，判定為了反對些什麼，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從大體上來説，這篇宣言的部分內容沒有超過日常保守主義劃定的界限，然而其綱領性的部分卻和保守主義的原則有着微妙的齟齬。

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艾德蒙·伯克

自埃德蒙·伯克對法國大革命頒佈可怕的判決之後，現代保守主義作為一種原則和方法就很少發生根本的變化。他們反對“原則的暴政”，也就是反對單一抽象的原則不考慮實際和傳統，對社會進行大刀闊斧的剪裁。

保守主義並不必然意味着對“改變”的抗拒。當保守主義者認識到改變不可避免——托克維爾稱之為“天意昭昭”——他們會想辦法馴服改變的力量，讓舊社會中最為美好的部分儘可能的為新社會服務，減輕社會變化的動盪並提供有時只是虛擬的延續性。英國的選舉改革和俾斯麥建立福利制度都是這種預防式保守主義的典範：如果“變化”的潮流無法壓制，就要讓這種力量免於被更為破壞性的元素所控制。

英國保守黨主導的選舉改革最終導向成年男子普選制，葬送了地產貴族寡頭對不列顛政治的壟斷；俾斯麥改革也無法改變社會民主黨在帝國議會的強勢。但是英國免於大規模政治動盪，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則喪失革命性，被囊括在了德意志帝國的政治結構中。

19世紀中期的英國下議院

現代保守主義對“原則”的警惕和反智的傳統主義也有不同：保守主義的深思熟慮往往體現在揭露各種承諾的邏輯終點所帶來的必然後果，並指出這些後果和我們社會中最為珍視的道德原則與文化遺產有着難以忽視的張力。如於瓦爾·列文指出的，現代保守主義者經常可以正確地看到各種進步願景中內含的破壞傾向：他們正確地指出生育在婚姻中地位下降不會帶來婚姻的穩固，而更容易帶來婚姻的解體。他們在1968年代方興未艾時就預言了，如今美國社區解體與社會極化的現狀。但是，他們也容易陷入過分的悲觀失望以及對敵託邦的被害妄想——儘管美國的家庭結構變化對中下階層後代的成長造成嚴重阻礙，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社會並沒有“崩潰”。

如果説自由派缺乏的是對人類能動性之侷限的想象力，保守派就更缺乏對人類對變化之適應性的想象力。然而，天啓式的恐慌症自特朗普上台以後不再是保守派的專利，也蔓延到了自由派和進步派陣營。主流中左派傳媒對特朗普將把美國導向拉美式威權主義的鼓譟已經喪失勢頭：即便不斷有“聳人聽聞的醜聞”曝光，特朗普的支持率也穩定在了一個歷史性的低位，不再隨着新聞波動。但是左右兩派陣營中，對現代民主政治面臨着迫切危機的感受已經不分彼此，即便其理由大相徑庭。

唐納德·特朗普 來源：Gage Skidmore （CC by 2.0）

《巴黎宣言》的政治精神就是這種末世論的最新體現，這讓它在對自由派的歐洲普世主義的反對中混進了約瑟夫·德·邁斯特的激進反動主義的顏色。保守主義反對歷史決定論，反對某種單一的進步圖景具有無可避免的必然性。但是保守主義同樣認識到，人類的政治行動不是活動在真空中，人類社會的文明成就既脆弱又強健。它們經常不會死於各路知識分子所診斷出的痼疾，卻經常因為他們開出的猛藥而傷筋動骨。

保守主義的這一診斷同時適用於進步和反動的意識形態綱領。激進的歐洲進步主義者將民族國家和領土國家持久的力量和必要性看作“走向愈發團結的聯盟”（an ever-closing union）必須克服、也完全可以克服的障礙。但是《巴黎宣言》的反動主義成分同樣拒絕認識到，歐盟的構想來自於民族國家體系兩次無可挽回的巨大失敗。

薩伏伊反動主義思想家約瑟夫·德·邁斯特

法國大革命後所設立的維也納體系經過1848年革命和1870年德意志統一已經徹底瓦解。俾斯麥為德意志和歐洲所設計的複雜聯盟結構——《地中海協定》、《再保險條約》——無法平衡強大的德國對歐洲地緣政治平衡的破壞。民主國家協調機制的失敗直接導致兩次世界大戰。歐共體的前身——煤鋼共同體——是對這一苦澀現實的回應，而並非來自某一“虛假的意識形態綱領”。

