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能少】杜建國：“脱貧攻堅”為何成不了輿論熱點
“脱貧攻堅”是當下中國的一件大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政府已經持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與物力，並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五年來累計脱貧達6500萬人，平均每年超過1300萬，而從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裏，每年脱貧人口只有673萬。毫無疑問，脱貧攻堅推動了中國民生的改善，同時，政府對相關的宣傳也很重視，但是，我不得不指出，此事並沒有獲得足夠的反響，並沒能成為大眾輿論的熱點。
為什麼會這樣？
大致説來，當代中國媒體早已演化為兩大類別，第一類是政府部門直接主辦的媒體外，俗稱“黨媒”或“官媒”，除此之外還有第二類，即數量極多的商業媒體，包括傳統的與形式多樣的新興網絡媒體。中國大眾輿論的熱點話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類媒體來決定、甚至操控的。
商業媒體包括傳統媒體到新興媒體，則連形式上的熱情都沒有，對脱貧攻堅的反應始終很冷淡，尤其像“財經類媒體”，竟然也很少涉及這一話題，好像將近一億人的脱貧與經濟、與“財經”無關似的。在頗能反映大眾情緒的自媒體代表——微博上，很少見到有人主動談論此事，反倒是某個明星或大款的個人有名無實的“慈善”行為會成為熱門話題。所以説，脱貧攻堅未能成為輿論熱點。
商業媒體為什麼對脱貧攻堅一事反應冷淡呢？
在回答或解釋這一疑問之前，我先詳細介紹一下我所親眼目睹到的脱貧攻堅的具體落實情況。在掌握瞭解了脱貧攻堅的實際內容及其所具有的特徵後，媒體為什麼對其冷落的答案將會隨之水落石出、不言自明。
下面就來談談脱貧攻堅的具體情況，重點介紹農村住房的改善與新農合醫保對農村醫療的貢獻。我的介紹，將儘可能多地依靠自己的直接觀察。
農村居住條件改明顯善——脱貧攻堅的突出印象
坦率地説，對脱貧攻堅一事，我也受到了輿論的影響，雖然知道有這件事，但一直沒怎麼用心關注，直到2015年冬天去貴州之後，才逐漸發現各地政府在此事上的推行力度已經非常大了。
2015年冬天，我參加了網信辦與貴州政府共同組織的“脱貧攻堅看貴州活動”。此次活動給我的最突出印象是：在農村看不到破房子了。過去農村貧困有一個難以掩蓋的表面現象，就是破房子或簡陋狹窄質量差的房子大量存在，連居住條件都不行，何談脱貧、小康？
這次貴州之行，卻很少再看到那種老舊的房子了，有破房子也是不再有人住了，無論靠近市區的還是極其偏遠的村落，無論是行程規定中的參觀點還是行車途中所看到的不知名的村落，都是如此。
對於外來的參觀者來説，看一個地方或者説一户居民生活困難不困難，房子是最直觀最簡單最可靠的證據。房子，首先難以造假，是切切實實擺在那裏的，糊弄不了人，不像別的事物如村民收入、幹部介紹，有無水分我也無法判斷；其次是持久的，蓋起來了就塌不了，幾十年都有效。
產業扶貧，是精準扶貧、精準脱貧的重要一環，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不過這一領域非常複雜，情況各異，而且每一產業都因多變的市場環境而時常發生波動，效果到底多大以及到底能維持多久，像我這樣只靠走馬觀花浮光掠影的參觀，根本無法做出準確的判斷。因此在本文中，我就不討論“產業扶貧”方面的情況了，而只選擇住房等容易做出判斷的領域來作為證據。
貴州有些農村地區，坐落在高山峻嶺深處，地理條件糟糕到連公路都無法修通的地步，無論如何精準幫扶，都無法讓村民徹底脱貧，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從大山裏搬出來，實現“挪窮窩 拔窮根”。像凱里州丹寨縣的高峯村就是這種情況，全村居民現在已離開大山搬遷到了縣城的安置樓房。當地幹部帶領我們參觀了幾家搬遷户，每人至少補貼七千元，三代人兩個户口，買兩套小户型安置房，合在一起一百平米，自己掏七萬多塊錢左右就夠了，摺合一平米七百元。
參觀中，擔心地方幹部的介紹有浮誇和水分，我便自己脱離大隊伍，單獨去詢問了兩家搬遷户，一户是敲門進去詢問的，一户是户主正好出門下樓，我在樓下詢問的。這兩户對我講的，與幹部介紹的大致一樣，其中一家也是三代兩户，兩套房子一百平米（兩套打通成為一套）七萬多塊。另外一户家中只有三人，領到的補貼就少了，一套五十平米的自己掏了近五萬塊，摺合一平米近一千元。
高峯村易地搬遷的田君福和女兒在城裏的新家。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户網 魏博 攝
