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辯證哲理

【十九大報告中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一經提出，就引起了思想界的廣泛討論。觀察者網邀請了中外學者談十九大報告，本文作者為春秋戰略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寒竹，繼續討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

“不變”中的“變化”：“新時代”和“初級階段”的辯證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首先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緊接着又強調：“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未發生變化這兩個判斷？

準確理解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是要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新時代”和“初級階段”、“變”與“不變”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我個人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初級階段關係的的理解是，“新時代”寓於“初級階段”之中，“變”寓於“不變”之中。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內的新時代，而不是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上的新階段、新時代。相對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涵蓋的時間更長。鄧小平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告誡全黨：“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

如果從1956年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算起，一百年是要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即“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的第二個一百年。也就是説，在本世紀中葉之前，中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百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新時代，而非結束了初級階段的新時代。

鄧小平曾告誡全黨：“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為什麼説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中？這是中國的國情使然。十九大報告強調指出，中國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樣的國情決定了中國仍然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新階段、新時代的提法，並不意味着我們已經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兩者的關係需要準確把握。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中國仍然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沒有變，那麼“新時代”提出的依據何在？從十九大報告來看，這個依據就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一個社會，一旦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歷史就會呈現出新的時代特徵。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個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基本符合中國的現實。八大後的中國雖然在極左路線干擾下曾一度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了錯誤判斷，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撥亂反正，中國共產黨再度沿用中共八大的對主要矛盾判斷的基本框架，即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界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每一屆黨的代表大會都基本重申了這一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界定。

但是，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社會開始從數量的增長發展為充分、平衡的發展，而人民對物質文化的要求也從數量向質量上提升，這種由量到質的社會發展導致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説明的是人民的需求從量的需求提高為質的追求，而平衡、充分説明的是社會發展從量的增長提升為質的增長。正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了中國雖然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已經開始進入一個新的代，這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另外一個視角，如果我們從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來看，也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的發展呈現出一個深刻的階段性變化。全面消滅貧困，全民進入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的奮鬥目標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就會實現，並由此進入到第二個一百年。基於此，我們也可以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理解為從全面實現小康的時代進入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

當然，其中還有細分：從現在起到2035年基本完成現代化，再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覺得這個新階段的核心觀點就是基於此：中國要從消滅貧困到完成小康，到實現共同富裕，到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目前實現第一個百年的奮鬥目標已經接近全面實現，歷史預示着中國即將開始進入實現第二個百年的奮鬥目標的征程。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波浪式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之前曾有學者提到過，我們現在按照匯率計算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中國已經邁出發展中國家行列，已經走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進入中級階段。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不要堅持？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個人認為，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事關中華民族復興能不能在本世紀中葉實現。如果判斷錯誤，中國將陷入巨大災難。

判斷中國處於何種社會階段，既要看生產力水平的發展程度和社會物質財富的豐富程度，更要看生產關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生產關係反過來對生產力產生巨大反作用。所以，判斷一個社會處於何種階段，不能僅僅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物質財富的多少。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當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時候，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物質財富而言，是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但這並不妨礙社會主義中國在政治制度和生產關係上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着巨大的優越性。

有學者將社會主義分為絕對貧困、部分小康、全面小康，基本上是按照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社會富裕程度來描繪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這就是隻談生產力，不談生產關係，有很大的片面性。如果僅按社會富裕程度這個標準，一些發達富裕的西方國家豈不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毛澤東曾經説過，土豆燒牛肉不是共產主義，富不富裕不是衡量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最根本標準，更不是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當然有剛性標準，但這個剛性標準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共同構成的生產方式。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是一個過渡時期，即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所以，社會主義從初級到中級再到高級以至於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生產關係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不斷發展變化的。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根本點在於經濟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

人們通常把1956年看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的起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國在這個時期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和對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標誌。所以，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的開端不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而是在1956年確立了以公有制為特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這一時間點。

1956年上海資本家接受公私合營

中共黨章是把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這説明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如馬克思指出的是一個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終究是要從低級走到高級，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公有制的成熟程度是一個標誌。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意味着社會主義的程度越高，這是確定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重要依據，也是我們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關鍵之點。

在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用一種所有制形式涵蓋了所有的經濟體，這就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基本上消滅了私有制。但中國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為片面強調公有化程度的生產關係而脱離了生產力發展水平，整個社會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直到文革結束，中國共產黨開始糾正超越了生產力現實水平的生產關係。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共產黨逐步調整生產關係，最終在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是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歷史背景。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對中國社會生產關係的一個調整。這個調整，從生產關係上看，其實是一個戰略性的退卻，即把已經超前了的生產關係調整回跟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有化水平，即把單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退卻到“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體系”。

如果僅從公有化的程度來看，這當然是一個退卻性的調整。這種調整看似退卻，但實質上卻是在前進，因為符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關係才能真正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講的波浪式發展或螺旋式上升。從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物質文化的發展來看，這個調整是必須的，是符合中國的現實與國情的，因為這個調整是讓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更加符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

