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改革違背了主流經濟學理論，為什麼還能成功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於2017年9月20日在“北大文研講座”第五十一期上發表的主旨演講整理，經林毅夫教授審訂。本次講座主題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北大立校120年：反思與前瞻”[1]。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林毅夫：
鄧院長、老師們、同學們、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非常榮幸，能在文研院一週年慶祝會這麼一個重要場合，來做一個主旨報告，談談我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及北大建校120年的一些反思與前瞻。我想先回顧一下北大建校的宗旨，並説明現在是最接近實現北大建校宗旨的時候，其次分析三個和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有關的問題：為何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為何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發展緩慢？為何其它同樣進行改革開放的國家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然後，提出社會科學理論進行自主創新的重要性，最後，對北大社科同仁提出兩點倡議。
一 現在最接近實現北大立校的宗旨的時候
文研院的宗旨是：涵育學術，激活思想。倡導學術與思想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世界，更好地改造世界。北大在1898年成立時，就是為了引進先進的思想，先進的學術，來改造中國，實現民族復興。
明年就是北大建校120年了，回顧這120年的歷程，北大的老師、同學們，沒有辜負北大立校的宗旨，本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推動着新學術、新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新文化運動始於北大，五四運動也是北大的學生領導的，北大的師生還引進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積極參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1949年建國以後，熱情地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北大的師生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臨着亡國、亡種的危險，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以天下為己任，北大以救亡圖強為宗旨而成立，北大的師生自當不忘作為知識分子和北大人的責任。
中國是令人羨慕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而且，是唯一擁有綿延不斷的文明的國家。經濟是基礎，過去文明的輝煌是建立在領先於世界的經濟基礎之上。根據著名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的研究[2]，在182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佔當時全世界的33%。1840年發生鴉片戰爭，中國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打敗，此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為了圖強，中國的知識分子推動了洋務運動，以引進洋槍大炮鐵甲戰艦。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利，證明洋務運動的失敗。為了維新，清廷於1898年推動了戊戌變法，成立京師大學堂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是其舉措之一，那時中國的經濟規模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已經從1820年的33%降低到11%。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經濟規模佔世界經濟的比重進一步下滑到4.2%。
社會主義建國以後，我國贏來了自鴉片戰爭以來難得的和平建設時期。不過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的地位實際上是原地踏步，經濟規模佔世界的比重僅從建國初期的4.2%提升到4.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當年匯率計算只有155美元，尚不及世界上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當年平均數490美元的三分之一。
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只有到改革開放以後才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從1978年到去年2016年，連續3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平均每年9.6%的高速增長，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更是高達平均每年14.8%。在底子這麼薄、人口這麼多的國家，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的增長，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我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成績堪稱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大奇蹟。
到1999年，經過20年改革開放的努力，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780美元，超過當年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所定的中等收入國家最低門檻的756美元，我國終於脱掉低收入國家的帽子。[3]
再經10年的不懈努力，到2009年時我國的經濟規模按照市場匯率計算，超過了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0年，我國的出口超過了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出口的產品97%以上是製造業產品，中國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繼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之後的世界工廠。
2013年，我國進口加出口的貿易總量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
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的經濟規模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2016年，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照美元計算達到了8600美元，經濟規模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4.9%，恢復到2016年的18.6%。而且中國還是到現在為止，唯一的一個沒有出現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家。現在國內外有許多研究認為我國到2025-2030年之間將可邁進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有鑑於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11月11日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時的講話指出：“我國現在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對北大師生來説也是最接近北大的歷史使命和建校宗旨的時候。
二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待回答的三個問題