當時我心存疑問：為全面脱貧而如此發力，是不是隻是貴州一地的做法呢？在全國其它省區，農村居住條件的改善也都一樣嗎？
繼貴州之後，這兩年我又去過雲南（臨滄）、湘西（常德）、內蒙（西蒙和東蒙）、新疆（北疆）、遼寧西北部（阜新）的農村。在脱貧攻堅方面，這些地方與貴州農村給我的印象都是一樣的，落實力度都比較大，幾乎見不到破房子，這已經成為普遍現象了。在雲南臨滄市，除了一個耿馬縣，其它各縣都是貧困縣，我在六七天的參觀中也基本沒見過破房子。
在內蒙古，這些年經濟發展很快，但是各地並不均衡，有些地方靠近或地處荒漠地區，也存在農村貧困現象。今年春天我參觀過鄂爾多斯地區杭錦旗，該旗位於庫布其沙漠地區。杭錦旗的獨貴塔拉鎮杭錦淖爾村的脱貧由政府與當地企業億利集團共同參與幫扶，給農牧民集中蓋新房（帶院子的新式平房），政府與億利集團每户各補貼五萬，房子質量也不錯。蘇成永夫婦是貧困户，要了一套小户型四十平米的房子（附帶一個小院子和一個儲物間），光用補貼就夠了，自己一分錢沒掏。他們隔壁一家不是貧困户，要了套中户型六十平米的，自己也只掏了三萬多塊。房子院落之外，每户還有一座近乎白送的牲口棚圈。政府現在鼓勵農牧民集中居住，不願搬到新村的村民，一樣可以拿到住房補貼。
2017年6月底我還去過內蒙古東部的興安盟。該盟算是內蒙古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所轄的六個旗縣市中，五個為國家級貧困縣，一個為自治區級貧困縣。參觀過程中，看到的民居也都可以，房子樣式大都統一，為紅屋頂，而且由於該地人少地多，房子與院落的面積還不算小。當地幹部介紹説，不光住房，通訊、網絡、硬麪道路、自來水、醫務室、學校等各方面情況，現在全盟農村也都全面解決了；“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脱貧目標，即便在他們這樣的全自治區最貧困地區，也接近實現了。
內蒙古興安盟阿爾山市(哈里哈河)棚户新區一角
2016年9月，我去新疆參觀過，主要在北疆。從天山北麓、吐魯番盆地到伊犁河谷，一路行程很長，基本沒有見到破敗的房子。南疆比北疆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要落後一些，我問了下當地幹部，得到的回答是，南疆這幾年扶貧力度很大，農村住房問題改善的程度比北疆更大。
對“老少邊窮”地區農民居住條件的大規模改善，我第一次明確感受到還是在2015年夏天去西藏參觀時。那次去了山南山北幾個地方，舊房子無影無蹤，全換成了新房子，如此變化給我的觸動還是比較大的，當時我在文章《西藏經濟觀感》中就已經談到過。當然，這一改善是由2006年至2013年間的全自治區農牧民安居工程推動的，在“脱貧攻堅”大規模開展之前，就已經實施了。
我最近參觀的一個省級貧困縣，是地處遼寧西北部的阜新市彰武縣。彰武，緊挨着科爾沁沙地，科爾沁原來是草原，近代以來由於過度開墾導致荒漠化越來越嚴重，因此彰武過去的農業基礎比較弱。在彰武參觀和路過的幾個村子的民居，我覺得也都可以，也是看不到老舊的房子。（順便指出，彰武算是中國荒漠化治理的先驅之一，早在解放初期就已開始治理科爾沁沙地，到如今成效很大。在中國，做出很大貢獻而又默默無聞的地區還是很多的。彰武這一案例也再次證明我近年來一直宣傳的觀點是站得住腳的：中國的環境問題，並非像輿論宣傳得那麼惡劣，好多領域、好多地區其實都是在改善或好轉。見筆者觀察者網專稿《環保整改為何成了“運動”？》）
“13年免費教育”——農村教育的改善
住房之外，教育的進步也似乎不小。
現在義務教育階段在全國農村地區都已經落實了，農村孩子上幼兒園難問題開始凸現出來。在經濟並不發達的貴州銅仁市參觀時，當地幹部告訴我，全市2014-2015年兩年間建成了2005所山村幼兒園，實現了學前教育全覆蓋，農村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從2013年的45%提高到2015年的85%；農村孩子交六七十塊錢，就可以在幼兒園呆一學期，還包括每天一頓免費午餐。這項解決了千萬家庭的後顧之憂的舉措，説來並不太難，政府兩年內總共投資還不滿三億元。
今年夏天在內蒙古興安盟阿爾山市時，當地一位幹部告訴了我一個關於高中階段教育的信息：內蒙古自2012年起已經實現了全區高中教育免費。不光內蒙古之後，現在陝西也在全省範圍內實現了高中免費，此外，高中免費在西藏、新疆南疆地區、青海多數地區、四川西部地區已經實行，中東部各省雖然沒有統一行動，但是不少省裏的縣市也早已實現了高中免費。
