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龍：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
【10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微黨課視頻組採訪了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鄢一龍副教授，圍繞黨的十九大，就一系列廣大青年學生關注的問題如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組織、制度安排、治理方式等做了一期訪談。本文為訪談整理，文末附有視頻。】
問題一：您曾經説過：“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政治組織、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這一點是分析中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的核心。”在中國老百姓眼裏，黨和政府是一回事。那麼與世界上的其他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有何獨特性？
鄢一龍：理解中國共產黨治理的秘訣的話，我覺得實際上還是要從黨和人民的關係來理解。我們的治理體制是黨的領導跟人民當家作主，兩者是個辯證統一的關係。這種治理是 “三個人民”：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來自人民是黨的意志和主張必須來自人民。毛澤東同志曾經有句話，當時有個非洲的元首跟他説：“毛主席你是天才。”毛澤東同志回答説：“我不是天才 我是地才。”所以説黨的方針政策實際上是來自人民，把人民分散的智慧集中起來變成黨的意志和主張。同時要依靠人民，因為實現黨的意志和主張是通過人民的力量來完成的。
毛澤東同志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愚公移山》。中國共產黨作為愚公確實很偉大，挖山不止，但是光靠黨的力量實際上是沒辦法把擋在屋前的兩座大山挖走。愚公最後是怎樣把山挖走的？是因為他感動了上帝，上帝就是人民。所以説黨的領導的有效性是他真正能夠信仰人民，能夠真正地組織和動員人民。最後一條就是為了人民，就是所有的路線、政策主張、行動不應該有私利，應該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
你要説合法性，這個是最大的合法性，我覺得這是理解中國治理或者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核心點，它是一個辯證關係。人民需要黨作為一個核心領導力量和主心骨，同時，反過來就是黨需要“三個人民”來完成一些政策措施和主張。
從黨和人民的辯證關係中可以理解中國共產黨治理的秘訣，但要回到你説的治理方式上有什麼特點，《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這本書裏邊概括了這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統合治理。黨和政府很多老百姓認為是一家，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系本質上是一個分工體制，它不是一個分立體制，黨和政府是分工不分家。所以説我們有個概括，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六個權力分工：黨的領導權、政府的行政權、全國人大的立法權、檢察院和法院的司法權、政協的協商權、還有一個軍事權。
然而這六個權力之所以是一個分工的體制，而不是一個分立的體制，根本上是因為黨的權力進行統合，所以説它就解決了當代政治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權力碎片化，權力之間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相互攻訐。福山對美國的政治體制有個評論就是否決政治，是個內耗的體制。但是我們不是，我們是個分工的體制，就是説大家可以先民主，民主集中之後就有很高的效率去推，這是一個重要的優勢，就是權力統合。這個是説政治體系內部的一個權力統合。同時，它對社會的權力實際上也有一個統合的功能，黨對各方面都進行領導，所以有個統合。
第二個治理的優勢，是賢能治理。賢能治理實際上是説治理的有效性，你要把強的人、有能力的人、品德高的人選上來。在代議制競爭性選舉體制裏邊，是通過選票把這個人選上來，但這選票也有個問題，也許這個人治國能力不是很強，但是他很善於選舉，很善於作秀，很善於操作媒體，他就能選上來。
那中國遵循的邏輯是什麼？我們説它是競爭性選拔，它的競爭實際上比選舉還要激烈，因為它是一個長期的考驗過程，是一個層層選拔的過程，這個層層選拔是證明能力的，不是做秀的能力，而是在實際治理中的業績怎麼樣。你要治省可以，先看看你治的幾個市怎麼樣，然後再到省，治理幾個省再到國家。所以説這個優勢是什麼呢？一個是保證治國理政的人才有經驗，一個是保證有勝任力，所以這是一個競爭性選拔。
我覺得這個優勢要是跟美國比的話，像特朗普被選為總統，他沒有任何從政的經驗，但是他一下子可以幹到政府裏最高的職位，我覺得這個有點不符合邏輯。我們一般的邏輯是説，一個行業熟悉一段時間等有一定能力之後才會勝任。所以説我不覺得它是個好的體制，而覺得我們的才是一個很好的體制，而且現實也證明了我們通過這個體制確實能產生優秀的、成熟的領導人。這個是國家之幸運。
