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習近平的政治思想體系初探
內容提要
新時代新挑戰呼喚新思想，習近平的政治思想體系包括但不限於：從文明基因出發的歷史哲學，強調政治制度“決定性作用”的政治經濟學，以國家治理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治理理論，以公正社會為導向 的改革和社會建設方向。這些思想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推動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也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堅守和推動，因而值得從學理上加以研究。
黨的十八大以來，引起知識界最大反響的無疑是關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命題。這一命題不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是知識界持續關注的重大政治主題和重大理論議程。要更好地理解這一命題，首先還是應該研究命題人的政治思想和執政邏輯。對於當代中國政治家思想和政治行為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中國政治研究的志趣所在。比如，普通中國人所以知道哈佛大學傅高義（Ezra F．Vogel）教授，不是因為其早期的《日本第一》，而是他先後專門研究陳雲和鄧小平，其《鄧小平時代》讓其享譽中國和中國研究學術界。其實，梁啓超早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與哲學思想不同，“政治思想什九與實際問題相接觸，一有機會，則不惟坐而言，直將起而行”，故凡有主張的政治家，其政治活動都應該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對象。
中國思想先賢和國外學界之於當代政治家的重視，值得當下學術界、尤其是政治學界的省思。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伴隨着社會科學中所謂的“祛價值化”“科學化”，中國政治學研究居然逐漸遠離當代政治人物及其思想，這無疑等於自我放逐，自我收縮營地，最終必然是自我矮化。另一方面，在研究取向或者研究方法上，社會史敍事開始流行，但從政治人物思想及其政策的角度而理解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乃至制度變遷，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研究路徑。思想體系是時代的產物。總結政治家的思想不但要看其思想表述，更重要的還有政治實踐，實踐本身比思想表述更重要——這是政治家不同於學者的地方。本文梳理出習近平總書記的學説性質的歷史哲學思想和政治經濟學思想，在此基礎上闡述其政策性的思想，包括以國家治理能力為中心的現代化治理體系、以公正社會為導向的發展理念以及以人類生命共同體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這些構成了習近平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
新時代新挑戰與新思想
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雖然不像毛澤東建立新中國和鄧小平改革開放那樣具有明顯的質變，但中國靠其規模而發展起來後引起的量變其實具有質變的性質。中國的規模太大，這一規模本身已經有了質變的意義，不但帶來了世界秩序的變化，也對國內秩序帶來根本性變化和挑戰。
世界秩序的變化。二戰之後有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之中，其突出表現是西方國家倡導了兩百年的自由貿易理論正在被美國放棄，美國退出 TPP 和回到傳統的雙邊貿易談判、英國脱歐公投，都是對以自由化為支撐的地區化和全球化的一種逆勢而動，因而被稱為“逆全球化”或“全球化退潮”。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高舉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贏得了世界的高度評價。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所有規模以上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亞投行”已經成為事實性的“世界投行”。這意味着，主導世界秩序的權力正在位移，世界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話語權空前擴大，而且必將更加具有主導性。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多語種圖書出版（圖片來源：新華網）
國內的結構性變化。在政治建設上，到 2022 年左右，中國的政治制度將定型，治國理政的方法方式也將更加制度化、法治化。在經濟建設上，幾十年高速經濟增長之後所呈現的“新常態”正在催生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而且整體性成功升級的可能性很大，中國的發展模式隨之而來將呈現“發達型”。在社會民生建設上，到 2020 年，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了更實際的意義。所有這些，都有了“新時代”的意義，需要新的發展理念，新中國前 60 年的理論和思想已經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
新的挑戰。新時代的新挑戰是多方面的，也十分嚴峻，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政治經濟關係上。市場經濟已經帶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人的觀念的深刻變化和利益結構的深刻調整，這些變化在過去已經對執政黨構成過嚴峻挑戰，諸如各種特殊的政治經濟利益集團。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堅強領導下，我們黨通過強力反腐清理了威脅人民主體地位的利益集團。但是，市場經濟帶來利益多元化而產生出利益集團，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頑症，順其自然就必然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即多黨制，正如大多數國家所實行的政體那樣。如果這種情況在中國出現，必將是災難性後果。這樣，如何處理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多元化與我國憲法條件下的民主集中制即黨的領導，將是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個不容輕視的長遠性、根本性問題。
正是因為這樣一個長期性的根本性挑戰，加之世界秩序的大變局以及國內走上新階段，都迫切需要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因應新時代的習近平思想。
從文明基因出發的歷史哲學
歷史哲學是人們對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命運、對於人的存在價值的哲學思考。為此，歷史哲學觀的形成，既需要對大歷史的關懷和理解，更需要一種大的政治情懷。為建設政治而理解歷史，從歷史中汲取政治智慧，從文明基因中尋找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習近平歷史哲學的一條主線。上任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就主持了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政治局集體學習，可見其哲學關懷之深切。
