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報：怪教授馮象、聖經、共產主義和他的本行法學，到底怎麼回事？-馮象、好奇心日報
馮象現在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的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他的著作內容多與其研究的法律、宗教、倫理和文學相關。今年，馮象一口氣出了兩本有關《聖經》的新書——《以賽亞之歌》和《聖詩擷英》。這也是他最為擅長的領域之一——法律與宗教。這些宗教作品所昭示的古典倫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又與馮象所批判的大學教育、學術腐敗、行業道德崩潰等中國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對比。
本文原為好奇心日報對馮象的採訪，作者曾夢龍。
以下是採訪內容：
——馮老師，我是《好奇心日報》記者，想跟您做個採訪，關於聖經、法學和您個人。可能有點長，您不介意吧？
哎呀你們來聯繫，我一瞧這名號“好奇心日報”，心説：得，年輕人新事物，我落伍了！行，你説。
——謝謝。能否先談談您的兩本新書，《以賽亞之歌》和《聖詩擷英》。前者扉頁的獻詞是“獻給玉芬，我的彝家大嫂，人民醫生”。我很好奇，她是誰呢？能分享她的故事嗎？
好朋友，幾十年了。故事也許以後有空了會寫；但回憶是老人的特權，應慎用。那是個風雲激盪的大時代，如今習慣了“小”的人們，難以想象了。
——那一定很精彩了。《聖詩擷英》是聖詩的選本，我正在讀，彷彿跟我們熟悉的詩歌不太一樣。對普通讀者而言，聖詩有哪些重要價值？如何閲讀？
信仰、知識、文學藝術各個方面，從古到今，影響太大了。你説“不太一樣”，是指詩文的思想風格吧，那本身就是一門學問。但經書不易讀，得一遍遍琢磨，畢竟是古以色列的宗教經典同歷史文獻。故而每次修訂，我都會根據學生反饋和讀者來信增添註釋，希望對讀者（包括信友）的學習領悟有所助益。
——關於《聖經》，您的著譯已經出了將近十種。網上看到彭倫先生的訪談（見《摩西五經》附錄），信息量巨大。其中説，您在耶魯法學院讀書的時候，發現國語和合本錯譯、漏譯和語言風格上的問題不少，遂決定譯經。但《以賽亞之歌》的前言提出“新天新地和新人倫理是否可能”，這樣“一道難題”，您的目標就不止是翻譯了，對嗎？
譯經解經，開始是專業興趣。但除了釋讀聖言，建樹文學，還嘗試回應一些理論問題，比如怎樣看待二十世紀革命的遺產。近年授課講過幾輪，攢了些心得，這兩本書裏有所闡發；參閲《説罪》以下幾篇解經文章，及聖詩的導讀與註釋。
不過現在又覺得，譯經是給未來的人們留個紀念。機器翻譯的發展日新月異，加之用户碎片化的終端閲讀跟網文的智能拼貼已成潮流，以後肯定沒人做這事了：無此能力，也無必要了。
——十年前，是香港記者吧，有一篇採訪披露，您不是基督徒。現在呢？為什麼？您怎麼看信教和譯經？
在西方，問人宗教歸屬跟問女士年齡一樣，是社會禁忌。可是這兒常有人問，只好“擠到”他一下：是派出所查户口的？從前任繼愈先生説，研究宗教得從教義信條裏走出來。這在歐美，包括主流神學院，是基本的學術立場。大學課堂，則應遵循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公立教育堅持世俗化（laicite）。最近，國務院修訂頒發的《宗教事務條例》重申了這一點，撥亂反正，是非常及時的。
漢語基督教，信徒私自譯經的案例不多。因為各教派都有“官方”版本，有些還設立專門的機構負責修訂。身為信徒，理應守持本宗的教義立場，而非贊同、傳播對立宗（“異端”）或學界的觀點，給教會添亂。你看，宣教和學術是兩碼事，不能混淆。
——您是法學教授，卻研究宗教。有個話題，可能普通讀者不太瞭解，就是法律與宗教的關係，能不能具體講講？
Tissot, Moses Forbids People to Follow Him, The Jewish Museum, New York
現代西方式法治，許多法律規定和原則，可以追溯到《聖經》跟中世紀基督教傳統。但這是歷史背景，不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法律與宗教”是我在清華開的一門課，九年了。《聖經》之外，還要求讀馬列，讀現代論著同案例。課程大綱是這麼介紹的：主要任務，是從聖書所啓示、開創或象徵的不同法律傳統、宗教倫理和政治神學出發，考察形式法治在中國的衰落及其症候：信仰危機，宗教自由/衝突，邊疆/民族問題，歷史的遺忘與改寫，犧牲之意志同再造烏托邦，以及全球資本主義進入低法治競爭時代，人類理想和價值重構的前景。
好像選課的學生都蠻喜歡，説是常有“開腦洞”的感覺。
——原來如此，內容好豐富。作業重不重呢？