儘管中國早已宣佈了九年義務制教育，但是，很長時間並沒有徹底全面落實，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學雜費等對貧困家庭來説還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在九十年代，由於基層財政緊張，甚至常常出現農村中小學教師被拖欠工資的現象。進入21世紀後，通過“兩免一補”（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除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對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補助生活費）等措施逐步覆蓋全國，義務教育才變得名實相符。在這一基礎上，現在越來越多的地區開始逐漸推行涵蓋城鄉的“13年免費教育”計劃，即學前1年、義務教育9年加上高中3年全部免費。高中階段教育免費，對貧困家庭的幫助最大，大大提高了高中入學率。
不知讀者們注意到沒有，最近這幾年，很少有人提“希望工程”了，竊以為這一變化的背景，其實就是農村或貧困地區教育的改善已經逐漸使希望工程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隨着飲食、醫療（下面會講到）、教育等條件的改善，農村孩子的面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農民與城裏人在外觀上的差異就很明顯，學齡兒童也是如此，單從面孔、服裝的整潔與美觀上，一眼就能將兩者區分開來，可以説農村孩子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上。這兩年到外地農村參觀時，我看到的農村娃們，也越來越乾淨、漂亮了，跟城市孩子的差別已明顯變小。
2017年2月13日，石家莊市華夏小學學生在開學典禮上領到免費課本。河北日報記者 趙永輝 攝
新農合對農村醫療的改善功不可沒
通過在各地的參觀我發現，“健康扶貧”的力度也很大，相比於十多年前，農村的醫療條件已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當然，這一改善並不是從脱貧攻堅時期而是從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誕生時就已開始了。在此重點談一下新農合的成效。
我從2016年冬天在湖南常德某縣的參觀説起。那次參觀期間，我問起了農村醫療情況，該縣宣傳部的一位普通幹部跟我講，現在新農合醫保在農村都普及了，一人一年總共交150塊，報銷的範圍以及比例也都在逐步提高，農民的醫療條件比過去好多了。我進一步問住院以及慢性病這些花費多的治療的報銷情況，該幹部回答説，這方面也是在改善的，像過去尿毒症患者需要長期進行血液透析，一年就需要五六萬元甚至上十萬，這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好多人負擔不起，現在新農合幾乎都給予全部報銷了。
聽聞此言，我有些將信將疑，因為長期以來媒體經常以透析昂貴為例來抱怨中國“看病難看病貴”，難道媒體説的不是事實？看到我犯疑，同行的湖南日報記者禹振華就在一旁舉證説：“我表弟媳婦是湖南省邵陽市洞口縣石江鎮的農民，去年檢測出尿毒症，她的透析治療就一直是免費的。別的地方沒調查我不敢説，在洞口縣，農民只要參加了新農合醫保的，在基層醫院做透析全部給報銷。”
之前我對新農合已經有所瞭解了，但是沒想到現在已經推進到連血液透析都基本全部報銷這樣的程度了。直到此時，我才意識到之前大量媒體關於患者支付不起昂貴的透析費用的報道，可能並不符合事實，忽視了新農合這一明顯的進步。
2013年1月中旬，南方週末刊登記者柴會羣的報道《鋼的腎——一個尿毒症患者的十三年自助透析路》，在中國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該報道稱，中國醫院透析收費太高，“大部分病人因為經濟原因被擋在醫院血透室之外”，這逼迫“不少尿毒症患者自制透析機來進行治療13年”，成本僅“60元/次”（此數字被作者低估）。
胡頌文用自制透析機治療
那麼在2013年前後，“大部分病人因為經濟原因被擋在醫院血透室之外”的説法符合中國的事實嗎？答案很明顯：當時城鄉醫保已經普及了，血液透析也在醫保報銷範圍內，這種現象是不太可能出現的。
中國的醫保體系，始於九十年代末期，先推行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衞生工作的決定》確定“逐步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3年起新農合開始逐步試點並推廣到了全國。2007年起又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將沒有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城鎮未成年人和沒有工作的居民納入了醫保。