在 2017 年 5 月 17 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習近平從文明基因講到文化自信問題。可以説，“文明基因”意義上的歷史連續性，是貫穿習近平歷史哲學的經緯，習近平總書記也是新中國以來最重視文化傳統和文明基因的領導人。新中國前 30 年主要是在破舊中立新，因此對傳統文化主要是“破”的立場；改革開放後 30 年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模稜兩可，領導人説不清因而也很少講。但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多種場合多次強調傳統文化和文明基因之於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
2013年11月，習近平在山東曲阜孔府翻閲儒家經典（圖片來源：新華視點）
2013 年 11 月曲阜孔子研究院談話中，習近平引用了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的一句話：“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總結，繼承一份珍貴遺產。”因此，習近平認為，“對孔子思想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今天的中國是中國歷史的發展，應堅持這樣的態度。”習近平的中國觀不僅把改革前後兩個 30 年統一起來，在多次的講話中，還把當下中國視為 5000 年曆史、170 年曆史的一個連續體。昨天是今天的歷史，今天是明天的歷史。
這樣的歷史觀決定了，習近平特別重視歷史傳統所提供的思想資源，重視儒學的背後應該是尋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任何一個政權的合法性都不可能永遠建立在經濟績效上，對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明的國家而言，傳統是其重要的可資汲取的合法性資源。在視察曲阜孔子研究院時， 習近平就歷史與現實的關係要求“四個講清楚”：
一是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二是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 三是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承認文化的多元性，一定要承認政治的多元性。四是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的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着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第一個講清楚釐清了文明基因與制度形式的關係，即那些沒有文明基因的“飛來峯”制度必然行不通，而中國道路、中國製度則是基於自己的文明傳統。第二個講清楚是弘揚民族精神問題，第三個講清楚是文明多樣性問題，不存在“普世價值”代替其他文明體系。第四個講清楚回答了第一個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基於民本主義的文明沃土之上，社會主義和民本主義是可以通約的。
沒有歷史哲學的關懷，是不可能提出這些最基本的、也是不容易講清楚因而也是容易被迴避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不但是對中華文明和當代中國政治的理解，也離不開比較文明的視野。
從文明基因出發的歷史哲學是一種新歷史唯物主義。相比於傳統的側重於經濟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新歷史唯物主義在強調經濟基礎作用的同時，更多地主張歷史文化傳統的作用，是一種更加宏大的歷史觀。
政治制度**“乃至於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新政治經濟學**
歷史哲學所展現的大歷史，是政治權力、經濟權力、文化權力乃至軍事權力複雜互動的歷史，其中代表國家權力的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作為結果的政治權力一旦形成，往往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對人類的制度變遷往往具有決定性作用，塑造着經濟生態、文化生態。如果認識不到大歷史所告訴我們的政治邏輯，把作為結果的政治權力當做問題的原因去改革，這種“改革” 其實就是觸動了人類賴以生存的根本結構，結果就是死路一條。古今中外這樣的教訓並不鮮見， 比如從王莽改制到戈爾巴喬夫改革，都是如此。
從人類大歷史到新中國歷史，都昭示了一個重要道理，那就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乃至在關鍵時刻的決定性作用。為此，我們需要反思流行的庸俗的歷史唯物主義，並需要從新認識流行的西方經濟學原理，建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固然汲取了人類文明的優秀思想，但絕不是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能解釋的。強調產權、市場作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無視或者忽視 300 年來世界經濟史的一般規律，那就是後發國家成功的國家之道在於政治制度的關鍵作用。以中國為代表的後發國家經濟史提出的課題是，關於企業的性質、市場的性質、政府－市場關係即政治經濟學、企業與社會的關係即經濟社會學，都需要重新認識並建構，從而建構起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目前，中國的貢獻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學上，在這個方向上基於中國的偉大實踐的理論總結，已經構成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基礎。習近平同志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就提出了“經濟的政治化，政治的經濟化”思想，這意味着不能以二分法來看待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這一思想直接體現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也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市場與政府的均衡關係，一直不是西方經濟學的重點。歐美的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國家提供公共產品以保障微觀市場主體的順利運行，或者國家與官僚制如何約束了經濟發展。這顯然是有選擇的研究，談不上科學的政治經濟學。
我們應該認識到，企業只不過是微觀市場主體，而國家則是一種宏觀的具有企業性質的行為主體；市場經濟也只是微觀市場主體的生活方式， 而具有企業性質的國家顯然不會停留在自由市場的層面，國家的政治戰略對於後發國家而言具有決定作用，從深圳特區、浦東開發再到今天的雄安新區，都是政治戰略的作用，顯示了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
