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踐悟十九大】範勇鵬：社會主義在中國何以成功？

【10月28-29日，思想者論壇（政治分論壇）在澱山湖畔成功舉辦，本次論壇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與觀察者網聯合舉辦，來自國內外十餘位專家、學者共聚一堂，結合黨的十九大，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視角共同探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就與國際影響。此為論壇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後續精彩文章將依次更新，敬請關注！】

黨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是有一個背景的，即世界上存在着社會主義陣營。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但同時又要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不照抄別國經驗，此之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提法內涵十分豐富，比如，主要矛盾的界定和十二大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已經不同了。從國際上看，也體現了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一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主要在中國了，二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被實踐證明成功了。

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出現過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實踐，但大多都失敗了。歷史經驗表明，社會主義的生存和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會主義本身不是空想，但是社會主義的實現條件卻像空想般嚴格。迄今為止，只有中國實現了這種成功，而且第一次真正證明了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成功。

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民主社會主義者過去常説，西歐、北歐國家在社會主義方面更成功，也就是説，通過合法鬥爭，社會主義一樣可以從資本主義國家中生長出來。這種説法實際上是掩蓋了而不是揭示了歷史的真相。

首先，西北歐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在其國家體系範圍內是無法自足的，它之所以能夠存在是以全球政治經濟的等級製為前提的，需要充沛的資源和財政能力來供養，需要不斷向外轉嫁矛盾才能獲得暫時的穩定。

其次，只要存在資本主義國家這種制度形式，資本的力量一定會盡一切努力追求對國家制度的俘獲。議會政治、多黨競爭、大眾選舉、多元主義文化，都是服務於金錢掌握權力這一最高目標。所以，表面上呈現出部分社會主義色彩的所謂“福利國家”，最後必然會走向“福利資本主義”。它和社會主義本意是相對的，這種以個體和羣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國家制度，最終一定會走向反對共同體整體利益的解體狀態，資本最終會控制一切。所以説，在西方福利國家中，社會主義也沒有成功，只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社會主義被當作幌子，現在隨着西方國家國際地位的下降和內部共識的解體，這種制度已經在走向失敗。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社會主義何以能夠成功？我的答案就是兩個詞：中國傳統和社會主義。對中國數千年文化和政治傳統的繼承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是中國道路成功的關鍵原因。具體而言，可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條件：國家能力

國家能力問題，這些年政治學界講得比較多，但是多從國內治理的方面來看，這裏我提出一個新的視角：即從國際制度競爭和國內權力博弈兩個層次來看。首先，從國際制度競爭來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不是普遍性現象。過去，社會主義陣營中總在討論一國能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其實，資本主義有着同樣的問題，資本具有超越國界的衝動和需要，一國是不能建成資本主義的。

根據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研究，法國和德國這樣的國家，他們的發展過程裏並沒有出現普遍性的資本主義萌芽；最早產生於英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制度模式，通過歐洲的戰爭和國家能力的競爭，這種國家模式不斷被模仿和擴散，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因而，作為一種和資本主義對立的制度模式，社會主義首先要贏得國家能力的競爭，才有足夠能力證明自己是比資本主義更好的制度。

其次，從國內權力博弈來看，資本最強大的力量是什麼？不僅僅是通過國家之間競爭來獲取利潤，它最強大的力量在於從內部進行國家俘獲和收買。從這個角度講，社會主義的最大威脅也是來自於資本內部俘獲，以及資本全球性對國家地方性的壓制。因而，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如何保證公共性權力在與資本俘獲力的搏鬥中取勝，是對社會主義的巨大挑戰。因而國家能力問題，自然包含了國家如何維持公共性的問題。只有強大的公共性的國家能力才能夠克服資本力量。

第二個條件：制度基礎

前面講的國家能力，它來自於什麼？顯然不能是來自於暴力或者是對社會的壓制，而是來自於國家制度所具有的平等性、公共性、客觀性等正當性特徵（西方政治學所強調的“程序”無法提供正當性）。

1.平等性。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平等身份的國家，並且這種平等性不斷上升。秦漢逐步走出貴族政治，初步實現了人的身份的平等，而這一點在西方是在近代才實現。東漢初年，我們建立了按户數比例推舉孝廉制度，而美國按照人口比例推舉眾議員是到1787年才第一次規定下來。宋代的平等產生了發達的市民社會和商業文化。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土地佔有和性別的不平等，被中國共產黨解決掉了，今天中國從縱向和橫向上看都是社會平等的最高階段。