第三個治理的優勢是所謂的智慧治理。智慧治理是指什麼呢？正是因為有這麼一個黨長期執政，所以説他能夠考慮長遠的事情，使得人民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有個現實的依託。你看黨的十九大考慮到未來30年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目標。
現代化的目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追求的，他能夠這樣持續地從一個長遠的角度考慮，而且還能從人民的整體利益去考慮，就是什麼樣符合人民的整體的長遠的利益，所以我們説它是一個智慧的體制，不會因為局部去傷害整體，也不是短期傷害。現代代議制是競爭性選舉體制，我們《大道之行》裏也有論述，在現代代議制陷入了一個短期專政，考慮的都是短期的利益，考慮的有一部分是金錢的利益，有一部分是民意，他就沒辦法很務實地考慮長遠的利益，更難把這個長遠的利益很務實地轉化為現實行動。
第四個治理的優勢是網絡治理。網絡治理就是讓黨的8900萬黨員以及幾百萬黨的基層組織構成一個人與人的互聯網。因為現代組織的基本方式是分工專業化，專業化有它的好處，但是它也帶來了組織跟組織之間的結合問題，那就很成問題了。而黨的基層組織能夠延伸到社會不同類型的組織中去，不管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人企業還是政府機關，它都有個共識的紐帶來使得整個國家形成一個共同的方向往前走。
這四個方面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治理的優勢,但歸結起來就是這樣一個大國要是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事情都是辦不成的，國家就會四分五裂，反過來還需要保證黨做到“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增強對“三個人民”的信仰和行動能力。
**問題二：**我們知道，如果不借助資本的力量，中國經濟發展難以取得今天這樣偉大的成就。當前伴隨着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入推進，資本的力量越來越強勢。馬克思曾經説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但是在黨的領導下，“資本”事實上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如何給資本套上社會主義的籠頭，使它不會變成與人民為敵的洪水猛獸，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中國是如何有效駕馭資本為人民服務的？或者説，中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因素體現在哪些方面？
**鄢一龍：**這個問題實際上跟我們前面討論的第一個問題一樣的，如何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得肯定在現在這個階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它體現為企業家精神，資本的投資能促進經濟繁榮，帶來就業。所以説當代的階級關係我個人認為是階級之間的協作，它比階級之間的鬥爭更重要，但是肯定還存在階級鬥爭，只是階級之間協作更重要，所以首先要肯定資本的力量。我們搞市場經濟能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是承認資本力量的作用，所以首先我們必須要在肯定資本的同時有效地利用資本。反過來你剛才説到了那些資本帶來的問題包括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因為對資本不進行制約的話它會帶來很多負面的東西，所以説核心是既利用資本又駕馭資本。
2017年10月19日，北京，十九大部分代表團討論向中外記者開放。從左到右：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與中國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參加中央金融系統代表團討論。（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怎麼樣做到這個“中道”呢？我的個人的看法是要區分兩個東西：第一個就是要保護資本，或者更準確地説要保護財產與契約的權利。這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條件，利益的利只有保證這個，然後有恆產者才有恆心，大家才會去投資，才會去發展經濟，才願意做各種創新，社會才能繁榮。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看到資本它不僅僅是權利，利益的利，它更是權力，力量的力，它的權力表現為馬克思説的“不可抗拒的購買的權力”。這個是當代社會所有搞市場經濟的國家中最大的力量或者説最大的權力，我把它稱為“總體性權力”。