漫畫：1877年的歐洲

同樣，傳統身份和社會分工的瓦解與轉變，固然有社會思潮變化的影響，但是生產技術的變化——重工業和藍領工作的衰落、避孕技術的進步、腦力勞動愈發不看重體力差距的趨勢——扮演了更加根本的角色。任何現實的政治綱領，無論是進步的還是保守的，不管是將變化作為進步的福音加以接受，還是作為需要緩解和馴化的解構性力量加以規制，都應該在承認這些變化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回應。美國基督徒保守派面對主流新教教派影響力愈發衰落、基督教保守主義逐漸喪失“道德多數”地位的現實，開始討論所謂“本尼迪克特選項（Benedict Option），不再於全國政治中追求保守主義的政治實現，而轉向修道院式的社區自我維持和擴張。

《巴黎宣言》中對社會階層和社會分工的懷舊式感念以及對民族國家不加修飾的讚揚，沒有體現出保守主義所看重的現實感和歷史感。他們的反動主義綱領和現代自由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原則和政治實踐之間同樣存在難以解決的張力。但是《宣言》中並對這種張力應有的警惕。如果説保守主義的經典分析指出某些對“平等”和“解放”的空洞追求會必然走向自身反面，瓦解啓蒙主義對人類自由的承諾。那麼，當代保守主義同樣應當指出，對於“基督教”的、“民族國家”的、“等級制”的“真正歐洲”不加限制地追求，同樣可能會要求現代公民放棄他們視作理所應當的權利和道德信念。

這一批評並非無中生有。如界面這篇文章所指出的，宣言的簽名-起草者中不乏匈牙利總統歐爾班的首席理論家、波蘭法律與正義黨重要成員之類人物。歐爾班總理的匈牙利的確回應着反移民、反索羅斯、反“大歐洲”的呼聲，但是他實行自己綱領的手段卻導致了匈牙利嚴重的民主倒退。比如，由於中歐大學與喬治索羅斯基金會的聯繫，匈牙利政府已經數次威脅要關閉這座匈牙利為數不多享有國際聲望的學府。波蘭的考欽茨基政府同樣和波蘭憲法法院就大法官人選問題爆發嚴重爭執。

布達佩斯學生抗議匈牙利政府關閉中歐大學 來源：Syp （CC by 1.0）

如前所述，《巴黎宣言》是一份政治文獻和政治行動。它雖然和現代保守主義更加温和和主流的原則方枘圓鑿，但並非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宣言》不同尋常地向民粹主義伸出橄欖枝，指出民粹主義表明“在我們退化和貧乏的政治文化中，歐洲民族的歷史能動性也可能重生。”

和特朗普的崛起將史蒂芬·班農的“經濟民族主義”綱領帶入知識視野一樣，《巴黎宣言》是對瀰漫歐洲的民粹主義反叛的知識總結，試圖把沒有形狀的怒火和反叛賦予形狀，自變動不息的怒火中鍛造出在歐洲政治舞台上有長久影響的組織力量。從這個角度來説，民粹反動主義並非如大歐洲或激進進步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是反動派絕望地臨死掙扎，反而可能預示着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政治板塊的深刻變動。站在各種知識立場上去反對《宣言》的空洞和危險十分容易，但是他背後的所代表的實在力量並不會因為知識分子和主流政治的嘲諷而自然消失。

德國總理默克爾（左）與荷蘭首相呂特（右），兩人同為本國中右翼政黨的領導者 來源：Minister-President （CC by 2.0）

歐洲主流中道政治，尤其是在德國、荷蘭、英國掌權的傳統中右政黨沒有放棄吸收民粹主義力量的努力。德國總理默克爾儘管在2015年開放大門歡迎難民，但是如今的德國正在領銜歐洲，拼命試圖將來自世界各地的難民拒之門外。他們在非洲大地上進行經濟扶貧，和土耳其達成可疑的交易，把所有能堵住的難民拒之門外。2017年三月的荷蘭選舉中，極右派吉爾德·維爾德斯輸給了現任首相呂特。但勝選的傳統右翼大黨自由民主人民黨（VVD）的立場也大幅右移。

歐洲的保守主義曾經擁抱了普選權、罷工權；美國的保守主義也和國際干預主義與強勢聯邦政府達成了並不輕鬆的和解。當代保守主義面對的挑戰並非不同於他們的前輩：吸收和馴服世界動盪釋放出的能量，同時維持政治實踐的合理形式與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