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脱貧攻堅”為何沒能成為輿論熱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杜建國】

“脱貧攻堅”是當下中國的一件大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政府已經持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與物力，並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五年來累計脱貧達6500萬人，平均每年超過1300萬，而從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裏，每年脱貧人口只有673萬。

脱貧攻堅難成輿論熱點

毫無疑問，脱貧攻堅推動了中國民生的改善，同時，政府對相關的宣傳也很重視，但是，我不得不指出，此事並沒有獲得足夠的反響，並沒能成為大眾輿論的熱點。

比如，新聞聯播在天天報道脱貧攻堅，但是在微博上，在這一已很有影響力且更能反映大眾情緒與觀念的自媒體領域，卻很少見到有人主動談論此事，反倒是某個明星或大款的個人的有名無實的“慈善”行為會成為熱門話題。所以説，脱貧攻堅未能成為輿論熱點。

脱貧攻堅資料圖（圖/@東方IC）

為什麼會這樣？

大致説來，當代中國媒體早已演化為兩大類別，第一類是政府部門直接主辦的媒體，俗稱“黨媒”或“官媒”，除此之外還有第二類，即數量極多的商業媒體，包括傳統的與形式多樣的新興網絡媒體。中國的大眾輿論的熱點話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類媒體來決定、甚至操控的，第二類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流媒體”。

“官媒”對脱貧攻堅的報道雖然很多，但是，其形式與內容大都比較呆板（或者説大家對“官媒”都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不易打動大眾，有的甚者乾脆是浮皮潦草應付公事，這就更無法引起受眾的共鳴。商業媒體包括傳統媒體到新興媒體，則連形式上的熱情都沒有，對脱貧攻堅的反應始終很冷淡，尤其是像“財經類媒體”，竟然也很少涉及這一話題，好像將近一億人的脱貧與經濟、與“財經”無關似的。

商業媒體或者説中國的主流媒體為什麼對脱貧攻堅反應冷淡呢？

因為脱貧攻堅的內容與實施方式，不符合媒體的胃口。在瞭解了脱貧攻堅的內容與成效及其所帶有的特徵後，媒體為什麼對其冷落的答案將會隨之水落石出、不言自明。

脱貧攻堅與“看得見的手”

談脱貧攻堅的實際進展與成效，我認為我還是有發言權的。近兩年，我參觀過多個省區的扶貧，親眼目睹到中國政府為脱貧攻堅投入了巨大的物力與人力。至少，我能肯定在以下三個方面的脱貧是很有成效的，是很明顯的，那就是住房、醫療與教育。在上述三個領域，現在的農村比十多年前要好多了，這方面的具體情況，我另文介紹，茲不贅述。

在參觀的過程中，我感覺現體制還是依舊保持着較強大的動員能力與較高的運轉效率的，中央的精神或意圖基本能夠在基層被貫徹執行，地方幹部也聽上邊的指揮，為完成上級佈置的任務而不辭辛勞，大規模地脱貧攻堅就是個明顯的例子。

我2015年冬天去貴州時，當地人士講，貴州實行幹部駐村，自2013年起已經有十幾萬幹部完成了駐村任務，以為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脱貧”提供保障。

2016年去新疆時，當地幹部稱新疆的駐村制度似乎實行得比貴州更徹底，自2014年起，七萬幹部下基層駐村，一去就呆一年，全疆一萬多個基層單位全覆蓋，毫無遺漏；三年內全疆20萬名機關幹部（除了單位一把手）將輪換一遍。

在新疆吐魯番與維族村民合影

我2015年夏天在西藏見過一位幹部，是在文聯工作的，整日周旋於歌舞書畫戲劇曲藝，他也一樣要下鄉駐村，去幫農民解決實際困難。

實現全民脱貧為何不光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還需要投入這麼大的人力？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一場“攻堅戰”，還未脱貧的地方大都是自然條件與歷史條件都很差的地區，要想“不留死角”全部脱貧，確實有難度，確實需要政府的介入。

我曾參觀過的雲南臨滄臨翔區南美鄉南美村，一個拉祜族村子，位於海拔兩千米的高山深處。村民們為何選擇在這種高寒荒僻之地生存？這裏的村民沒有文字，靠“古根”傳唱講述自己的歷史。

傳唱透露:在遙遠的過去（也不知哪朝哪代），他們也曾住在平壩地區，後來被其他部族強佔，並遭到追殺，一路逃難，歷經艱險，最後只能躲到高山深處來落腳紮根。從平川逃到深山，從富庶逃向荒蠻，過去的歷史，非我族類一語不和就彼此彎弓月，沉重的故事多得很。