截至2011年，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保人數合在一起超過13億，覆蓋面達到全國人口的95％以上（見《中國的醫療衞生事業》白皮書）。需要進行血液透析的終末期腎病治療，也在報銷範圍之內，且後來又被納入慢性病範圍，報銷比例進一步提高。可以説，最晚到2011年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已經因為加入醫保而能夠負擔得起血液透析了，而不是相反，像《鋼的腎》所斷言的那樣。
2012年12月26日即《鋼的腎》刊登前不久，在《中國的醫療衞生事業》白皮書新聞發佈會上，衞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張茅曾如此介紹新農合對血液透析的報銷情況：“我在江西調研瞭解到，江西的腎透析病人，新農合報銷了70%，民政的大病救助報銷20%，醫院又承擔10%，這樣透析的病人就能夠全部得到保障。”
同一時期，也有地方媒體曾刊登過反映這一變化的報道，如“腎衰竭22年靠血液透析生存 90%醫保報銷”（廣西新聞網-當代生活報2012年06月11日）、“12年60多萬透析費報銷50多萬”（大連晚報2012年11月06日）等。遺憾的是，這些報道影響力很小，無法像南方週末《鋼的腎》那樣被廣泛關注，也無法得到門户網站以及自媒體“意見領袖”們的跟進推廣。
可見，2013年《鋼的腎》所稱的“大部分病人因為經濟原因被擋在醫院血透室之外”，是不符合當時事實的。該文做出這一論斷的依據，也僅僅只是一句“根據某項研究報告”而已。
我不明白——《鋼的腎》對此也避而不談，《鋼》文中自制透析機的那位患者胡頌文為何不像絕大部分中國人那樣加入醫保來以此解決治療費用呢？
我也是在為寫作此文蒐集材料時（即2017年11月3日）才發現，其實早在《鋼》文發表不久之後的2013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就已刊文《大病保障正在加快完善（求證·探尋喧譁背後的真相）》，提出了同樣的質疑，並展示了被《鋼》所隱瞞了的更為全面的真相。
原來，沒有加入醫保，是因為“胡頌文對醫保政策並不熟悉。談到為什麼不通過醫保在縣醫院進行治療，他説，‘十幾年不太出門，不瞭解外面的政策……不知道待遇現在已經很好了。’”直到2012年6月去了一趟縣人民醫院，發現不少沒有正式工作的尿毒症患者都享受到了低保待遇，胡頌文才於2012年7月申請到了低保，並參加了新農合醫保。“加入新農合之後，2013年，胡頌文可報銷70%血透費用；此外，胡頌文已入低保，個人自付部分按55%比例救助。血透每次個人支付約60元。”即加入新農合後，2013年胡頌文所花的透析費用比他原來所謂的自助透析還要低。
令人無法理喻的是，明明胡頌文已經於2012年申請了低保並加入了新農合，2013年才發表的《鋼的腎》卻對此隻字不提，仍舊在渲染“大部分中國人無力負擔透析費用”的不實之言。
遺憾的是，符合事實的《大病保障正在加快完善（求證•探尋喧譁背後的真相）》一文，遠沒有煽情卻不符合事實的《鋼的腎——一個尿毒症患者的十三年自助透析路》傳播的廣、引起的反響大。
不得不説：在透析方面，在醫療改善、醫保普及方面，某些中國媒體的宣傳與中國的現實嚴重脱節。這些媒體摒棄了客觀報道的原則，立場先行，對醫保的進展視而不見，強行製造了“患者因公立醫院壟斷高價而無力透析”的輿論假象，並誤導了公眾。像《鋼的腎》就製造三個明顯的虛假觀念：第一，大多數人負擔不起透析；第二，透析費用本來很低而被公立醫院抬高；第三，公立醫院等同於壟斷。2013年私營醫院數量就已經與公立醫院持平，到2014年底，私營醫院的數量已佔57%，明顯多於公立醫院，何來壟斷？
再回到醫保。隨着報銷面的擴大，現在血液透析作為慢性病，即使患者不是低保户，也能夠得到接近全部的報銷。慢性病之外的大病也是如此。還是常德的那位基層幹部跟我講，他父親前幾年患了癌症，直到去世治療才停止，花了不少錢，因為老人有新農合與大病保險，給報銷了將近80%。如果得不到報銷，這一場病可能就會拖垮一個家庭，或者，不得不忍痛減少甚至放棄對老人的治療。
十幾年前，湖南作家韓少功的一則短篇小説《空院殘月》曾令我悲憤不已。該作講述了一個多才多藝、勤快大方、樂天歡快的湖南農民，當面臨突如其來的病災時，因為沒有任何醫保支持而負擔不起化療等費用——家中積蓄若用於治療，那麼兒子大學學費就沒有着落了，以至於不得不選擇放棄治療走向死亡的故事。在醫保普及的今天，這種悲劇應該減少了很多。
當然，我並不是説目前的新農合以及城鎮職工與居民醫保已經很完美了，而是説這起碼代表着一個正確的方向，是一個比上世紀九十年代野蠻冷血的叢林法則時代要更有利於民生的選擇。未來這一切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如提高報銷的比例、擴大報銷的範圍等等，而絕不應該削弱。
農村醫療的改善，絕不僅僅限於湖南，而是中國的普遍現象。
在內蒙古，新農合每人每年交一百元。前面提到的鄂爾多斯杭錦旗獨貴塔拉鎮杭錦淖爾村蘇成永家，他老兩口都有慢性病，需要常年花錢治療。我問他們如何解決，他們回答，新農合報銷一部分，再加上屬於貧困户享受大病救治援助，剩下的就很少了，自己能負擔得起。
