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國家強制——人民之治與科層之治之間

一

很高興為樊鵬同志的這本書《社會轉型與國家強制：改革時期中國公安警察制度研究》作序。早年我參加過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後來又成為他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做博士後時的“合作導師”。他的博士論文在王紹光教授指導下完成，研究改革開放時期我國警察制度的變遷及其背後的社會政治邏輯。這本著作拓展了那本博士論文，給出了更明確、宏大的理論分析框架。

警察體制是國家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關於中國警察制度的研究並不多見。從旁觀學者的立場出發，把改革開放後警察體制變遷的歷史脈絡講清楚、講細緻，不是件容易的事。**樊鵬精明地選擇了警察經費保障機制作為切入點。敍述這段歷史變遷已經是不小的貢獻了，但他這本著作的志向遠不限於此，而是要以警察制度變遷為切入口來討論中國政治變遷的方向。**就此而言，他看到了四件重要的事。

第一，他看到了市場條件下政府的社會治理趨於理性化、法治化、官僚化（三個詞幾乎同義）。第二，他看到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博弈的邏輯，即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化要求與因地制宜之活力的矛盾，類似“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老問題。第三，他也看到了理性化、法治化、官僚化的弊端，即治理成本不斷上升和治理成效不斷下降的問題。第四，他還看到了發揮地方積極性與堅持羣眾路線的必要性。其實，羣眾路線與理性化、法治化、官僚化是逆向互補的。這些政治學裏的重大理論問題被他標籤為“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強制力”問題。

我無意代讀者讀書，更無意寫書評，卻想就這本書的內容談些感想。

二

權力是支配他人的手段。支配他人的手段總共就四種，硬的暴力和錢財，軟的思想和（支配者的）人格。**政府就是管理社會的國家機器。政府存在的標誌只有兩個要素，第一是對暴力的壟斷，第二是對税收的壟斷。一個是暴力，一個是錢財。警察是暴力壟斷的表層，直接接觸社會，裏層則是軍隊。****所以，警察無疑是政權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西詞“警察”的詞根是“城邦”，城邦在古希臘的含義是（城市裏的）“公共生活”。而今城邦被理解為政權，一個城市的政權（city state）。城市政權是後來國家政權的雛形。（城市裏的）“公共生活”這個詞演化成“警察”這個詞是個頗有寓意的事。警權的崩潰標誌公共生活的崩潰，也即社會秩序的崩潰，這時軍隊就被迫現身了。

在中文裏，城池與市場緊密相關，故有漢語裏的“城市”一詞。“資產階級”這個西詞的詞根是“市民”，即生活在歐洲中世紀城市裏的自由人、做生意的人，參照的是鄉下的農奴。市場不是今天才有的，而且肯定先於文字誕生。但“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卻是近代才出現的，城市就是這個體系的樞紐。而今這個體系左右幾乎每個地球人的生活。

伴隨市場體系出現的是一整套關於維護市場機制的法律體系，特別是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律。毫無疑問，無論稱為“市民權利”或“資產階級法權”，這套法律體系是靠國家暴力維持的。然而，市場既然是“自發的”，由“看不見的手”來操作，為什麼需要“看得見的手”來維繫？怎樣的“看得見的手”能維繫市場？

馬克斯·韋伯

在眾多答案中，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的答案很著名，流行百年了。他的立論基礎是“市場理性”（market rationality）。在他看來，傳統社會未必主要靠市場交易生存，基於神靈信仰、習慣、血緣、地域的互助可以是生存的重要方式。何為“理性”？理性就是在市場中盤算成本收益，理性化也就是淡化“非理性”的習慣、血緣、地域、信仰的作用。**市場理性導致政府理性，即政府依照市場的要求在社會管理上趨於理性化、法治化、官僚化。**當市場交易取代了習慣、血緣、地域、信仰，當市場利益競爭就是生存競爭，欺騙的慾望就普遍化了。那也是理性。