這裏自然條件差，產出少，解放後，農業水平雖然有了提高，但是仍舊很粗放，直到2013年之前，該村人均收入才兩千元。長期的窮困，攝入營養少，導致當地人個頭普遍很矮。村民祖祖輩輩住的是也只是極其簡陋的竹篾房、茅草房（我親眼所見，還有部分保留沒拆掉）。現在，住房情況已得到了根本改觀，在政府的補助與支持下，村民都住進了結實寬敞的新居。收入也增長不少，2013年之後，鄉里幹部親自出馬上陣，手把手地挨家挨户地教會了村民種植烤煙、豌豆、油菜等作物，再加上同期原茶收購價格提高，三年時間，村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多，2016年達到了人均6800元。

臨滄南美村與村幹部以及實習大學生合影

2016年底，我去貴州參觀大名鼎鼎的、全球最大的射電望遠鏡FAST。FAST選擇建在平塘縣克度鎮金科村大窩凼，首先是因為這裏極其偏僻，人煙稀少，最低限度避開干擾，其次是因為有一片大而深的窪地，適合安裝望遠鏡。參觀途中我得知，就在這窪地底部，過去竟然還有一個小村子，共12户人家。地少而瘠，出行以及與外界的交往極度不便，村民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FAST施工期間，政府幫助這十二户人家搬離了大窩凼，提供了補償款和安置房，讓他們建立了新家。

FAST工程於2008年12月在貴州省平塘縣克度鎮大窩凼奠基。（圖：田茂剛、代傳付、岑龍武、李瑞龍、楊清亮 / 東方IC）

像大窩凼、南美村這種地方，要想實現全面脱貧，如果不讓政府幹部廣泛深入地介入，如果不靠“看得見的手”，只單單依靠“看不見的手”，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

脱貧攻堅遭到主流媒體冷落，也正是因為“看得見的手”這一點。

最近這十幾年來，中國政府的眾多舉措當中，讓農民得到實惠最多的，除了脱貧攻堅，還有以下兩項：第一，廢除農業税，從2003年《關於全面推進農村税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公佈算起，至2006年全面取消了農業税；第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新農合），大致也從2003年起推行，現已惠及全體數億農民。

我們再參照一下輿論對這兩者在反應，就能更清晰地理解脱貧攻堅遭冷落的原因。減免農業税得到了輿論較積極地反應與肯定，被大書特書，而輿論對新農合反應，與對脱貧攻堅一樣，冷冷清清波瀾不起。

實際上，政府圍繞新農合與脱貧攻堅的投入，或者説農民由此而得到的實惠，要遠大於減免農業税。2003年之前，中國農業税總額為400多億元，算500億元，除以農民的數量8—9億，便得出廢除農業税為農民每人每年減負最多60元。而為了讓近一億貧困人口實現徹底、全面、永久性的脱貧，近年來政府每年對脱貧攻堅都投入巨資，肯定比四百多億的農業税要高得多。

至於新農合，政府每年直接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居民的補助總額也是相當大的，像2010年，各級財政對新農合的補助就達到了全國平均每人120元，2017年已經提高到每人450元。2003年，農民人均收入2622元，減免農業税60元，佔比不足2.3%。2016年農民人居收入12363元，新農合補貼450元，佔比超過3.6%。無論從刨除貨幣貶值因素後的實際價值來看，還是從佔當年收入比重來看，新農合人均補貼數額都要高於減免農業税人均數額。

不難看出，全面脱貧攻堅與新農合的普及，這兩項舉措比廢除農業税對農民的幫助要大得多，但是很奇怪，前兩項在中國輿論中引起的反響卻比後一項微弱得多。

這一強烈的反差該如何解釋？本文開篇提出的疑問的答案是什麼？答案就是：

眾所周知，中國的很大一部分媒體與學界即中國的輿論界，深受“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影響，欣賞“小政府大社會”的邏輯，推崇“看不見的手”而貶抑“看得見的手”，鼓吹“把權力關進籠子”。廢除農業税，符合“小政府大社會”的邏輯，符合“減税”、“藏富於民”這一媒體與學界製造的“政治正確性”，因此就得到了較多的肯定。

而脱貧攻堅與新農合的特徵則相反。很明顯，脱貧攻堅是“大政府”或“有為政府”的表現，是靠政府的強有力行為來解決單靠市場力量根本無法解決的貧困問題，而且覆蓋面廣，涉及農村產業、住房、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諸多方面，“看得見的手”隨之而無處不在。新農合（以及整個社保系統），由政府主導，帶有強烈的“福利國家”的色彩，也不符合“純市場原則”與純粹的逐利邏輯。因此，脱貧攻堅以及新農合這樣的重大舉措，儘管給農民帶來了巨大的實惠，卻因為不符合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而遭到了媒體與學界的冷落，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與肯定。