在我老家山東，新農合交的多一些，過去每人每年二百元，現在漲到了二百八。前幾年，我的一個親戚，他老人家不慎摔跤傷了腰，在鄉鎮醫院住院治好了，新農合給報銷了百分之七十，這放到十多年前，他就得全部自掏腰包了。現在山東的新農合，從門診（不住院）拿藥每年可以報銷四百多，65歲以上老人查體免費，住院若在基層醫院報銷比例可以超過80%。
2016年去新疆時，當地一個幹部曾向我講述了他自己的一個觀察結論：現在都在抱怨“看病難”，三級甲等醫院人滿為患，其實，這換個角度來看是一個好現象，這反映出多數農民也能去中心城市的大醫院看病了。過去，農民沒有任何醫保，看病完全靠自費，因此農民即便有了大病也大都只在基層醫院治療應付，而儘量不去離家遠的治療水準更高、花費也就更多的的三級甲等醫院；自從有了新農合後，基層醫院大病報銷比例百分之七八十，去三級甲等醫院看病也能報銷百分之六十左右，治療成本降低了不少，這樣一來，農民有了大病也就敢去三級甲等醫院治療，因此醫院就變得擁擠了。
2017年春天，我參觀了廣州的三九腦科醫院，這家醫院腦科治療水平很高，就診者很多。醫院領導對我講，現在醫院的患者，大多數是來自包括農民在內的普通家庭，這是因為：第一，醫院的治療費用本身就定得不高；第二，尤其是這些年，有了新農合，並且可以跨省報銷了，因此越來越多的農村患者以及城市普通低收入居民能夠承擔得起治療費用，從全國各地來到三九醫院，享受高水平的治療。三九醫院領導的反饋，與新疆那位幹部的觀察結論基本一致。
遺憾的是，醫保的進步跟整個脱貧攻堅一樣，受到了主流媒體的冷落，很少成為熱門話題。中國有大量的學者專家媒體人，十多年前叢林法則盛行、真正“看病難看病貴”的時候，他們不吭聲沒意見，如今比過去改善了很多，他們反倒義憤填膺地指責起“看病難看病貴”來了。
通過政府行為實現全面脱貧是客觀要求
近年來，全國各地走了些地方，感覺現體制還是依舊保持着較強大的動員能力與較高的運轉效率，中央的精神或意圖基本能夠在基層被貫徹執行，地方幹部也聽上邊的指揮，為完成上級佈置的任務而不辭辛勞，大規模地脱貧攻堅就是個明顯的例子。
我2015年冬天去貴州時，當地人士講，貴州實行幹部駐村，自2013年起已經有十幾萬幹部完成了駐村任務，以幫助基層脱貧。新疆的幹部駐村制度似乎實行的更徹底，自2014年起，七萬幹部下基層駐村，一去就呆一年，全疆一萬多個基層單位全覆蓋，毫無遺漏；三年內全疆20萬名機關幹部（除了單位一把手）將輪換一遍。我2015年夏天在西藏見過一位幹部，是在文聯工作的，整日周旋於歌舞書畫戲劇曲藝，他也一樣要下鄉駐村，去幫農民解決實際困難。
實現全民脱貧為何不光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還需要投入這麼大的人力？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一場“攻堅戰”，還未脱貧的地方大都是自然條件與歷史條件都很差的地區，要想“不留死角”全部脱貧，確實有難度，確實需要政府的介入。
我曾參觀過的雲南臨滄臨翔區南美鄉南美村，一個拉祜族村子，位於海拔兩千米的高山深處。村民們為何選擇在這種高寒荒僻之地生存？這裏的村民沒有文字，靠“古根”傳唱講述自己的歷史。傳唱透露：在遙遠的過去（也不知哪朝哪代），他們也曾住在平壩地區，後來被其他部族強佔，並遭到追殺，一路逃難，歷經艱險，最後只能躲到高山深處來落腳紮根。從平川逃到深山，從富庶逃向荒蠻，過去的歷史，非我族類一語不和就彼此彎弓月，沉重的故事多得很。
這裏自然條件差，產出少，解放後農業水平雖然有了提高，但是仍舊很粗放，直到2013年之前，該村人均收入才兩千元。長期的窮困，攝入營養少，導致當地人個頭普遍很矮。村民祖祖輩輩住的也只是極其簡陋的竹篾房、茅草房（我親眼所見，還有部分保留沒拆掉）。現在，住房情況已得到了根本改觀，在政府的補助與支持下，村民都住進了結實寬敞的新居。收入也增長不少，2013年之後，鄉里幹部親自出馬上陣，手把手挨家挨户地教會了村民種植烤煙、豌豆、油菜等作物，再加上同期原茶收購價格提高，三年時間，村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多，2016年達到了人均6800元。
2016年底，我去貴州參觀大名鼎鼎的、全球最大的射電望遠鏡FAST。FAST選擇建在平塘縣克度鎮金科村大窩凼，首先是因為這裏極其偏僻，人煙稀少，最低限度避開干擾，其次是因為有一片大而深的窪地，適合安裝望遠鏡。參觀途中我得知，就在這窪地底部，過去竟然還有一個小村子，共12户人家。地少而瘠，出行以及與外界的交往極度不便，村民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FAST施工期間，政府幫助村民搬離了大窩凼，建立了新家。