回顧起來，我國的改革開放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講，是摸着石頭過河，以走一步看一步的漸進方式來推動，並不是在任何現成的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在我的本行經濟學界，經常講的一個笑話是，拿一個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會有六種答案，每種答案都很有道理，誰都無法説服其他經濟學家。但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以及蘇聯東歐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原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後來當了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在1994年寫的一篇文章説，就計劃經濟怎樣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這一次經濟學界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一個大家共同接受的答案，這個答案就是以“休克療法”把“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落實到位。[4]並有理論證明像中國那樣摸着石頭過河，用漸進的、雙軌的方式進行轉型則是最糟糕的方式，造成的結果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5]
中國經濟轉型所取得的成績確實出乎學術界、理論界的預期。就此，有三個相關問題有待學界回答：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式，從主流的理論來看是錯的，但是中國為什麼能夠取得連續38年的高速增長？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在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但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未能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
第三個問題是，有些學者也許會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快速發展，不就是市場化改革給我國帶來的好處嗎？但是上世紀80、90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轉型，不僅如此，其它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也都在進行跟中國本質上相似的、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且，在國際發展機構的幫助下，他們採用了“休克療法”，比我國漸進雙軌的轉型進行得更為徹底，市場化的程度比我國高。然而，在轉型時，他們的經濟卻發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不是像我國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為何更徹底的市場化並未給他們帶來像我國的穩定和發展，以及我國經濟轉型績效好的真正原因何在？[6]
1. 為何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我國能夠取得這麼快速的發展？首先從歷史上來看，快速的發展在人類經濟史上，是一個近代的現象。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在18世紀以前，西方那些發達國家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長只有0.05%，要1400年，人均收入水平才能翻一番。從18世紀到19世紀中葉，收入增長躍升了20倍，從0.05%變成1%，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的時間從1400年降為70年。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速度又翻了一番，平均每年2%。收入水平翻一番的時間從70年降為35年。在18世紀之前，從人均收入水平來看，世界是平的。當時最發達的國家跟當時最落後的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非常少，頂多四、五倍。但是18世紀以後，由於西歐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突然間加速，其他地方、地區沒加速，差距才拉開。什麼原因導致西方國家在18世紀以後，收入水平增長的速度突然間提高了20倍，我想各位都知道，是因為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使得西方國家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7]
經濟發展指的是每個人的收入水平越來越高，能掌握的物質越來越多，生活的質量得以越來越好。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是什麼？是勞動生產力生產水平不斷提高。
怎麼樣才能夠讓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呢？必須現有產業的技術不斷創新，讓每個勞動者能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以及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不斷的湧現，讓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資源得以從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配製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這樣勞動生產力水平才能提高，收入水平才能提高。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水平，都必須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從工業革命以後，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一直領先於世界，要技術創新，自己必須發明新技術，要產業升級，必須自己發明新的產業。發明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如果成功了，名利雙收，但是絕大多數是失敗的，血本無歸。發達國家從19世紀中葉以後到現在，平均人均收入的增長是2%，也就是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大約是2%，加上人口增長，每年經濟增長的速度大約是3%。
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發展經濟，同樣是要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但是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水平低是由於勞動生產力水平低，代表技術的先進程度和產業的附加值跟發達國家有差距。經濟上所講的創新指的是下一期生產的時候所用的技術比現在的技術好就是創新，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的附加價值比現在的產業附加價值高就是產業升級。由於跟發達國家比，技術的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值的水平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把比自己現在用的技術好的、在發達國家成熟的技術拿來用就是技術創新，進入到附加值比現有產業高、在發達國家已經是成熟的產業就是產業升級。
發展中國家的這個可能性，經濟學上稱之為“後來者優勢”[8]，可以利用跟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引進、消化、吸收來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這種方式的成本和風險比自己發明小多了，所以，發展中國家有可能比發達國家發展的更快。
上述的論斷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但是，在現實中能快多少呢？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懂得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的差距，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經濟以每年7%或者是更高、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的發展。[9]發達國家平均是3%，以7%或者是更高的速度增長是發達國家增長速度的兩倍、三倍。
我國是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後，成為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所以，為什麼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可以發展的那麼快，道理就是利用了“後來者優勢”。