遭冷非偶然現象

脱貧攻堅以及新農合遭受的冷落，並不是特殊現象或偶然現象。近十五年來，中國政府還出台了其它多項有利於民生的舉措，也大都遭到了輿論的冷落，甚而至於，輿論會誤導、誘使政府拋棄自己原本正確的、有益於民生的做法，而去做一些損壞民生的選擇。

前面提到的新農合屬於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的一部分，近十幾年來，政府推行、落實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五險一金制度，對一般勞動者來説是非常有利的，可是，五險一金制度從來沒有得到輿論的支持，反而一直遭到抵制。

反對者一般從站在企業角度，講什麼“五險一金加重企業負擔、應該減負”，有的則貌似站在職工的角度，宣揚“上五險一金不如直接給發工資”等，有的媒體甚至乾脆製造“一人工資條上月收入是8000塊錢，到手的收入實際上不到5000塊，3000塊都繳納了五險一金”之類的謊言，來煽動公眾對五險一金的敵視。事實上，工資條若是8000的話，扣除五險一金以及個税，到手的絕不會低於6000元，網上有相關的計算工具，一目瞭然。

像住房公積金，是五險一金中令職工受益最大的一項，全部歸職工個人所有。常有財經媒體與經濟學家批評説，公積金其實是公務員與國企員工的特權，因為能享受到的當中他們佔比最大。這種邏輯比較荒唐，公積金是法律義務，是人權而不是特權，應該比好，讓那些不給員工繳公積金的企業向交的企業看齊，而不能反過來比爛，讓交的企業向不交的看齊。

2017年年初，京東董事長劉強東對長期氾濫的醜化五險一金的輿論都看不下去了，公開指出：

“這幾天看到有快遞公司停擺的新聞！説實話這就是電商十幾年高增長隱藏起來的毒瘤，大家只看到所謂的電商就業數字，而看不到90%以上的電商從業人員沒有五險一金或者（只有）少的可憐的五險一金。現在他們吃的是青春飯，將來誰來養活他們？以剋扣配送員和賣家從業人員的福利帶來的快遞業、電商表面‘繁榮’該停止了！否則最後損害的還是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利益！”

資料圖

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不少媒體人與學界人士，雖然算是讀書人或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常常比企業老闆帶有更多的“血汗工廠”的氣質。他們日常都擺出一副為民請命的架勢，抱怨政府忽視民生，但是，一到具體實踐操作中，他們卻對政府做的正確的有利於民生的事情視而不見，甚而至於，還主動製造輿論，誤導或誘使政府去做損害民生的事情。

2003年12月30日，中國通過了《最低工資規定》，在此之前，最低工資形同虛設，此後，各地年年提高最低工資成為慣例。可是，近年來媒體大肆製造“勞動力成本上升過快”的輿論，受此影響，自2016年起，全國各地最低工資、退休金上調的頻率與幅度都大幅放緩了，這固然與經濟放緩有關，但是，輿論的壓力或引導所起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不可否認的。

2007年，開始實行新勞動合同法。新勞動合同法對員工的保護還是有效的，比如，在新勞動法出台前，中國大量存在不光不與員工籤合同甚至還要扣身份證、扣押金之類的現象，自從有了新勞動法後，這種現象就很少聽説了。同樣，新勞動法也沒有從輿論那裏得到應有的肯定。當年，反倒是富士康與三一重工這樣的台企與私企出面出來力挺勞動法。直至今天，要求廢除勞動法的聲音依然此起彼伏不絕於耳。

同樣一批人，一方面，他們痛斥中國產品不夠好，有數量無質量（這並不符合事實），缺乏工匠精神，一方面，他們卻連五險一金與勞動法都反對，實際上在要求恢復血汗工廠那一套。靠血汗工廠能培育工匠精神嗎？

還有一項中國政府的舉措不得不提一下，此事對中國民生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的，同樣也受到了輿論的冷落。

自上世紀九十年起，中國每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急劇上升，到2002年達到最高峯，當年死亡6995人！這還不包括瞞報的。自2006年或2007年起，死亡人數開始急劇下降，這主要是因為煤礦領域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頓，關停並轉了大量的不重視安全生產的私人煤礦或黑煤窯。

2009年煤礦死亡人數已經下降到2700。到2011年，死亡人數開始控制在2000以內。2016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已經下降到了538人，儘管同期中國煤產量已經由2002年的13億噸增長到2016年的34億噸。從2012年的7000下滑到2016年的538，可以説，對煤礦整頓後，十年左右時間已避免了數萬人的死亡。可是，自其實施起，就被輿論扣上了“國進民退”、“與民爭利”、“國富民窮”等大帽子。

上述諸多事項，不知何時才能獲得應有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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