像大窩凼、南美村這種地方，要想實現全面脱貧，如果不讓政府幹部廣泛深入地介入，只單單依靠“看不見的手”的力量，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
FAST施工期間，政府幫助村民搬離了大窩凼，建立了新家
違背新自由主義教條：脱貧攻堅與新農合遭輿論冷落的原因
最近這十幾年來，中國政府的眾多舉措當中，讓農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恐怕就是以下三項：第一，廢除農業税，從2003年《關於全面推進農村税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公佈算起，至2006年全面取消了農業税；第二，大致也自2003年起，開始推行新農合，現已惠及全體數億農民；第三，就是2013年起開始的全面脱貧。這其中，第一項減免農業税得到了輿論較積極地反應與肯定，而後面兩項，如前所述，輿論冷冷清清波瀾不起。
實際上，圍繞後兩項政府的投入，或者説農民由此而得到的實惠，要大於第一項減免農業税。2003年之前，中國農業税總額為400多億元，算500億元，除以農民的數量8-9億，便得出廢除農業税為農民每人每年減負最多60元。而為了讓近一億貧困人口實現徹底、全面、永久性的脱貧，近年來政府每年對脱貧攻堅都投入巨資，肯定比400多億的農業税要高得多。
至於新農合，政府每年直接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居民的補助總額也是相當大的，像2010年，各級財政對新農合的補助就達到了全國平均每人120元，2017年已經提高到每人450元。2003年，農民人均收入2622元，減免農業税60元，佔比不足2.3%。2016年農民人居收入12363元，新農合補貼450元，佔比超過3.6%。無論從刨除貨幣貶值因素後的實際價值來看，還是從佔當年收入比重來看，新農合人均補貼數額都要高於減免農業税人均數額。
不難看出，全面脱貧攻堅與新農合的普及，這兩項舉措比廢除農業税對農民的幫助要大，但是很奇怪，這兩項在中國輿論中引起的反響卻比後者微弱得多。
這一強烈的反差該如何解釋？本文開篇提出的疑問的答案是什麼？答案就是：
眾所周知，多年來，中國的媒體與學界即中國的輿論界，深受“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影響，崇尚“小政府大社會”的邏輯。廢除農業税，符合“小政府大社會”的邏輯，符合“減税”這一媒體與學界製造的“政治正確性”，因此就得到了較多的肯定。
而脱貧攻堅與新農合的特徵則相反。很明顯，脱貧攻堅是“大政府”或“有為政府”的表現，是靠政府行為來解決單靠市場力量根本無法解決的貧困問題；新農合帶有強烈的“福利國家”的色彩，也不符合“純市場原則”或純粹的逐利邏輯。因此，脱貧攻堅與新農合這兩項重大舉措儘管給農民帶來了巨大的實惠，卻因為不符合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而遭到了媒體與學界的冷落，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與肯定。
這並不是偶然現象。脱貧攻堅與新農合之外，近十五年來，中國政府還出台了其它多項有利於民生的舉措，也都遭到了輿論的冷落，甚而至於，輿論會誤導、誘使政府拋棄自己原本正確的、有益於民生的做法，而去做一些損壞民生的選擇。
新農合屬於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的一部分，近十幾年來，政府推行、落實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五險一金制度，對一般勞動者來説是非常有利的，可是，五險一金制度從來沒有得到輿論的支持，反而一直遭到抵制。反對者一般站在企業角度，講什麼“五險一金加重企業負擔、應該減負”，有的則貌似站在職工的角度，宣揚“上五險一金不如直接給發工資”等，有的媒體甚至乾脆製造“一人工資條上月收入是8000塊錢，到手的收入實際上不到5000塊，3000塊都繳納了五險一金”之類的謊言，來煽動公眾對五險一金的敵視。事實上，工資條若是8000的話，扣除五險一金以及個税，到手的絕不會低於6000元，網上有相關的計算工具，一目瞭然。
今年兩會期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黨組書記尹蔚民表示，無論怎麼降低社保率，職工個人權益都不會受影響
像住房公積金，是五險一金中令職工受益最大的一項，全部歸職工個人所有。常有財經媒體與經濟學家批評説，公積金其實是公務員與國企員工的特權，因為能享受到的人羣當中他們佔比最大。這很荒唐，公積金是法律義務，是人權而不是特權，應該比好，讓那些不給員工繳公積金的企業向交的企業看齊，而不能反過來比爛，讓交的企業向不交的看齊。
2017年年初，京東董事長劉強東對長期氾濫的醜化五險一金的輿論都看不下去了，公開指出：