2. 為何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增長緩慢
如果“後來者優勢”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取得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這個優勢從工業革命以後，對我國而言就一直都存在，為何在1978年之前，我國的經濟增長緩慢，跟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沒有縮小？這主要是思路決定出路的問題。
社會主義建國的目的是什麼？是民富國強，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和指標。所謂民富就是希望我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水平，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勞動生產力水平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產業則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
國強則跟國防實力有關。國防實力決定於大炮、飛機、輪船、戰艦、衞星、原子彈。這些先進的武器裝備也都是發達國家先進產業所生產出來的。
所以在1949年社會主義建國以後，為了快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時的發展思路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也就是試圖快速建立起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資本非常密集、規模非常大的現代化產業。
那些大產業都是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產業，技術上有專利保護，又跟國防安全有關，即使我國想支付專利費也買不來，只能自己發明。這樣也就放棄了前面所講的“後來者優勢”的好處。並且，那些產業資本非常密集，而我國當時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資本非常短缺。資本密集的產業最重要的生產成本是資金的成本，我國資本短缺，資金的價格非常高，生產成本就會比發達國家高，這種產業我國沒有比較優勢，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其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只有依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生存。為了保證這些重工業的發展，於是就形成了一個“三位一體”的計劃經濟體制：靠政府對各種資源要素價格的扭曲來降低重工業的投資和生產成本，由政府直接按計劃配置資源來保證重工業的發展和生產能夠得到所需資源，以及用國有制和對企業微觀經營的直接干預以保證企業會按政府的計劃生產。
靠計劃體制讓我國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快速建立起現代化的重工業體系，在60年代就能試爆原子彈，70年代衞星能上天。但是效率非常低，導致人均收入水平在1978年時，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都沒有達到。
只有到了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才改變發展思路，開始發展那些利用我國工資水平低，又能創造就業，吸納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最重要的成本是工資成本，我們勞動力多，勞動力便宜，所以生產成本低，在國內國際市場有競爭優勢，所以，對外的出口才能以每年15%、16%的速度增長。並且，在增長的過程中，創造了利潤，積累了資本，使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逐漸從勞動力相對豐富變成資本相對豐富，比較優勢從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逐漸變成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在這個轉變過程當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後來者優勢”以較低的成本和風險引進新的技術、新的產業來加速經濟的發展和轉型。
3. 為何其它轉型中國家經濟遭遇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我國經濟卻取得穩定快速發展
“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思想，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普遍存在於發展中國家。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想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而採用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問題是跟我們一樣的。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拉美和許多非洲國家，在一次世界大戰時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擺脱殖民統治，取得了政治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他們的思想認識跟我們一樣，為了民富國強，也都去追求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資本密集的現代化重工業體系，形成了一系列本質上跟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樣的干預和扭曲。所以也都放棄了“後來者優勢”，並且，經濟發展的績效都很差，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上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改革開放以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其它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也都在從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向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我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實現了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但是其它轉型中國家碰到的卻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在上世紀80、90年代平均增長速度比在60、70年代慢，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10]。為什麼同樣的轉型結果卻大不相同？原因在於轉型的方式。
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始轉型時，當時的認識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不好的原因是政府對市場有太多幹預，不像發達國家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那些干預扭曲造成資源錯誤配置和各種尋租腐敗的現象，所以，發展的效率差。
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主流思想就是剛才介紹的，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從政府對市場有很多幹預的經濟體制，向一個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就必須以“休克療法”，按“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把政府的各種干預同時取消掉。受到這種思潮的影響，其他轉型中國家不管政治體制是社會主義或是非社會主義，基本上都採取了這種轉型方式。但是，“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忽視了原體制中各種干預扭曲的存在，是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如果把那些保護補貼都取消掉，原來那些重工業都會垮台，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政治不穩定，經濟發展也就不可能。而且，那些重工業中有不少是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了，國家也不能放棄，必須繼續給予保護補貼，私人老闆向政府要保護補貼的積極性會比在國有時更高，大量實證研究證明這是蘇東轉型以後的實際情形。[11]