為維護市場系統的順利運作就必須嚴懲欺騙者，必須有懲罰欺騙的法律系統，必須有六親不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專業執法隊伍。而且，這支隊伍自己不能濫權，必須嚴格依規矩辦事。如此，行政機構主要是執法機構，即維護商業利益或“資產階級法權”的機構。因此，中國傳統的“以孝治天下，以德治國”就是非理性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韋伯把（政府的）“權威”分為三種類型：傳統型、法律-理性型（legal-rational，簡稱法理型）和（過渡性質的）魅力領袖型。

為什麼要有個“過渡”型權威？因為傳統型和法理型權威都可能崩潰。傳統型權威會被市場沖垮。而法理型權威有如“鐵籠子”，催生官僚主義，催生人們對市場和執法機關無情無義的厭惡和對傳統社會温情的嚮往。一旦發生社會秩序崩潰，“魅力領袖”就可能出現，帶着眾人走向法理權威或者走回傳統權威。於是，“現代”市場體系裏的政府管理就被理解為趨於“法律-理性”的權威，區別於“傳統”權威。而其中的“魅力領袖型”權威經常被韋伯主義者當作理解共產黨政權的工具，即“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政權。

如何克服冷漠的市場？如何克服政府變成“鐵籠子”，趨向法條主義、文牘主義、官僚主義？韋伯的答案依然是“市場理性”。讓執法官僚接受政治家的領導。哪來的政治家？**公權力拿到市場上公開拍賣，代表社會不同利益的政黨相互競爭大眾選票，出價的就是政治家，出價最高者得到執政權。**獲勝的政治家們以民選立法者的身份率領官僚執法體系，傾向左翼或右翼，傾向窮人或富人，就是基於市場機制的政治生活“理性”，稱為政治理性或“民主”。然而，韋伯生活在美國“選舉民主”向歐洲擴散的時代，不大可能預見到當今“選舉民主”導致社會越來越分裂以及政治家蜕變成短視政客這兩大弊端。

順便提到，當代社科和人文的主流思想早已摒棄了“現代”與“傳統”的兩分思維，那種線性演進的思維方式不僅落伍，在實證中也站不住腳。各國市場體系的形態差異很大，美國與法國不同，法國與德國不同，德國與日本也不同。各國治理社會的方式差異更大，美國的法治與歐洲的法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遑論日本的法治。而且，殊途未必同歸，也就是説不僅路徑不同，結果也大不相同，各國關於理想社會的目標更不同。

三

而今，我們有“社會主義”思想來對抗“資本主義”思想。

資本主義要求“個人自由”（即能人的特權），要求資本（獲得利潤的效率）至上，要求承認政府對市場機制的干預越少越好，要求承認自私和貧富差距為人類社會永恆的必然。

**社會主義要求“羣體自由”，要求社會至上，要求社會團結的利益至上，要求以平等求得社會的團結，要求在社會領域（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去市場化，致力於改變弱肉強食、貧富涇渭分明的社會結構。**社會主義以“人性”對抗“本能”，拒絕承認自私和貧富差距為永恆的必然，誓言幫助窮人，是對抗市場“自然”法則的人文精神，是古今中外人類求進步的精神，也是“自然”的。

以平等求社會團結，既是佛耶穆三大宗教的脊樑——以來世徹底平等的許諾來緩解現世不平等的痛苦，也是中式倫理道德的核心——家庭由小而大，所有人均為大家庭之成員，家國同構。西方教育以柏拉圖為必讀，柏拉圖闡述了他的共產理想國。中式教育要求學子們背誦《禮記·禮運》中闡述的大同共產理想。社會主義思想古已有之，就是人文精神，就是精神文明，暗含最終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的理想。共產黨和社會黨人則把宗教對來世的許諾變成現世的努力，一步步削減市場帶來的社會不平等。

如此定義，社會主義當然不僅限於斯大林模式。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以平等求社會團結的思想和實踐在地理範圍上遍及五大洲，在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上迅速擴張，展現了人類社會進步的大方向。從税收、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到性別、種族、族裔的平等，再到休閒機會和政治參與的平等，無不展現出社會主義對“天然”市場分配機制的抗衡。