300 年世界經濟史、尤其是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告訴我們，政治制度起着攸關作用，我們耳熟能詳的關於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的説法需要得到澄清和發展。政治制度並不是簡單的反作用，很多時候起着決定性作用。正如習近平同志所總結的，“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於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於關鍵環節。”這個論斷道出了國家權力的真相。習近平還指出，“政治制度是用來調節政治關係、建立政治秩序、推動國家發展、維護國家穩定的”，這一論斷再次確認了政治制度的核心作用。
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通過正負兩個方面體現出來。移植而來的“飛來峯”式的政治制度，必然水土不服而導致無效治理甚或國家失敗;而根植於本土的政治制度，具有民族精神的支撐和文化傳統的滋養，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理解了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原理，就應該明白，現在流行的所謂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説法，經不起歷史哲學的考驗。在上任伊始視察廣東談話中，習近平同志很明確地指出，“我不贊成那種籠統認為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後的説法。在某些方面、某個時間，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方面改了，哪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麼、不改什麼，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説不改革。”顯然，不能改的就是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也是中共領導人第一次明確表達對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新看法，也就是説，不同意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的流行説法。
如果放在世界大歷史的視野下去看“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就更能明白這一命題的歷史哲學意涵。美國建國時是農業資本主義和奴隸制，後來演變為工業資本主義，到今天的金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但其憲政結構變了嗎? 這就是政治制度的韌性和作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美國、蘇聯都陷於大危機之中，中國和美國靠經濟改革而非觸動政治制度度過了難關，而蘇聯則從改變政治制度入手，結果是蘇共失敗國家解體。
因此，政治制度“乃至於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命題，意味着人類需要重新研究和認識政治制度的內在邏輯和性質。這一命題不但指出了建構新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向，也是治國理政的基本邏輯，藴含着重大的歷史哲學原理。
以國家治理能力為中心的國家治理理論
學説和思想從實踐中來，也體現在實踐中。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總目標，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
和任何國家的國家治理一樣，國家治理首先是一套價值體系，其次是一套治理體系，然後是實踐價值體系的公共政策。然而，具有理念的公共政策能否得到執行和落實，關鍵看國家治理能力。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別，並不取決於制度形式，而是治理能力。治理能力貫穿在價值體系—治理體系—公共政策之中，因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或者説是國家治理理論之魂。
中國的價值體系無疑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 2014 年 2 月 17 日在黨校講話中指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首先包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套價值觀不是空洞的，在實踐中通過一套歷史哲學和治國理政的新政治經濟學而展現出來。換句話説，習近平總書記的歷史哲學思想和新政治經濟學思想都指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治理體系即制度體系則是政治－經濟－社會 - 文化－生態“五位一體”的全方位的結構上的優化升級。在政策邏輯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升級治理體系的頂層設計，之後提出的“法治中國” 則是建設現代化的治理體系的出發點，“四個全面”是建設治理體系的抓手和戰略佈局。
比較歷史告訴我們，建立現代性的治理體系容易，但提升國家治理能力難，因此中國的重點是建設以治理能力為中心的現代性治理體系。習近平同志指出，“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同時也辯證地指出，“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和長遠性作用的。然而，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但是完善的制度和好的治理能力並不必然成正比例關係，“甚至同一個國家在同一種治理體系下不同歷史時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才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結合在一起提。”不僅如此，在二者關係上，習近平認為，“制度執行力、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黨和國家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在 2015 年聯合國發展峯會上，習近平主席主張一種新的發展理論——發展能力研究。
好的治理體系轉化為治理能力，必然有一箇中介機制。沒有中介機制，再宏大的、理想的制度結構都只能陷於空轉而不起作用。在中國，這個中介機制就是我們常説的民主集中制。強調民主集中制原則，是習近平在人大制度 60 週年講話上的一個最突出的內容。民主集中制可以“形成治國理政的強大合力，切實防止出現相互掣肘、內耗嚴重的現象”；保證了“有效治理國家，切實防止出現羣龍無首、一盤散沙的現象。”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國家，沒有個人自由、社會自治、市場經濟和社會活力，就沒有民主；沒有社會活力，沒有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同樣，在中國這樣一個空前複雜的國家，沒有決策權威，也很難想象會有今天的局面。比較而言，很多發展中大國都是有民主而無決策權威，發展因此步履蹣跚。
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制度正是中國的制度優勢所在，這是國際比較的結論。世界上主要有兩種政體類型，代議制民主（即黨爭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二戰之後，在 100 多個發展中國家，沒有一個後發國家因為搞了黨爭民主而發達起來。更可比的是，世界上共有12個人口過億的國家，其中9個是發展中國家，包括亞洲的中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和菲律賓、非洲的尼日利亞、南美的巴西和墨西哥。在9個國家中，只有中國是民主集中制，其他8個全部是代議制民主，其中治理上的優劣之分不言而喻。國際比較再次告訴我們，國家之間的差別主要取決於治理能力。