課完，交一篇論文，學生自己選題，與老師討論。
——聽説您也教“法律與倫理”，尤其強調重建職業倫理。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重建意味着什麼？其緊迫性因何而起？
確實緊迫。中國的制度（真實憲制）跟西方迥異，職業倫理植根於政治倫理，即黨的先鋒隊倫理。前者是因後者的渙散而垮掉，難以重建的。因此第一步，反腐敗，由中紀委調查整治，成立國監委，打破本本上的憲制畛域，統一領導，正是十八大以來各項工作的一個節點。當然，也因為事關黨的建設，就必須拿出“永遠在路上”的決心，並向全國人民宣示這一承諾。
——説到“在路上”，您覺得中國的法律教育如何改進？前些年，您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做講座，説過：“今天的法律教育，整體上是失敗的……它接續的是解放前的舊法統、舊思想、舊生活、舊人物”。這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呵呵，我管它叫舊法學，“外面貼幾張萬國牌的新標籤，花花綠綠的……揭開看，一大股黴味兒”。問題多了，教條主義氾濫，貶低公共道德，消解職業倫理，還反民主。那篇《鄧析堂對話》講得很清楚，這兒不贅言了。然而現實地看，法律教育不改也無妨。因為學生畢業，出了校門，一接觸實際，就把那堆教條還給老師了。只是這一事實，應該讓全社會知道。
——對，就是這篇對話。作為法學的門外漢，我感覺背後其實有學界兩種流派的分歧，一邊是法教義學，另一邊是您似乎比較認同的社科法學。這兩派的分歧在哪兒？會給現實帶來什麼影響？您又為何認同社科法學？
法學界，有人形容它是個江湖，門派眾多。教義學屬於主流，是教科書的標配。不過我得澄清一下，我並不認同流行的（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般前提，及其偽裝的“客觀中立”。做學問，應當批判地思考；批判比老老實實當學徒好玩，是不是？我們在武漢那一場批判，我在《對話》中説了，就是找個頭大的、套取國家課題費多的玩玩，而非因為它特別沒用，或者比旁的門派更脱離實際、誤人子弟。
——九十年代末、兩千年初，您寫《政法筆記》，有些説法令人難忘，甚至好奇，像“法律是政治的晚禮服”，“法律……還在努力學習爭取成為資本的語言和權勢的工具，還暴露着它的紅嫩的爪牙”，“現代法治在本質上是一種用權利話語重寫歷史、以程序技術掩飾實質矛盾的社會控制策略”。您評論兩句？
可能有點“超前”了？這幾年，常有學生和老師跟我説，上學那陣子愛看《政法筆記》，但現在重讀一遍，才發現當初沒弄懂。我自己比較滿意的是，“政法”這詞兒，從前被人鄙棄，如今已是大家接受的本土學術概念了。
——在您看來，未來中國的法治之路最大的問題有哪些？如何解決？您的文章似乎很強調基層民主的重要性。
新法治（形式法治）建成有年了。其日常運作和意識形態功能，應該説，非常成功——成功營造了中產階級對它的期許，從而可以吸納、排解信從者的無盡的怨懟。而只要人們繼續懵懵懂懂，排隊詢問“最大的問題”“如何解決”之類，法治就發揮了屏蔽和安撫的效用。
民主不一樣，它是共產黨的傳統口號。無論黨內民主、基層民主、羣眾民主，抑或西方的競選民主，都包含了對形式法治的約束、克服和超越；因而“爭議”不斷，亟待發展。今天，面對行將到來的智能經濟/數據寡頭的全方位挑戰，人類的命運，能否擺脱資本的奴役，便取決於我們的實質民主的進步，即人民羣眾的教育、動員和組織起來。
——馮老師，去年您在上海有一場講座，展望人工智能的未來。網上有報道稱，您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人工智能的研發極易失控，給人類帶來巨大的風險。但是為什麼，這會使得“共產主義重新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現實選項”呢？您甚至大膽設想，先進國家像《共產黨宣言》所論述的，聯合行動，同時爆發革命，“第二次廢除私有制”。您現在還持這一看法嗎？
為什麼不呢？由人工智能走向共產主義，看似縹緲的願景，實際是大勢所趨——連智能產業的頭面人物，圈錢燒錢的“鋼鐵俠”們，都在談論計劃經濟呢。
共產主義，自古就是人類家庭生活和親密友誼的一般理想；一如合作勞動、共享收成，是人的“本性”，或物種繁衍優勢。進入網絡時代，這“人性的光輝”就更燦爛了：有網上生機勃勃的公地文化，有年輕人字幕組的義務勞動，還有英勇的Aaron Swartz發表《游擊隊開放存取宣言》，不懼資本的瘋狂打壓。與之對應，便是智能經濟不可避免的一系列後果：整個社會對智能終端的依賴，日益擴大的階級鴻溝，財富、市場和生產資料高度集中，大規模失業迫使發達國家實行全民福利，等等。待到那一天，如果人類不甘墮落，就只有起來革命，將物聯網底層數據、智能技術和資本收歸公有；否則，無以建設新的可持續的人機倫理。