中國是窮國，迫切需要創造能比肩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這是“患寡”。但中國還是個有強烈小農文化基因的國家，自古以來也“患不均”。從井田制到祠堂田，從打土豪分田地到耕地集體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國有制，中國的社會主義慾望也是“天然”的。作為中國傳統儒門弟子執政集團的延伸，繼承“以民為本”的思想，就有了中國共產黨及其“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宗旨，領導走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以市場為創造財富的主要手段，以社會主義原則指導財富的分配。

當市場成為我國創造財富的主要手段，理性化、法治化、官僚化的政治就必然出現。然而，西方的政治理性不僅有法治化和官僚化，還有競爭型政黨政治，每隔幾年要在全民中競選，不僅獲得執政“合法性”，更為理解平民百姓的需求，擺平其中的利益分歧和利益認識分歧。那麼我國呢？

我國最大的風險在於中國共產黨的行政化、官僚化。革命黨變成了執政黨，長期執政，執政成了目的，成了主要工作，忘記為什麼能執政以及為什麼執政。

長期執政的好處是不短視，能執行長期的戰略，還特別能辦“大事”。但科層系統的最大弊端是擅長辦“大事”不擅長辦“小事”，扁平組織才擅長辦“小事”。中國共產黨變成了純粹的科層系統就必然脱離人民，就不再是“黨”了。黨消亡了，也就談不上執政。執政黨必然有科層組織，但黨的本質是扁平組織。

**古今中外，不分國家大小貧富，科層體系恆定不能單獨執掌國家，居民區的居民組織起來自治向來比科層體系的治理更重要。為什麼？因為居民區的“小事”比國家建設的“大事”重要。**百姓有雙重身份，勞動者是一種，而居民是另一種。人們不是為工作而工作，而是為生活而工作。8小時工作是為了16小時的生活，每週5天的工作是為了每週2天的休閒，每年工作是為每年將近三分之一的假期。工作機構可以由市場組織，但市場機制不能左右居民區的生活。居民社區的秩序與順心，才是人民的根本需要。

由於“小事”比“大事”重要，所以“居民自治”比“科層體系之治”重要。沒有了支持科層體系的居民自治組織，自上而下發號施令的科層體系沒有根，不過是空中樓閣，總是處在危機四伏和風雨飄搖中。辦不好“小事”，缺少了百姓的信任，國家大事逐漸就辦不好、辦不到了。

這就引出了一個重要道理：古今中外，執政權就是組織居民社區自治的權力和能力。有部分組織社區居民自治的權力就有部分執政權，喪失組織社區居民自治的權力和能力就喪失執政權。所以，有槍有錢的國民黨政權不是1949年10月1日丟失了執政權，而是早就丟了，或者就不曾有過。而共產黨的執政權不是1949年10月1日才有的，而是哪裏的居民區裏有共產黨的基層政權，哪裏就有共產黨的執政權。

居民的社區自治從來就沒有“自發”的，都是由社區精英領導的。我們中國共產黨約有9千萬黨員，有將近1千萬在科層體系裏工作。那剩下的8千多萬黨員本該是居民社區裏組織和領導居民自治的核心力量，是黨實現執政權的根本。**為人民服務，不僅是為國家建設服務，更重要的是為羣眾的日常生活秩序服務，組織羣眾自己治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讓“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落到實處，讓人民信任和支持執政黨。**再説一遍，居民的社區自治從來就沒有“自發”的，都是由社區精英領導的。誰領導居民社區自治誰就有執政權，喪失了對居民社區自治的領導權就喪失了執政權。這個道理普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國以民本政治替代西式競爭型選舉政治的功能，所以我國執政黨不是有今天沒明天的普通執政黨。儒門弟子執政集團在中國綿延兩千年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出色的政治體制。**強調羣眾路線，強調社會主義，是我黨生命力所繫。**為這個體制保駕護航的原則就是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的“三位一體”或“辯證統一”。這三者的順序是不可以更改的。

以上我就樊鵬同志這本書談了些感想，也可以説是對他書中所提問題的一個回應。當然，亦以此熱烈祝賀他出版了這本以博士論文為原型的書。

（原文刊載“無形的學苑”微信公眾號，作者授權觀察者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