中國當時採取的是曾經被認為最糟糕的漸進雙軌轉型方式，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種“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實事求是方式是最好的。既然那些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違反比較優勢，在開放的市場當中沒有自生能力，那就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穩定，那些原來受到抑制、符合我國比較優勢、不需要保護補貼的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業，就開放民營、外資企業進入，而且不僅開放，當時我國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非常差，就設立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高新技術區等，在這些區裏，把基礎設施做好，實行一站式服務，這些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我國的競爭優勢，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使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逐漸從勞動力相對豐富變成資本相對豐富
經濟的高速增長積累了資本，為解決原來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改革創造了條件。那些產業中的企業之所以沒有自生能力，是因為我國資本短缺，在資本密集產業沒有比較優勢。經過資本的快速積累，這些產業就逐漸從違反比較優勢變成了符合比較優勢，企業也就有了自生能力，原來的保護補貼的特性就從雪中送炭變成了錦上添花。所以到了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取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以及相應的政府幹預，讓市場在資源配製上起決定性的作用，已經水到渠成。這是我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維持穩定和高速增長的原因。但是，我再強調一下，國際經濟學界在上世紀80、90年代卻認為這種轉型是最糟糕的方式；所以，我國的轉型即使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只要增長速度稍一放緩，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論調就在國際媒體上此起彼伏。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是遵照當時認為最好的方式去轉型的，經濟卻遭遇到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在經濟轉型中除了中國外，表現最好的越南、柬埔寨，以及中歐國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斯洛文尼亞，在前蘇聯國家中表現最好的烏茲別克斯坦、白俄羅斯，也都是跟我國一樣，採取漸進方式轉型，大型國有企業沒有采用“休克療法”給予私有化。[12]
三. 社會科學理論進行自主創新的重要性
在轉型問題上，按照主流理論主張的方式去做失敗了，按照主流理論認為是錯誤的方式去做成功了，在發展上也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希望趕上發達國家，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主流經濟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新的子學科。當時主流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就要有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在市場中難於自發發展起來。根據這個觀察，當時主流的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各種結構性的障礙，造成市場失靈，於是建議發展中國家發揮政府的作用，克服市場失靈，由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這些先進的產業，這種理論被成為“結構主義”。二戰後擺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都是遵循這種理論來制定發展政策。當時有少數幾個東亞的經濟體，沒有遵循這種理論，在50、60年代，他們發展的產業是傳統的、規模小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這種發展方式從當時結構主義的理論來看是錯誤的，不可能趕上發達國家的。但是今天回過頭來看，它們卻是趕上發達國家的僅有幾個，而那些遵循正確發展理論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卻越來越大。
反思起來，我國是從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一直在追求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以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取得政治獨立開始了和我國相同的訴求。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努力中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是按照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去做成功的，少數幾個能夠幸運地實現趕上發達國家願望的經濟體，他們的主要政策在推行時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為什麼會是這樣？仔細想來道理也不難明白，因為現在的主流理論都來自於發達國家，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一個理論是否適用決定於理論的前提條件是否存在，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自覺不自覺地以發達國家的條件為其理論中明的或暗含的條件，由於發展階段不同，發達國家那些前提條件在發展中國家大多不存在，發達國家的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運用，難免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遺憾。更何況發達國家的條件也在變化，盛行一時的理論也不斷被新的理論所取代。如果發達國家提出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都不能做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那怎麼能做到“放諸四海而皆準”呢？
理論的作用在於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北大的老師、學生引進、介紹、學習理論的目的也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以明白我國落後的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來貢獻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有來自於我們自己成敗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它的前提、條件，才會跟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的前提條件相符合，才能夠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沒有理論指導下摸着石頭過河進行的，中國的實踐已經走在理論的前面，如何總結這些經驗以提出新的理論是我國社會科學界面對的一個挑戰，也是一個理論創新的機會。[13]
去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講：“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也一定能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這個總結非常好，需要理論是因為我們還只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只是最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必須繼續往高收入國家邁進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行百里路者半九十，在這個過程中，一定還有很多挑戰和問題要克服。但是怎麼解決克服這些挑戰和問題？同樣是不能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現有的理論，必須一方面從我國自己成功和失敗的經驗總結出新理論，一方面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樣才能夠抓到問題的實質，提出解決問題、克服挑戰的根本辦法。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國需要有來自於我國自己的新理論、新思想。
