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西方民主體制也許能走出窘境，但公投是飲鴆止渴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昨天，國內媒體紛紛報道，西班牙官員聲稱，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上月舉行的“獨立”公投中，俄羅斯“黑客”利用社交媒體傳播支持分裂分子的信息，干涉公投。中國網友調侃説，普京真是“人在克宮坐，鍋從天上來”。

現在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的風波至少表面上基本平息下去，西班牙人終於有閒心找背鍋俠，倒也可以理解。但“加獨”推手們的表現遠比這甩鍋鬧劇更為有趣。

加泰羅尼亞公投推手們堪稱經典的“政客”表演

與此前被宣佈候審拘留的八名前加泰羅尼亞地方政府內閣成員拒絕作證的表現不同，曾被視為這場“獨立運動”最主要推手之一的加區女議長卡梅·福卡德利（Carme Forcadell），日前在西班牙最高法院前出人預料地表現得頗為順從和配合：她聲稱10月27日的獨立宣言只具某種“象徵意義”而已，並表示將“尊重和服從”馬德里中央政府啓動的停止加泰羅尼亞自主權的憲法第155條。

卡梅·福卡德利在交了15萬歐元的保釋金後重新獲得自由，並繼續履行議長職權，直到加區12月21日重新大選為止。雖然西班牙檢察院已經以“煽動、叛亂和挪用公款”的罪名對加區的前高官提出了起訴，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也高調錶示，希望年底重新大選後能進入一個“共存的政治新時代”，但被廢黜的加泰羅尼亞前領導人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在比利時的藏匿之地表示，他將作為“獨立主義者聯盟”的負責人蔘加新的大選，並相信自己將重新執政，哪怕新政府只能象徵性地或從監獄施政。言外之意就是，即便只能組成流亡政府也在所不惜。

強硬表態話音剛落，妥協信號跟着發出。普伊格德蒙特日前又向馬德里暗示了妥協的可能。由此可見，這些政客更多考慮的是個人的前途。普伊格德蒙特把自己抬上“政治殉道者”的祭壇，是一種與馬德里博弈中討價還價的手段。雖然他的如意算盤很有可能落空，但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產生的影響還將持續久遠。

加區獨立公投引發的聯想

若要説這次加區的獨立運動是場“鬧劇”，這對那些數百年來前赴後繼追求“建國夢”的加泰羅尼亞人來説或許並不公平。當然，反對獨立的人可以大聲質疑10月那次公投是否合理合法，或詰問投票人數（42%）是否足以代表加區的真實民意；支持獨立運動的人同樣可以認為，參加投票者不過半數是馬德里百般阻撓公投的結果，或90%的投票者贊同脱離西班牙足以代表民意。

有道是，立場差之毫釐，結論謬之千里。分離主義者的口號是“我們有權獨立”，馬德里中央政府卻認為公投非法。當然，人們一方面可以問：如果西班牙憲法禁止國內區域獨立，這是否就代表加泰羅尼亞人的獨立訴求是非法的呢？另一方面，一個國家的憲法如果剝奪國內地區獨立的可能性，這個憲法本身是否還民主呢？

但是，憲法在確保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還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譬如德國，它是個聯邦制國家，各州自願加入聯邦。聯邦憲法《基本法》雖然沒有要求各州必須永久留在聯邦內，但強調各州對聯邦應該具有“忠誠義務”（Bundestreue）。今年初，德國三位憲法大法官駁回巴伐利亞黨（Bayernpartei）對禁止巴伐利亞州舉行“脱聯”公投一事提出的申訴。法官的理由很簡單：聯邦各州不是基本法的主體，所以憲法法院不會認同各州的分離行為。

從國際社會（特別是歐盟成員國）的反應來看，加泰羅尼亞通過公投所追求脱離西班牙的努力並未得到普遍認同，甚至沒有一個國家公開表示支持加區的獨立，最多隻有一些與加區有類似訴求的地區暗中對其表示同情（如不列顛的蘇格蘭、比利時的佛蘭芒等），大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意味。