什麼叫總體性權力？就是它對別的力量構成支配性作用，因為只要有商品交換，或者只要有交換，它就能發揮作用。你可以看到，那個是媒體的力量在起作用、那個是政治的力量在起作用、那個是信息的力量在起作用、那個是組織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你仔細分析會發現它們背後都有老闆，那就是資本力量在操控，所以説它才構成了支配性作用。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或者説資本主義國家會是一個資本佔據支配性地位的體制，因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跟它抗衡，是資本在坐莊。
但在中國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權力恰恰也是一個總體性權力，是一個上層建築層面的總體性權力。所以這次十九大報告就明確重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權力也是總體性的權力。正因為兩者都是總體性權力，所以我們就可能去期待在上層建築中反作用於資本的力量，要形成駕馭資本的格局，既利用資本又駕馭資本。在這個條件下，我們才可以深刻理解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判斷，十九大又重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是黨的領導，因為沒有黨的領導會導致資本的力量過於強大。
至於怎麼樣有效地去駕馭資本：首先要堅持黨的領導，然後讓黨的力量向社會有效延伸，所以在力量上必須保證不讓黨的領導弱化、虛化、邊緣化。
第二個要保證黨自身的主體性，就是黨自身不被資本所同化，反過來還有能力去同化資本，這説明全面從嚴治黨很重要。十九大報告提到的黨的初心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就不能變成為資本利益最大化服務。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怎樣做到不變質，這次十九大報告也談到了一些，包括不能用商品交換法則來混淆黨內的政治生活原則。
第三條實際上很重要，這個社會中有一部分體制不是按資本的方式運作的，不能什麼東西都市場化，因為市場化實際上是確認了資本是最強大的力量。市場化固然沒錯，相當多領域也都有市場化，但是市場化在有的領域是不行的，比如説事業單位的體制，比如民生領域。
就民生的領域來説，你要都按資本的邏輯來運作會出現大量問題。包括房價也是這個問題，你要按投機資本的利益那就是希望暴漲，但是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從普通人的利益出發，那就是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要強調房子的使用價值，而不是它的金融價值，商品價值都有點偏離了，現在變成金融價值了。它必須有這麼一套體制，它必須有校正，就是不能完全按資本的邏輯來干預，這個體制是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就是毛時代、計劃經濟時代確立的，這個體制不是按資本的邏輯來運作的，這套體制它還存在，而且還在重構。
（製圖：東方IC）
這在西方實際上也出現了，像卡爾·波蘭尼説的社會反向運動，當資本力量太強的時候，社會力量會起來保護自己，不讓資本成為統治一切的力量。中國原先就有社會主義的力量，現在進一步去強化它，新時代很大的一個含義就是説我們進一步去強化它。當然從上層建築角度，除了政治主體性角度以外，很重要的也有意識形態的問題，勞動階級與資本的力量競爭領導權的問題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根本含義，這個政權本身是為勞動階級服務的。意識形態要和政權的訴求建構相一致，所以需要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一點決定了人的行為方式。
但從長遠來説，能夠實現對資本的駕馭是科技力量，因為經濟基礎會發生很大的變化，這是由現在的科技條件所決定的，隨着科技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會遠超過現在所設想的狀況，所以它跟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會越來越突出，這也是為什麼共享經濟、共享的潮流越來越盛的原因。物質會越來越充裕，一旦你進入一個相對充裕的階段，私人的產權意義就不大了，大家不一定會把競爭性產權和排他性消費作為追求，這個實際上是對私人資本力量的消解。
問題三：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並鞏固發展。您對進一步激活黨的創造力和戰鬥力有什麼具體的思路和建議？
鄢一龍：對這個問題我們也做了一些思考，我們的看法就是要堅定地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就是堅持黨的領導，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等各個方面都是如此。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來討論黨的長期執政所面臨的幾個挑戰：第一個挑戰就是權力腐化的問題，因為你處於權力的中心，沒有競爭性對手你的權力很容易腐化，你怎麼解決？第二個挑戰就是黨自身蜕變的問題，你的初心怎麼變化？在整個市場經濟的考驗中有些黨員幹部本身會變化，失去原先的一些意志品質。
第三個挑戰就是脱離人民羣眾的問題，黨執政意味着進入一個科層系統或者官僚制，他跟人民羣眾之間產生一種脱離，怎麼解決脱離人民羣眾的問題？這是三個根本性的問題。