如此再造烏托邦，走“通向生命的逼仄小徑”（太7:14），道理很簡單：想想吧，另一條路，平坦是平坦，可資本主義私有制奔到黑，會撞上什麼？機器人全面取代人類，還是數據寡頭的獨裁？抑或兩家聯手，一起“飼養”機器人的“寵物”（Steve Wozniak語），那百無聊賴吃着福利的芸芸公民？
——將來如果真是這番景象，那人們只好選擇共產主義了。
説得好，這“只好”二字。人類將通過“科學所達到的成果來接受共產主義”，列寧的這一教導，預言了私有制的未來。
——人工智能的崛起，對法律職業也是嚴峻的挑戰吧？
首先是，大失業；波及各行各業，律所法院、政府部門概莫能外。有美國學者同智庫預測，一大半法律規則會被大數據算法和區塊鏈所取代。人工智能將是傳統法律實踐的終結者。
——您説“終結”，讓我想到法律方面您的專長，知識產權。您在二零一一年一次講座中説，因為互聯網和業務外包這兩股全球化潮流，知識產權將會終結。這麼大的變化，怎樣理解呢？
哦，那不是講座，是國際會議做的主題發言，原文是英文。知識產權的終結，你們年輕人最有體會，不用盜版和仿冒產品，不侵權不翻牆，日子怎麼過？但這終結，或法律對多數人的失效、無執行力，不等於説抽象物上的財產權與人格的商品化不頂事，消失了。事實恰好相反，大公司之間，例如蘋果、微軟、三星、華為，好萊塢跟電商大鱷，還有數不清的“蟑螂專利”公司，知識產權官司天天打。資本要壟斷市場，搞訴訟訛詐，全靠知識產權。
——馮老師，有學者把您稱為哈佛批判法學在中國的代表人物，您認可嗎？
這個我不敢當。但我讚賞肯尼迪、昂格爾他們的批判立場（參《那生還的和犧牲了的》）。
有批判，才有學術進步。在我，大概是性格吧，從小喜歡反潮流，褻瀆“神聖”，哈哈。也可説是知識分子的良知——有些事情，比如“青椒”（青年教師）“壓力山大”，不好出聲，我們年紀大的就有責任站出來説兩句，戳一戳“皇帝的新衣”。
——回到《聖詩擷英》，您在序言裏説：“我的人生觀價值觀，主要得自於早年在邊疆兄弟民族中間的生活磨練”。能否聊聊這一段經歷，想必有很多故事？
寫過好幾個呢，《玻璃島》《創世記》裏都有，《以賽亞之歌》開篇的《羅嘎》也是。這些故事，我的讀者很熟悉了。所以我一看採訪提綱就知道，記者是個新手——當然，這也無傷大雅。
——不好意思。但我還想知道，您先後在北大、哈佛和耶魯求學，這些經歷對您有什麼影響？
思想上影響不大。我這一代，叫老三屆，就是捲入文革的中學生；我是其中最年幼的，剛念初一。我們是先下鄉，到雲南邊疆插隊落户，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然後文革結束才考的大學——只有幸運一點的，極少數人，猶如先知所謂“餘數”（賽1:9,10:22），得了上大學的機會。那時，我的“三觀”已經毀過又重建了。
所以，我很鼓勵我們的學生下基層，到邊疆和艱苦的地方去幹幾年，向老百姓學習，轉變立場，追求進步。之後再考研、出國深造或者進國企、投行、國際組織什麼的。生活是最好的老師。
——您出國早，長期在美國生活。但二零一零年回國，加盟清華大學，這個決定又是如何做出的呢？
其實，零九年已經開課了，同法學院的交流合作從建院起就沒斷過。一般説，教書育人作為事業，還是在中國或者東亞好，這是儒家傳統的一大優點。但是我回國服務，除了學術目標，心裏還記着魯迅先生的狂人那句話，“救救孩子”。大學沉淪了，腐敗了，我們能做點什麼？我父母都是（抗戰前）老清華的，或許，這也是報效的緣分吧。
——還有幾個小問題，馮老師：您平時看新聞多嗎？回首過去一年，有什麼新聞事件給您留下深刻印象？
只是快快瀏覽下標題。新聞，我一直關注機器生成（智能新聞）的進展，在美國，體育財經等欄目的即時報道已經相當成熟了。
——對您影響最大的人是誰？
我不太受別人影響。
——您最近在忙什麼？
寫作。
——您最近思考得較多的問題是什麼？
人機倫理。
——這幾年，您覺得身上發生的較大的變化是什麼？
耳順了，誠如孔夫子所言。
——您近來有什麼特別值得分享的東西？
今天咱們談的兩本書，《以賽亞之歌》和《聖詩擷英》。
——您認為，推動我們時代進步，最重要的人是誰？
勞動者，私有制下所有“受詛咒的”人們，les damnes de la terre，如《國際歌》所唱。
——您對這個社會有什麼忠告，或者特別擔憂的事情？
大失業，正在迫近。
——生活中，哪些東西會喚起您的好奇心？
真不少。西諺：好奇心害死貓兒。
——您對現在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團結起來（見《國歌賦予自由》）。
二零一七年國慶/中秋於清華園
原載《好奇心日報》2017.10.18
馮象：《以賽亞之歌》，活字/北京三聯，2017。
馮象：《聖詩擷英》，活字/北京三聯，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