從這個現象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方國家在對待自己境內的獨立運動（大不列顛王國的蘇格蘭、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加拿大的魁北克等）時，會設法採用各種法律及其他手段進行強勢阻撓。但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分離主義行為卻包容、鼓勵、甚至支持。科索沃的獨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上世紀九十年代，它自稱為“科索沃共和國”，當時僅有阿爾巴尼亞一國承認。2008年，它單方面宣佈獨立，西方國家紛紛承認，其中的地緣政治考量十分明顯。此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迅速解體也與西方國家支持分離主義的推力不無關係。

加區獨立運動實際上還反應了西方世界目前所面臨的幾重困境：第一，公投所體現的民主體制本身的窘境。第二，民族主義的迴流。第三，全球化對西方社會的反衝擊。這三者之間彼此關聯，互為作用，並將深刻影響目前和今後西方社會以及國際格局的演化。

加泰羅尼亞地圖

民主體制的窘境

公民投票（簡稱公投）本來是公民議政參政的手段，是直接民主的一種具體體現。其好處是能避免代議制形成的精英階層的政治壟斷，民眾的意願和需求能更加明確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鍛鍊和提升民眾的參政意識等；不足之處是，實施公投必須具備一些公民社會的條件，譬如，資訊的暢通和透明，公民對公投內容要有相當的瞭解，議題必須獲得共識，提問必須合理等。

如果不具備這些基本條件而進行公投，簡單多數的勝利有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民粹主義勢力容易得勢，有集權傾向和野心的個人和組織容易濫用民意走向獨裁，政治精英容易以此推卸應該擔當的義務和責任等。

在運用公投方面，比較成功的例子是瑞士。作為一種直接立法的手段，瑞士的公投歷史已經相當久遠（源於十八世紀）。瑞士公民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裁決議會的立法是否通過，即所謂的“複決”（Referendum）；也可以直接提出新的法案，只要聯署人數滿八萬，政府必須在收到要求後的六個月內交由公民表決，即所謂的“倡議”（Initiative）。但其他國家在公投的運用方面一般非常謹慎小心。

縱觀現實中的公投，我們可以看到以下情況：1）公投淪為個人和政黨謀權謀利的工具（英國脱歐）、2）為本國獲取地緣政治利益和解決領土爭端（克里米亞）、3）擺脱歷史恩怨和現實困境（加泰羅尼亞、蘇格蘭等）、4）為改變政體和權力結構（土耳其總統制公投）。

概括起來説，傳統政治精英若傾向於用公投這種政治意志形成的方式，要麼反映了他們對施政的掌控力正在減弱，要麼説明他們想以此來獲得更大的權力；

對新興的民粹主義政黨而言，公投是他們利用精英與民眾之間漸行漸遠的關係來達到自身政治目的的捷徑；

對分離主義分子來説，公投是他們依據或利用法律爭取區域獨立和民族自治的一個有效方法；

對地緣政治戰略博弈者而言，公投已成為他們擴大或收復疆土的一種利器。

冷戰時期，西方國家有共同的敵人，所以它們可以眾志成城，相互抱團；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陣營消失，昔日的“敵人”不是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就是加盟了資本陣營。西方失去了旗鼓相當的對手，同時也失去了明確的戰略方向。在過去的二十年裏，國際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先的“主義之爭”被“商業競爭”所取代，全世界似乎都浸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中。這個大趨勢不僅改變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攪動了各國內部的社會關係和結構。

與二三十年前相比，中國除了執政黨地位進一步加強之外，其他各個層面已經脱胎換骨，今非昔比；西方社會也在經歷着巨大的演變，它們雖然贏得了冷戰，但面對變化了的國際格局，卻沒有成功地完成結構轉型，所以出現一大堆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國際上，舊的體系雖然還在，新的框架已在形成，但西方還不習慣分享權力和利益，還留戀當年自己主宰世界的時代。這種“心理不適應”和新興國家對其的反衝擊，造成了西方社會的不安和動盪。

如果我們把目光焦距當今的西方世界，就會發現，公投既是西方國家內部由政治、歷史、經濟、文化等因素綜合引發的動盪不安的一種表現，同時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社會的分裂和動盪。這是西方民主機制本身的一個窘境：既不敢排除公投這個直接民主的形式，又怕它帶來無法挽回的後果。到頭來，投鼠忌器，公投讓西方社會自顧不暇，非常“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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