這三個問題解決之後，就會使中國的政治體制成為最有生命力的體制，而且這實際上是對西方的政治體制構成一個真實意義上的長遠挑戰的體制。因為它首先很有效率，這方面大家都看到了，假如黨解決了權力腐化的問題，那就會是一個權力運行既高效又清廉的政黨。
十八大以來，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大的希望，未來包括十九大提出就是要朗朗乾坤，就是要風清氣正，就是要形成壓倒性的勝利，那要怎麼樣去做呢？因為反腐不僅僅是要反腐，它是要探索解決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的一些根本問題。我覺得要從這幾個方面去做。
一是制度建設，就是説怎樣把權力進一步關進制度的籠子裏面，包括制定黨內的法規。對此我還有一個看法，制度建設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即在憲法中怎樣進一步把黨的領導地位明確及規劃。因為現行的憲法主要是在序言中規定了黨的領導，但在正文中它沒有對黨的領導做出明確的規定，也沒有説黨的領導、國務院和全國人大是什麼關係，這樣就會存在一個黨的領導的憲政地位不明確、規範不夠有力的問題，我期待這在未來會有一個明確的解決。確立了黨的領導的同時也是規範了黨的領導方式，這樣使得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更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但還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設。
另外，中國走了一個很重要的路，走監督的路子避免權力腐化。三權分立的體制避免權力腐化的方式是通過權力制衡，把權力分開再相互盯着。我們走的路是什麼？權力監督。權力授權給你，但是信任不能替代監督，就像中紀委説的那句話“我還得盯着你”，現在我們的監督體系越來越嚴密。
所以十九大做了一了個系統的梳理，包括巡視的監督、審計的監督、同級的監督等等，這些還都只是內部的監督，包括我們現在還要設立監察委，這其實就是紀委監督的權力向全部公職人員延伸，把它跟羣眾監督、媒體監督、人大的監督結合起來就是一個非常嚴密的體系，我覺得能夠解決我們説的第一大挑戰。
第二大挑戰就是説怎麼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喪失初心跟活力，這就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裏面提到的不忘初心。加強理想信念的教育，然後在市場化的環境中仍然使得黨員能有超越性的追求，在市場化的環境中不忘理想信念和初心。同時我期待中國未來可以從傳統文化中得到借鑑，就是黨員能夠形成一套自身的修養體系，馬克思説“通過改造客觀世界來改造自己”，作為黨員他怎樣通過在自己的工作歷練的過程中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這樣始終保證黨員的先進性。同時還可以借鑑禮樂體系，因為信念價值觀這種東西是通過一套教育、儀式、表彰、優待、懲罰和生活規則的方式來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我期待黨更有效地建立起來這一套體系以便我們解決第二個挑戰。
第三個挑戰就是怎樣才能不脱離羣眾，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説黨在革命時期跟人民羣眾是血肉聯繫、魚水聯繫，他就在羣眾之中，而且我們黨的三大就明確指出我們黨就是羣眾黨。在執政的條件下有角色轉換的問題，原先你是在羣眾之中，現如今你站在羣眾對面來管理羣眾，這時候就和羣眾就有了脱離的地方，有的時候還會有利益衝突的地方。為什麼呢？黨在做決策的時候是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去考慮的，而對老百姓來説，他考慮的是個人的利益、局部的利益，兩者就會衝突，比如由拆遷引起的羣體性事件都是這個問題。
所以怎樣在這種條件下保證黨跟羣眾的魚水聯繫、血肉聯繫呢？我覺得十九大報告也已經做了相當多的設計了。第一就是提出了我們不但要辦大事，還要把羣眾的小事當作黨的大事。實際上羣眾的小事就是黨的天大的大事。第二是強調黨的基層組織的作用。我覺得黨的基層組織以及羣團組織，實際上是黨和政府與羣眾之間的紐帶，你要把這個紐帶激活，所以説我們搞羣團改革。
這是基層組織的作用，它不僅僅是政治學習的戰鬥堡壘，而且要成為聯繫羣眾、服務羣眾、凝聚羣眾、組織羣眾的戰鬥堡壘，我們在《大道之行》中也提出一個建議，就是要激活這個神經末梢。
當然要根本性地解決這個問題我還有一個期待，就是把黨政系統裏面的信訪部門、基層組織、社區組織以及民政部的部分職能中跟羣眾切身利益相關的部分進行整合，形成一個黨的羣眾工作委員會，它代表了羣眾利益，不是按照一套科層制的方式來運作，這個是實現中國式民主密切聯繫羣眾的有效方式。所以説理解黨的生命力實際上是要從黨羣關係中去理解，就是怎麼樣保證黨植根於人民。我覺得解決了這三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實現了我們所説的我們不但要創造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還要創造更高的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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