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設上，“改革 60 條”事實上就是圍繞劃定權力邊界和制約權力而展開，在此不必贅述。在國家能力建設上，在中國，國家能力説到底是執政黨的領導能力和建設能力，而保證這種能力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它是貫穿於所有政治層面和權力關係中的“制度之魂”。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才説“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這是關於中國政治性質的新定位。在政治經濟關係中，國家能力的實現首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沒有部門利益的決策機關，其次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合理作用。
以公正社會為導向的新發展理念和世界秩序觀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兩年多之後，在2016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23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既要往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也要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在着力解決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時，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這既是對改革方向的定位， 也是對發展經驗的總結。
只有社會的公正才有社會的和諧，這是柏拉圖早就給我們的智慧。鑑於“維穩政治”的教訓，當下的治國理政指導原則事實上已經是以公正為導向了，公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價值追求，“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公正”是習近平多次講話的一條主線，而且既在最低要求上談公正，也在最高目標意義上追求公正，“堅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公正的核心是什麼? 習近平在很多場所、很多層面都講到公正，比如“公正的社會環境”“因為經濟發展水平低而導致的不公正”“以發展促公正”等等，並要求將公正原則貫穿在制度機制、法律規定和政策之中，但主題則是“制度公正”，強調通過制度安排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關於“制度公正”的系統闡述是：
無論處在什麼發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證。我們要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為因素造成的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要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一面鏡子，審視我們各方面體制機制和政策規定，哪裏有不符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哪裏就需要改革；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出問題，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就是改革的重點。對由於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違公平正義的問題要抓緊解決，使我們的制度安排更好體現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原則，更加有利於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在制度正義中，其中公正的司法制度最為重要，是因為公正司法是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在 2013 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和慶祝人大成立 60 週年的大會上，習近平都強調，“要深入推進公正司法，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嚴肅懲治司法腐敗，讓人民羣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以制度正義為指導原則，抓住了正義的核心。正義有很多層面的意義，但核心則是制度正義問題。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是講制度正義，即正義的主題是制度。
很多已有的改革體現了作為“公平的公正” 思想。比如（1）超預期的反腐事實上是建設公正社會的急先鋒，因為有礙社會公正觀感的直接來自因腐敗而導致的結構性不平等、不公正，讓社會充斥着暴戾之氣；（2）國有企業高管的薪酬改革體現了公正思想，世界上哪有國有企業高管的事實性收入是企業職工最低收入的百倍之巨? （3）在教育資源上比如高考招生，因為中西部不是教育中心，一流的大學較少，一流大學招生名額向中西部傾斜。（4）在城鄉二元化問題上，廢除了農村和城市這種鎖定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大力推進的城鎮化建設，事實上也是為了解決身份不平等。為此，國家每年需要花萬億巨資而解決農民身份問題，比如通過免費就讀中等技術專業，每年轉移農村勞動力 1100 萬。
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提五大發展理念，而且宣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圖片來源：大公網）
這些以公正社會為導向的改革，反過來又上升為新的發展理念。十八屆五中全會總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落腳點在“共享”上，這是建設公正社會的發展理念。
世界政治是國內政治的延續。習近平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 2017 年年會開幕式的主旨演講體現了“五大發展理念”的精神，諸如“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堅持協同聯動，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堅持與時俱進，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治理模式”。這些其實就是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以公正的國際社會為導向的世界秩序觀，即“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已經寫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決議之中，它是對現行世界秩序的一種“中國方案”。
歷史地位與貢獻