“這幾天看到有快遞公司停擺的新聞！説實話這就是電商十幾年高增長隱藏起來的毒瘤，大家只看到所謂的電商就業數字，而看不到90%以上的電商從業人員沒有五險一金或者（只有）少的可憐的五險一金。現在他們吃的是青春飯，將來誰來養活他們？以剋扣配送員和賣家從業人員的福利帶來的快遞業、電商表面‘繁榮’該停止了！否則最後損害的還是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利益！”
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不少媒體人與學界人士，雖然算是讀書人或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常常比企業老闆帶有更多的“血汗工廠”的氣質。
一方面，他們日常都擺出一副為民請命的架勢，抱怨政府忽視民生，但是，一到具體實踐操作中，他們卻對政府做的正確的有利於民生的事情視而不見，甚而至於，還主動製造輿論，誤導或誘使政府去做損害民生的事情。
2003年12月30日，中國通過了《最低工資規定》，在此之前，最低工資形同虛設，此後，各地年年提高最低工資成為慣例。可是，近年來媒體大肆製造“勞動力成本上升過快”的輿論，受此影響，自2016年起，全國各地最低工資、退休金上調的頻率與幅度都大幅放緩了，這固然與經濟放緩有關，但是，輿論的壓力或引導所起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不可否認的。
2007年，開始實行新勞動合同法。新勞動合同法對員工的保護還是有效的，比如，在新勞動法出台前，中國大量存在不光不與員工籤合同甚至還要扣身份證、扣押金之類的現象，自從有了新勞動法後，這種現象就很少聽説了。同樣，新勞動法也沒有從輿論那裏得到應有的肯定。當年，反倒是富士康與三一重工這樣的台企與私企出面力挺勞動法。直至今天，要求廢除勞動法的聲音依然此起彼伏不絕於耳。
同樣一批人，一方面，他們痛斥中國產品不夠好，有數量無質量（這並不符合事實），缺乏工匠精神，一方面，他們卻連五險一金與勞動法都反對，實際上在要求恢復血汗工廠那一套。靠血汗工廠能培育工匠精神嗎？
還有件事不得不提一下，此事對中國民生的改善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自上世紀九十年起，中國每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急劇上升，到2002年達到最高峯，當年死亡6995人！這還不包括瞞報的。自2006年或2007年起，死亡人數開始急劇下降，這主要是因為煤礦領域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頓，關停並轉了大量的不重視安全生產的私人煤礦或黑煤窯。2009年煤礦死亡人數已經下降到2700。到2011年，死亡人數開始控制在2000以內。2016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已經下降到了538人，儘管同期中國煤產量已經由2002年的13億噸增長到2016年的37億噸。從2012年的7000人下滑到2016年的538人，可以説，對煤礦整頓後，十年左右時間已避免了數萬人的死亡。可是，其實施初期，竟然被媒體攻扣上了“國進民退”、“與民爭利”、“國富民窮”等大帽子（國進民退的輿論就是從此開啓的），其歷史地位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
如何鞏固脱貧攻堅的成果？
農村脱貧已經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績，那麼，未來應該如何鞏固其成果呢？我認為當前有兩個不正確的或很片面的傾向值得警惕。
第一，誇大農村與農業對徹底改善農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輕視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意義。實現脱貧與小康並非是終極目標，距離第二個百年目標或現代化目標，中國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一方面，對現在的農村加強包括“脱貧攻堅”在內的全面建設，是完全必要的且已取得了很大成效；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記，未來要讓所有人都過上現代化的生活，從根本上來説還是要依靠城市化與工業化，讓農村人口更多地轉移到城市中去，讓更多的人以工業等非農業手段為生，只留下少部分人口在農村，以高效率的現代農業為生。