什麼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是初級階段！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把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冠之以“初級”二字，就是因為由於生產力的現實水平，中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還必須要有包括私有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正是由於生產關係中還有私有經濟，由於社會中公有制是居於主導地位而非單一的公有制，所以我們把這個階段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概念的產生和提出，也可以看出人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階段。中國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探索始於1955年毛澤東提出的“以蘇為鑑”和1959年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提出的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和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但是，總體説來，儘管中國共產黨在六七十年代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了很多有價值的探索，但一直沒有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容形成自覺認識。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才進入自覺階段，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這個自覺認識形成的標誌。

明白了以上道理，我們就會清醒認識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我們的社會主義還不能超越初級階段，還必須允許有多種經濟成分在裏面。雖然是公有制在中國經濟體系占主導地位，但是還有大量的非公有制的民營企業在對今天的中國經濟做出巨大的貢獻。如果當年我們沒有給民營企業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中國就很難取得今天這樣巨大的經濟成就。所以，在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候，任何超越初級階段的提法都意味着脱離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都不利於民營企業的發展，中共十九大報告講的最大國情就在於此。

“中國方案”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從十九大報告中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保留了“特色”兩個字。為什麼還要繼續用“特色”二字來界定中國的社會主義？一些學者提出取消“特色”二字，這樣在在理論上有沒有説服力？我個人認為，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來説，“特色”二字不能丟，這是由實踐與理論的品格，由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科學社會主義普遍原理的關係決定的。

首先，人類社會中的任何實踐都具有特殊性，特殊性是實踐的基本品格。在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中，每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都是特殊的，現實中從來不存在普遍的社會主義道路。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開始，所有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都是特殊的。當年的蘇聯道路其實就是具有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東歐、亞洲，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也都有着鮮明的民族特色。

當時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沒有使用特色二字來界定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因為蘇聯的救世主心態和沙文主義。二十世紀的蘇共領導人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把自己開創的具有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聲稱為世界社會主義道路，只有普遍性，沒有特殊性，值得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照搬。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聲稱有自己國家的特色，就意味着背棄蘇聯道路。所以，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強行推行“普世化”，使得“特色”二字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禁區，這也是中蘇矛盾產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事實上，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普遍性或共性是不能夠單獨存在的，而只能存在於特殊性或個性之中。在1937年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在給抗大學員講授哲學課的提綱中時寫下了一段著名的話：“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基於這樣一種把普遍與特殊統一起來的辯證思想，毛澤東在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

第二，在另一方面，真正的理論都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否則就只能稱之為經驗。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是普遍的，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人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的説法。普遍性是理論的基本品格。理論作為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抽象和概括，只能是普遍的，否則就只能稱之為個別經驗。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貨幣、資本的分析並不是僅僅對英國的資本主義解釋有效，而是對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具有強大的解釋力。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一度成功，在中國的巨大成功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發展確實具有普遍意義。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有一段話講得很深刻：馬克思主義在今天仍然是迄今為止人類思想的最高峯，沒有任何一個思想體系能夠在今天超越了馬克思主義。所謂人類思想的最高峯，就是有着最普遍的指導意義。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

第三，實踐與理論，特殊與普遍，是辯證統一而不能割裂的。任何特殊都包含了普遍，任何個別都包含了一般，任何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某種理論的普遍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是特殊的，所以必須冠之以中國特色。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又具有普遍性，中國道路包含了科學社會主義中最本質的內容，否則中國道路就不能稱為社會主義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道路對人類社會來説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在現實中的發展同時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國方案”這個概念正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中國道路是特殊的，有鮮明的中國色彩，但又包含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這就給世界和人類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參考和選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道路對世界具有普遍意義。

中國半個多世紀在實踐中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對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運用和發展，給科學社會主義提供了豐富的寶貴經驗。從1956年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開始，特別是近三十多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給科學社會主義增添了豐富的內容。而且我們可以這樣講，今天社會主義的最新成果是在中國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中國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理論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普遍理論的一個部分，增強了社會主義理論的普遍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除了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外，也為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參考。中國人通過自己的實踐，證明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完成現代化轉型，是可以用社會主義這種形式來實現的，這至少給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新的樣板，有了更多的選擇。

要而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一，一般和個別的統一，也是辯證的統一，它既具有特殊性，同時也具有普遍性。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能片面強調一個而否定另一個，不能只講普遍性而不講民族性，這肯定是不現實的。我們在整個實踐過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帶有中國特色。但是也不能只講特色，因為這樣對其他國家就沒有普遍意義了。

從十九大的報告來看，馬克思主義中的辯證唯物主義，特別是唯物辯證法，是我們制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最重要的哲學基礎和思想方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變”與“不變”的關係，新時代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關係，社會主義在中國波浪式的發展進程，中國道路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係等，這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只有運用唯物辯證法才能得到準確的理解。這是我對十九大政治報告的一點個人淺見，僅供參考。不當之處還望批評指正。

【本文根據採訪錄音而成，經作者本人校訂。採訪整理/觀察者網 武守哲、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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