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實現“兩個一百年”，需要什麼樣的制度保障

1956年，毛澤東曾斷言，到2001年的時候“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大約半個世紀後，這一預言已經成為沒有懸念的事實。更值得期盼的是，即將到來和確保實現的“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標誌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影響和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方式與作用將更加受到關注。就當下而言，全面實現小康的“第一個百年”將如期而至，“第二個百年”已經在有步驟的規劃之中，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的目標勝利在望。此情此景，此時此刻，更需要研究的是，是什麼樣的政治機理確保了一個巨型發展中國家，一躍而躋身於強者之林？

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整體國家實力及在世界的地位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圖為在“砥礪奮進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上展出的“復興號”動車組和“蛟龍號”載人潛水器模型。（攝影 張笑宇）

通往發達國家的中國之路

到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的時候（2021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的時候（2049年），中國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她將是一個無可爭議的發達國家。

一個政黨能在百年之內帶領十幾億人民實現從貧困狀態到全面小康的轉型，不僅是黨史上的大事、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歷史上的大事。貧窮，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議題，很多落後國家致力於脱貧的鬥爭。聯合國發佈的《2017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指出，1999年，世界尚有17億人處於極端貧困，但是隨着各國的努力，極端貧困率從1999年的28%下降到2013年的11%。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1990-2010年間，世界貧困人口總數減少了6.95億人，其中中國一國就減少了5.26億人，約佔世界減貧總人數的75.7%。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精準扶貧”力度空前，2013-2016年已經累計減少貧困人口5564萬人，年均減少貧困人口1391萬人。全面實現小康，指日可待！

在國際比較視野下，中國的全面小康計劃更有政治意義。印度被西方人稱為最大的民主國家，那麼“民主”的成績單如何呢？按照聯合國的貧困人口標準，印度在反貧困鬥爭的30年後，貧困人口依然佔其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建成了全面小康社會的中國，在國內生產總值（GDP）意義上，將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跳出中國經濟學界流行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收入狀態徘徊而難以躍升到發達國家。這一概念來自南美的經驗，而南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是什麼樣的國家？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幾乎談不上製造業，而且從來沒有自主性的經濟政策，或者説就是留學美國的被稱為“哈佛神童”“芝加哥男孩”的一幫政治家，所搞的錯誤性的進口替代戰略，以及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保護少數人而得罪多數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如此這般的南美國家怎麼可能進入發達國家？中國產業結構的多樣化、製造業之強大、科學技術水平之先進，尤其是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及其一直奉行的理性政策，都意味着不能用“中等收入陷阱”來對照中國前景。

客觀地看，幾乎是歐洲人口兩倍之多的中國，很多地區已經達到所謂的發達國家標準，而中國普通的一個地區或者一個省份的人口規模，比歐洲的很多國家還要多。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地的生活水平和實際購買力，不就是現有發達國家的水準嗎？長三角、珠三角的農村地區，比南歐的意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落後嗎？可以説，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主要是指其政治意義。

北京航拍（圖/視覺中國）

很多城市和地區已經進入發達狀態的中國，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何時超過美國而成為第一大經濟體？2008年，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表報告認為，按照市場價值方法計算，到2035年，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2017年6月，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英文期刊《中國經濟學人》（China Economist）刊登“中國經濟學人熱點調查”第二季度報告，預測中國的經濟總量在2034年趕上美國。

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的中國是不是發達國家？從技術水平的先進度、經濟體制的成熟度和人均GDP而言，中國將無疑接近現有發達國家的“發達標準”。但考慮到中國巨型規模帶來的收入不均衡性、地區不平等性、城鄉差異性等，屆時也很難理直氣壯地説中國已經是一個發達國家。對於一箇中等規模的國家而言，只要經濟進入發達標準，很可能就會形成簡單的同質化社會，即橄欖形的中產階級社會。可以預知，即使經濟上總體進入發達狀態，中國社會的異質化程度依然很高，不平等性、不均衡性嚴重地制約了“發達”的質量。

因此，即使經濟總量超過了美國，中國也還有很多社會建設工作要做。要知道，在中國中西部的農村地區，保障健康的衞生系統依然是個大工程，農村人口達到有尊嚴的生活水平依然任重道遠。經濟總量第一的中國再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即到“第二個百年”之時，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説中國是一個發達國家。

“兩個一百年”必將是世界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這是人類歷史上“南方國家”第一次不像西方國家那樣靠戰爭掠奪、而是自主性發展成為發達國家。中國的規模更有其世界性意義，五百年來，世界第一強國依次是百萬人規模（西班牙、荷蘭）、千萬人規模（英國）和一億人規模（美國），而中國是13多億人口的規模，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所引發的“量變”其實就有“質變”的性質。僅此就意味着，此前關於發達的理論很難用來解釋中國經驗。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現場（圖/新華網）

中國奇蹟是有機互動的結果

過去幾乎所有關於經濟發展的理論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從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都是從經濟學理論來解釋大國的興衰。這是市場或者説經濟學“脱嵌”的結果——市場從社會整體中脱離出來而“獨立”存在，經濟學從人文社會科學中脱離出來而獨立存在，進而演變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經濟學帝國主義”。