現在中國存在着一股強大的醜化城市化的思潮，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舊北京的過度美化和對當代北京的過度醜化。多年來，媒體與學界大肆炮製“老北京”神話，把老北京吹噓為一個祥和、環保、宜居的古都，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老北京一颳風就是沙塵暴，一下雨就是爛泥塘，有什麼好？一個大雜院擠進去幾百人，無上下水，有什麼好？老北京的代表是什麼？就是老舍筆下的龍鬚溝，這能叫祥和環保宜居？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82歲、公園綠地星羅棋佈、人均GDP已接近兩萬美元的當代北京，無論經濟、科技還是文化等都為中國做出了突出貢獻，這樣一座吸引集聚了越來越多的人並讓他們生活越來越好的超級大都市，怎麼就不如龍鬚溝了？怎麼就不宜居了？製造“老北京”神話，第一是為了醜化新中國，第二是為了誤導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讓中國去工業化、去城市化。
第二，輕視經濟增長。現在有一種情緒，認為只要脱貧攻堅的任務完成了，那麼經濟增長快一點或慢一點都無關緊要。這種將脱貧與經濟增長割裂開的看法，是不正確的。經濟增長，可視為做大蛋糕，脱貧攻堅，可視為分好蛋糕；分好蛋糕與做大蛋糕，都是必需的，都不能放鬆，不能顧此失彼，不能因為強調一面就忽視另一面。現在各級政府能夠每年都拿出大量財力人力來支持全面脱貧，來補貼新農合，首先是因為財政充足，而這正是依賴於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未來如果經濟持續放緩，甚至進一步惡化，將會產生各種矛盾，造成財政拮据，這時候政府靠什麼來分好蛋糕、來鞏固脱貧成果呢？更不利的情況是，經濟若下滑嚴重，將會出現強烈的波動，以往脱貧的成果甚至可能會因此而倒退。
不要忘了，中國現在人均GDP只有不足九千美元，還不到現在美國的六分之一，這離全體人民都過上富足安康的生活，還差得遠呢。兩個百年目標還沒有完成，“發展是硬道理”還沒有過時，還不到“懈怠”的時候，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我們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不斷夯實實現中國夢的物質文化基礎。”（《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3月17日）
現在講求全面發展、平衡發展，這是必要的，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實現上述目標的正確做法，是靠補齊短板，而不是靠砍掉、削弱長板來追求平衡；要讓短板向長板看齊，而不是讓長板向短板看齊；削弱了長板，短板也會隨之削弱。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地區，在幹部考核指標中取消了GDP考核一項，只保留了脱貧與環境保護等選項。我認為，這種做法只能在極個別地區實行，絕不能大範圍推廣。這種做法若得以盛行，那麼一方面不會帶來全面發展，一方面反而會成為地方幹部懶政惰政的藉口。經驗證明，不説脱貧了，即使是環境問題，也並不與經濟發展必然對立，而是可以兼顧的（參閲觀察者網專稿《環保整改為何成了“運動”？》）。
“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在發展中解決。”應該追求又快又好的發展，而不是“又慢又好”的發展；“又慢又好”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現的；世界各國的經驗早已證明：一旦經濟出了問題，那麼各種問題將隨之層出不窮，出現“又慢又糟”的局面。自2012年起，我多次撰文指出：將速度與質量、將速度與平衡割裂、對立起來的流行輿論，是錯誤的，茲不贅述（參閲以下觀察者網專稿：《克服實體經濟困難 還得靠中國經驗》、《警鐘：居民收入跑輸GDP 降速就必然能提質嗎？》、《沒有速度就沒有質量》、《“中國沒有創新能力”何以成世界公論》、《中國的高增長並不粗放低效》等）。
不久前，習近平號召大家學習毛澤東的文章《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此文是這樣闡述數量與質量或速度與質量的辯證關係的：“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
這一原則，適用於昨天，也依舊適用於今天的經濟發展與全面發展，適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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