回顧北大建校這120年，北大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設立的學府，北大的師生一直沒有忘記建校的宗旨，扛着民族復興的大旗，推動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引進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引進了西方的各種現代化的理論和思想。
在世界銀行工作那幾年，給我有機會訪問了許多發展中國家，讓我認識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和北大的知識分子其實此心相通，都對各自國家民族的興亡，負有強烈的責任感，也都抱着西天取經的心態，總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強盛，一定有其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拿回到國內來認真實踐就能夠幫助自己的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但是，從發達國家引進來的理論作為啓蒙是有價值的，在認識發達國家為何強盛，為何能把事情做好，以及，發展中國家為何落後、為何做不好事情似乎總是可以把道理説得很清楚，很有説服力，但是，把這些理論作為發展中政策制定的依據，就碰到了前面所講的“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在上世紀50、60年代照搬西方理論制定發展政策的國家沒有成功的先例，80、90年代照搬西方理論制定轉型政策的國家也沒有成功的例子，而少數發展成功的經濟體，它們的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是不正確的，我國的轉型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同樣沒有照搬主流的理論。其實我國的革命建國，也是因為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走出自己的道路才成功。
前蘇聯採用休克療法導致經濟崩潰，為中國提供了很好的教訓
四 對北大社科同仁未來努力方向的兩點倡議
今天在文研院成立一週年的慶祝會，北大建校120週年的前夕，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北大的同仁提出兩點倡議：
第一點，北大的師生應該引領中國的知識界超越“西天取經”，踐行本土的自主理論創新。
倡議超越“西天取經”並不是説我們不需要去了解現代的、主流的、西方的理論，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西方主流的理論是總結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現象，以他們的發展階段、歷史背景、文化、社會等等作為前提條件，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那些前提條件大多不存在或是不相似，拿那些理論來指導實踐，經常會出發點非常好，但是結果與願望會有很大的差距。
實際上，任何社會科學的理論，都是地區性的，具有一定時代烙印的理論。現在國際社會科學界認為先進的理論是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因為發達國家的條件老在變，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也經常變化，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在這一點上北大的師生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如果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都不能保證適用，在發展中國家怎麼能保證適用？只有總結於我們自己國家的成功、失敗經驗，以及當前面臨的挑戰、有待解決的問題和可動員的有利條件的分析所得到的理論創新，才能更好地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推動國家社會的進步。
現在國內外學界頂禮膜拜西方的理論，認為那些理論很先進，是國際的，無非就是現代西方國家強。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週年時，我寫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14]文章中我提出一個觀點認為：任何理論都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體系，而且，理論是越簡單越好；並且，總結於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的理論，都是對人類知識增量做出貢獻的理論。那麼，如何認定一個理論的重要性？其實，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麼是重要的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的現象。
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所以從工業革命以後，世界經濟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在英國，經濟學、社會科學的大師也大多出自英國。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中心轉移到美國，世界經濟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心也逐漸轉移到美國，同樣，經濟學、社會科學的大師現在也大多出自美國。其實，這些大師們研究的問題、提出的理論也大多是地方性，只因為他們所在的國家重要，所以，大家就認為他們提出的理論重要。
我相信只要能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沿着不斷深化改革的道路前行不動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必然的。到2030年左右，我國成為高收入國家，就是按市場匯率計算也將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經濟規模佔世界經濟的比重會從2016年的18.6%，上升到25%左右，向30%的歷史地位邁進。那時我國將會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我國的社會經濟現象就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現象，總結於中國社會經濟現象的理論，將會是國際經濟、社會科學界最重要的理論。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提出新的理論、新的思想，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義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會，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北大要開風氣之先，超越西天取經的心態，踐行自主的本土理論創新。
我的第二點倡議，北大的師生應該超越“知行合一”，踐行“知成一體”的新理念。
“知行合一”由明朝的王陽明提出，在中國哲學史上有很大的貢獻。王陽明倡導的是道德哲學，“知為行知始，行為知之成”，如果一個人知道應該忠於國家、孝順父母，在行動上這樣做了，也就是忠了、孝了，所以，只要“知行合一”了，就實現了“知”的內涵和所要達到的目標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目標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前面所談“西天取經”的經驗來看，那些，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產生的原因似乎可以説得頭頭是道，但是，按那些理論來解決存在的問題，經常是事與願違，有時甚至把問題搞的更糟。所以，“知行合一”對社會科學理論來説並不合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唯成乃真知”，這個標準對自然科學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社會科學“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兩回事。但如果不能“改造世界”，那麼為何要學習理論？而且，任何理論都只是一個幾個因果變量之間關係的簡單邏輯體系，真實世界中的變量無數多，一個現象如果可以用一個保留在某個理論模型中的幾個因果變量來解釋，也必然可以用其他幾個變量的因果組合來解釋，但並不是每個可以解釋一個現象的理論，都揭示了這個現象產生的原因。