“脱嵌”的理論有解釋力嗎？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西奧多·舒爾茨的研究，三百年來沒有哪個重要國家是按照當時的所謂“主流”理論發展起來的。我想，根本原因就在於，“脱嵌”後的經濟學理論已經遠離社會真相本身，而社會本身無比複雜，經濟發展絕不只是“經濟的”或者“市場的”表現，而是一套綜合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否則就很難解釋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同樣的經濟體制、同樣的經濟政策為什麼會有完全不同的結局。

**中國奇蹟是“觀念—制度—政策—能力”有機互動的結果。首先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民本思想。**儒家思想在歷史上有機地與其他思想融合，使得儒釋道並行不悖。今天，民本思想首先表現為與社會主義的可通約性，民本主義是以“民”為本，而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為本，社會就是民眾，因此二者其實有高度的重疊共識。有着民本思想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必然具有價值的包容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很多要素，就是改革開放之後吸納一切優秀文明的產物。現代政治似乎都在講“人民主權”，但不同文明下的“民”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其次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大眾民主是現代性的產物，在世界上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民主的發展趨勢必然是不停地進一步民主化，西方有“再民主化”的訴求。但是，不受約束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為此，在尊重現代性民主政治的同時，不能忘記人類幾千年來的基本秩序——權威，否則一個國家就會失去方向，政府就會變成不能做事的“否決型政體”。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是一種混合政體，一方面有以活力為主要形式的民主，一方面有代表權威的集中，保障了民主的有序性和國家前進的方向性。民主集中制是“中國模式”的核心，歷經革命時期的1.0版、新中國第一個30年的2.0版和改革開放以來的3.0版，趨勢是民主與集中正在走向平衡。

**第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比較歷史已經證明，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競爭和活力，缺少創新性，不會有滾滾而來的國民財富。但是，只有財富，社會可能出現巨大的不平等、不公正，國家因而出現政治動盪，產權也得不到保護，因此必須有社會主義去進行財富再分配，以在保障效率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障社會公正。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大創新，全面消滅貧困計劃、財政政策上的轉移支付、地區之間的對口援建等等，都是社會主義的重大舉措。如果説市場經濟更多是“經濟的”，社會主義更多是一種“政治的”，因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制度，而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混合體。應該認識到，也只有民主集中制政體，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否則誰會自動地讓本地區的財富轉移到其他的落後地區？

**第四是問題導向的實踐理性政策。**改革開放以來，一切以問題為導向，既不再迷信計劃經濟，也不沉迷於所謂的自由市場，堅持的是在發揮政府正常作用的同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為此，一方面堅持國家自主性的宏觀計劃、遠景規劃的產業政策，一方面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市場性分權，以不停的分權而賦予市場活力。

**最後是治理能力強大的公務員隊伍。**好觀念、好制度、好體制和好政策，説到底要人去執行、去落實。比較而言，中國公務員隊伍的整體水平和政策執行能力，在世界上可謂獨樹一幟。中國歷史上的官僚體制，是如何把人、把國家組織起來的偉大的制度發明，其制度性遺傳基因就是公務員以民為本的使命感。而且，中共還發明瞭一套被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稱為政府的“第四次革命”的制度，那就是以黨校系統為核心的幹部培訓制度，不但提高了幹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統一了思想，從而使得相應的中央政策都能得到有效執行。

201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黨校舉行2011年秋季學期畢業典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出席畢業典禮，併為學員頒發畢業證書。新華社記者 姚大偉 攝

需要警惕兩種“逆發展”現象

應當看到，國家越是接近成功，困難越多，挑戰越大，就越應該保持警醒，不能功虧一簣。發展並非直線性地一路向前，發展“中斷”而導致的“逆發展”現象並不鮮見。人類大歷史就不説了，就是在過去的一百年內，都出現過不止一次的國家逆發展和國家內部地區逆發展現象，不能不引起重視。

首先是國家逆發展或地區性逆發展。一百年來，除了蘇聯國家解體、伊拉克國家失敗之類的極端事例，在發展學意義上，至少已經有兩波次的國家逆發展現象。二戰之前的若干年裏，南美的一些國家比如阿根廷、智利，其發達程度不亞於歐洲的比利時等國，但是二戰之後，由於民粹主義氾濫，更由於錯誤的進口替代戰略，這些南美國家從原來的“發達”退守到中等發達。新近出現的逆發展是被稱為“笨豬四國”（PIGS）的南歐國家，它們是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它們目前幾乎主要依仗農業經濟和傳統工藝經濟。中國的台灣地區因為黨爭民主事實上已經退出“亞洲四小龍”之列，香港地區的“黨爭”如果得不到遏制，其結果必然是“逆發展”的新案例。

其次是國內地方性逆發展。一國之內的地方逆發展是因為產業結構未能轉型升級所致，典型的是美國傳統的工業地帶，如美國汽車城底特律、傳統工業城市費城等。

堅持保障“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政治機理，就能保證中國不會出現國家逆發展，但並不意味着不會出現地方性逆發展。比如在我國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一些城鎮衰敗的現象。城鎮化之路如何走才能更順暢，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索。

（本文轉載自參考消息，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政治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