2.公共性。人類歷史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具有“部落性”，即國家中的某一部分人（如宗教、教派、種族、階級、地區或者是民族）掌握國家公器而實現對所有人的統治。即便在今天，世界上多數國家仍然具有這種“部落性”。歐洲資本主義興起帶來了國家公共性的進步，但最大問題是沒有辦法克服資本俘獲國家的問題，只不過是用階級性代替了其它“部落性”因素。而縱觀中國歷史，國家在秦漢之後就至少在理想上代表了天下所有人，並逐漸通過中性的官僚機器，建立起初步具有公共性的國家。自元、清以至民國，公共性都在不同程度上發生了倒退或反覆，民國雖然建立了共和制度，但是國民黨迅速暴露了其作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代言人的本質，違背了中國數千年來“天下為公”的普遍願望。中國共產黨在中華大地上首次建立了真正具有公共性的國家制度，為社會主義的成功奠定了制度基礎。

3.客觀性。前面講了官僚制度在維持國家公共性中的作用，但是官僚制度本身有兩大問題，一是會被某種“私”的力量所俘獲（歷史上最常見的“私”的力量是資本，像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權力高層為了保留資本作用的空間，對官僚制度是有嚴格約束的，比如1883年頒佈《彭德爾頓法》以來，副部級以上官員是不受文官制度約束的。），二是官僚制度天生易於陷入保守和僵化。

對於第一個問題，就只有依靠客觀性選擇統治集團成員來解決，通過不斷將“非世襲”性的精英人員填充到官僚機器，來避免某一特定利益集團的俘獲。人類政治最難的問題就是“誰來統治”的問題，這個問題最早只能通過暴力來解決。但人類文明的發展要求超越暴力階段，於是普遍產生了靠血緣來維繫權力傳承和分配的制度。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帶來了一個巨大進步，即將權力資源轉化為金錢，由不流血的財富競爭來解決選擇統治者的問題。但是這個制度仍然不是公共性的，必然會導致資本的專制。

中國從漢代的“選+舉”到隋唐的科舉再到明清的八股，實際上是將權力資源轉化成“知識”，通過一種純粹客觀的標準較好地解決了選擇統治者的問題，實現了在人類歷史上獨有的以客觀性保障公共性的國家制度。新中國通過人民及其先鋒隊直接掌握國家權力，將這種客觀性進一步提升，通過人民直接“接管”知識而推翻了傳統社會的地主階級和精英主義色彩，再通過對人民的教育創造了人民掌握公共性權力的國家機器。（李中清教授對150年來中國精英教育的研究發現，1953年-1993年，工農子弟大量進入精英教育領域，他稱之為一場“無聲的革命”）。用技術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是極高的智慧，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制度同時使用技術手段和政治手段解決了國家公共性的問題，無疑代表着人類制度實踐的最高智慧。

第三個條件：代表人民性的、具有主動性、責任感和領導力的先鋒隊羣體

前述官僚制度的第二個缺陷——易於保守和僵化，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實際上它也是人類任何制度形式都面臨的一個永恆難題。再好的制度，都會停滯、僵化下去，形成固化的利益。歷史上，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家國情懷是克服官僚制度僵化的精神動力，每當精神衰落，官僚制度自身就喪失自我調適能力。

中國共產黨通過“有聲的革命”、土地革命、“無聲的革命”等，打破了財富和權力封閉性，才真正打破了治亂循環的週期率。毛澤東主席與黃炎培談到“歷史週期率”時，所講的“民主”顯然不是今天常用的以競爭性選舉程序為基礎的“自由民主”，而是體現“人民性”的實質民主。

這種人民性是任何一種具體的制度安排都無法永遠保證的，它需要一種信仰動力，需要一種自我革新、自我批判的主動精神，需要一種認清歷史趨勢、承擔歷史責任的領導力。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中，革命先鋒和職業官僚的矛盾是一個重要原因。而中國的先鋒隊組織一直保持着信仰、活力、責任感和領導力，因而能夠成為“死”的制度中一種“活”的力量源泉，不斷突破制度僵化的趨勢，打破利益集團的固化，推動制度不斷往前走。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成功的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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