所以，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不能滿足於一個理論可以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必須接受和自然科學同樣的標準，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15]如果一個社會科學的理論不能達到解決社會問題，實現改造好社會的目標，代表這個理論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對問題的認識還沒有到位。所以，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從王陽明道德哲學追求的“知行合一”，往前一步追求“知成一體”。
在提倡“知成一體”時，我也按照王陽明的四句教提出了四句：“因行得知，用知踐行，唯成證知，知成一體”。第一句，“因行得知”，任何社會科學的理論都是來自於社會經濟現象的總結，現象都是行為的結果，所以“因行得知”的“因”有“依靠”和“因為”兩層含義；第二句，“用知踐行”，學習理論的目的不僅在於認識世界，更在於改造世界，所以，要用理論來指導實踐；第三句，“唯成證知”，只有按照理論去做，能達到理論所預期的結果，才能説這個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假如説踐行的結果不成，那就要回到第一句，根據新的經驗和認識，修正、提出新的理論，然後用新的理論來指導實踐，如此反覆直到能成，才能達到第四句“知成一體”。
五 結語
在北大建校120週年即將來臨之際，我提出這兩點倡議。北大的師生若能“超越西天取經，踐行本土自主理論創新”、“超越知行合一，踐行知成一體”。哪個學科能這麼做，哪個學科就是世界一流學科，如果北大的各個學科都能這麼做，北大就是世界一流大學。而且，如果我們能這麼做，就能夠真正的落實北大建校的宗旨，以我們的知識貢獻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終實現，並且，其意義還不僅止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到今天為止包括中國在內，世界上85%的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過去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擺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思想認識上則一直還沒有擺脱西方發達國家理論、經驗的影響，在工業化、現代化上做了無數的努力卻屢遭挫折。如果北大的師生敢為天下先，迴歸中國自主的本土理論創新，幫助中國擺脱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由於我國的條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接近，來自我國的理論對其他佔世界人口65%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鑑的價值。中國文化追求“已立立人，己達達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應該像在漢唐盛世一樣提升我國思想理論的國際影響力，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實現他們孜孜以求的擺脱貧困，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願望。
註釋：
[1] 根據2017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立1週年慶祝會上的主旨演講整理。
[2] 以下所引用的歷史數據取自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以及世界銀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年的數據取自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set。
[3]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對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門檻根據通貨膨脹的情況時有挑戰，現在中等收入的門檻為1,046美元，高收入的門檻為12,736美元。
[4]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5]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6]對這三個問題的論述取自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以及Lin, Justin Yifu (2013).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46(3): 259-68.詳細的論述請參閲以上兩文.
[7]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8]和“後來者優勢”（the latecomer’s advantage）相關的一個術語是“後發優勢”(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後者由Gerschenkron 提出，指先進的工業部門出現新的技術時，發達國家必須先拋棄現有先進部所運用的技術設備才能採用該新的技術，發展中國家則現有的是傳統落後的產業，在升級進入到新的先進工業部門時，可以直接採用該部門最新的技術，所以，發展中國家採用新技術的機會成本比發達國家低，這個優勢被稱為“後發優勢”。“後來者優勢”則指的是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靠自己發明，而發展中國家可以以引進發達國家已有的技術和產業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源所形成的優勢。有關“後發優勢”的討論見Gerschenkron,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0]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11]Lin, Justin Yifu and Li, Zhiyun (2008). ‘Policy Burden, Privatis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6:90-102；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12]Lin, Justin Yifu (2014). “Washington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18, No. 2 (2014), pp.96-113。
[13]其實發達國家的新理論也是對新出現的經驗的總結而取得的，而新的經驗也總是在沒有理論甚至是違背舊的理論的情況下創造出來的。
[14]林毅夫，“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賀《經濟研究》創刊四十週年”，《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
[15]例如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會有一種預算軟約束的現象，也就是發生虧損時政府會給予補貼。國際上同行的是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體出的看法，認為這是由於國有企業是國有的，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像父子，所以，政府不能不給予虧損的國有企業補貼。而按我在前面對計劃經濟“三位一體”體制產生原因的分析，社會主義國家企業經營不好，是由於這些企業所在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沒有政府的補貼無法存活，這些企業的行業選擇是政府的發展戰略決定的，因此，政府對企業的虧損負有補貼的責任。兩者的分析從邏輯來講都是自洽的，但是，若是科爾奈的分析是正確的，私有化以後政府的補貼就會停止，而按我的分析，私有化以後若給予國防安全或社會穩定的原因，政府仍要這些企業存在，不僅補貼不能停止，而且，企業向政府要補貼的積極性會更高，政府實際給的補貼會更多。蘇東在推行“休克療法”以後，實際產生的就是這種情形。關於預算軟約束的討論，詳見：
Kornai, Janos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39: 3-30；以及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2):4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