在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新政治經濟學認識論的視野之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成敗主要在於國家治理能力；而指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理念或者目標則是國內的公正社會以及“人類命運共體”的世界秩序。習近平思想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和歷史意義，是 21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1．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在2016年5月17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強調“三個自信”的同時又提出了第四個自信即“文化自信”，這是其歷史哲學思想的一種自然延伸。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代代相傳於、內化於生活在固定疆域內的華夏民族血液中，因而構成了延綿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共同體，從而可以稱中國為“中華文明基體”，即由文明基因而構成的一個共同體。中華文明傳承 5000 年而不曾中斷，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蹟。
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存在”不但是經濟的，更多的還有歷史文明基因和政治制度，這是“新歷史唯物主義”之所以為“新”所在。新歷史唯物主義堪稱基於中國歷史文化和偉大實踐而發展起來的 21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2．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思想是基於中國經驗的歷史唯物主義論述
國家權力是“互動的制度化網絡”，即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政治權力的互動， 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互動的結果，並總是代表着國家權力。
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相互作用的結果，象徵着國家權力，政治權力的變化更直接觸動着國家權力或動搖着國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權力更具有根本性。國家的命運繫於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這就意味着，對政治權力的變革必然是漸進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於經濟變革的創造性破壞。政治權力結構的破壞，帶來的可能不是新結構的均衡，而是新的動盪甚至是滅頂之災。兩百年來，美國經歷了很多次危機乃至多次的政治危機，但美國總是以固本的、漸進的方式改革其憲政結構帶來的問題，甚至以經濟方式來掩飾其憲政結構問題。英國也是如此，即漸進地進行選舉權改革，固化其憲政結構。相反，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極力“揭蓋子”，兩年之內搞垮了蘇共和蘇聯。
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誡我們，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決定性的建設性作用或決定性的破壞性作用。到底以哪種形式表現出來，説到底要看政治制度是否適合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和文明基因，是否符合現實的社會結構。實行了西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所以出現無效民主和無效治理，説到底就是企圖以“飛來峯”解決自己的問題，結果則是南轅北轍。
3．以治理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治理理論，更化了發展理論
二戰之後，西方國家首先提出了發展理論，其核心就是按照西方模式而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所謂的“好制度”“好政策”。然而，70年過去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狀況如何呢? 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不僅如此，北方國家的發展依然出了大問題，諸如意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出現了“逆發展”，成為國家貨幣基金組織援建對象國。在這種浪潮中，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依靠自己的制度優勢、主要是制度所體現的治理能力的優勢，一舉成為全球化的領頭羊。
中國的經驗無疑應該提升為新發展理論，更化舊的發展理論，那就是我們講的以發展能力或者治理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治理體系建設。
4．以“公正社會”為導向的發展理念，是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堅守和豐富
任何國家都有一套立國的基本價值，否則再強大的國家也是脆弱的。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思想必然、甚至首先應該包括一套價值原則。在“黨校 2－17 講話”中，習近平同志還明確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直接聯繫起來，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包括價值體系。也就是説，全面深化改革所推進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不但有社會主義的制度屬性，還有社會主義的價值屬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由12個詞、24個字構成，涉及個人、社會和國家三個層面的價值觀。其中，我們認為“公正”是社會主義的最低也是最高價值，應該是價值體系中的內核，即所有其他價值觀都是圍繞“公正”而展開、以“公正”為取向。
從第三波民主化到“阿拉伯之春”，意味着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泛濫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低落。然而，中國的偉大復興及其所堅守的社會主義基本價值，不但是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堅守， 也是給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以信心。相應地，“人類命運共同體”使得世界秩序有了更多的社會主義色彩。
幾年來，習近平的政治思想已經帶來政治生態的明顯改觀，中國正在形成一個更加有規矩的社會，生活在其中的百姓更有確定性。看不見但能明顯地感受到的改變是，習近平政治思想的實踐大大提升了我國的話語能力，中國人有了更多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本文原載《學海》2017年第4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