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被“外國人”支配的恐懼，澳大利亞真的嚐到了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袁野】
儘管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在越南峴港的APEC峯會上笑容燦爛，但他其實正經受着“後院起火”的煎熬。隨着11月11日自由黨眾議員約翰·亞歷山大宣佈辭職，澳大利亞國內愈演愈烈的“雙重國籍門”已經演變為一場憲法危機，特恩布爾和他的政府正在刀尖上搖搖欲墜。
澳總理在APEC上笑容燦爛，不過畫面裏最左側只留了越南領導人的肩膀，還是引發了一點小麻煩
近一年以來，澳大利亞部分政客對中國頗有敵意，指責中國政府、企業甚至華人“收買”澳大利亞政客為其“代言”的説法甚囂塵上，9月22日，澳大利亞總檢察長喬治·布蘭迪斯（George Brandis）表示正準備徹底修改涉及間諜活動和外國政治干預的法律條款。
諷刺的是，澳大利亞人的確很快發現了國會里的“外國人”，也嚐到了被外國政治干預的恐懼，但實現方式和形式實在是出人意料。
“敵”在國會山
1901年生效的澳大利亞聯邦憲法第44條第1款規定：“承認過忠誠於、服從於或依附於外國，或承認自己為外國的臣民或公民，或享受外國臣民或公民權利或特權的人，或是外國公民……不得作為參議員或眾議員當選，或作為參議員或眾議員出席議會”。
第42條則要求，所有議會成員在就職前要對英國女王宣誓效忠；1918年通過的英聯邦選舉法還規定，候選人必須是澳大利亞公民。
三條法律看似密不透風，但問題是，1949年生效的澳大利亞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這就給後世留下了一個難題：擁有雙重國籍的澳洲公民能否成為議員？多年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重視，直到2017年7月。
2017年6月底，約翰·卡梅倫（John Cameron），一位澳大利亞珀斯的律師，向新西蘭內政部申請查詢登記在冊的新西蘭公民，以調查澳大利亞綠黨的副領袖斯科特·盧德蘭（Scott Ludlam）參議員到底是否出生在新西蘭、是否根據憲法要求放棄了新西蘭國籍。惠靈頓的回函讓他頗為驚訝：根據檔案，盧德蘭依然是一名新西蘭公民。卡梅倫立刻將這一消息公開。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曾組建澳新軍團（ANZAC）參加一戰，現在也都會慶祝ANZAC紀念日，但雙重國籍問題，還是引發了大風波
盧德蘭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還有新西蘭國籍。雖然他出生在新西蘭，但他8歲時就隨家庭遷居澳大利亞，而且已經在少年時期放棄了新西蘭公民身份。儘管如此，盧德蘭還是於7月14日宣佈辭職，接替他的是出生在英國的21歲大學生斯蒂爾-約翰。
僅僅4天后，接替盧德蘭擔任綠黨副領袖的拉麗莎·沃特斯（Larissa Waters）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宣佈辭職：盧德蘭的遭遇提醒她也去核查自己的國籍，結果發現自己擁有加拿大國籍，雖然她11個月大時就隨短暫旅居加拿大的父母回到澳洲了。她辯解説：“我沒有宣佈放棄（加拿大國籍）是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擁有雙國籍。”這位參議員今年6月因為在議會現場給自己的女兒餵奶而名聲大噪。
兩位參議員因為雙重國籍問題在一週之內相繼辭職的消息立刻引爆了澳大利亞朝野，在海外出生的議員們紛紛公開自己放棄其他國籍的證明，包括出生於倫敦的前總理託尼·阿博特。據澳媒報道，除已經辭職的兩人外，還有23名澳大利亞議員在海外出生，他們均表示自己沒有雙重國籍問題。
但僅一週之後，7月25日，自由國家黨參議員、澳大利亞資源與北澳事務部長馬修·卡納萬（Matthew Canavan）就宣佈退出內閣，因為他幾天前得知，他的母親2006年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幫他申請了意大利國籍，他既不知情，也沒有在申請書上簽字。這對特恩布爾總理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因為他剛剛毫不留情地批評綠黨“異乎尋常的疏忽大意”和“令人難以置信的馬虎”，現在自己的內閣裏卻出了同樣的事。
此後，一系列類似情況相繼曝出。單一國家黨（One Nation）參議員馬爾科姆·羅伯茨（Malcolm Roberts）、獨立參議員尼克·謝諾峯（Nick Xenophon），以及國家黨副領袖、次發達地區發展與溝通部長芬納·納什（Fiona Nash）參議員均被指擁有雙重國籍。納什承認自己有英國國籍，因為她的父親出生在蘇格蘭；羅伯茨也有一個英國父親，但他出生在印度，7歲時才來到澳大利亞；謝諾峯的父親出生在英國殖民時代的塞浦路斯，他本人放棄了希臘或是塞浦路斯國籍，卻沒想到自己還可能是英國人。這些議員都堅稱直到近日才意識到自己是“外國人”。
如果“雙重國籍門”僅限於參議院，那麼對澳大利亞政局的影響還不會如此嚴重。但7月28日，居住在墨爾本的英國記者威廉·薩默斯（William Summers）在他的博客上發佈了他查證到的消息：巴納比·喬伊斯（Barnaby Joyce），並未放棄他的新西蘭國籍。這條博文在短短三天內的瀏覽量超過3萬次，還給他帶來了澳大利亞沃克萊新聞獎的提名。
巴納比·喬伊斯是何許人也？他2004年步入政壇，一向以直率言詞著稱，曾炮轟好萊塢巨星約翰尼·德普。他是國家黨的黨首、現任澳大利亞副總理，2016年大選中正是依靠該黨的支持，特恩布爾的自由黨才得以繼續執政。最致命的是，喬伊斯是一位眾議員，而聯合執政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在澳大利亞眾議院總共只擁有1席多數。
澳大利亞同她的母國英國一樣採用典型的議會民主制，擁有眾議院多數席位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組閣。2016年7月特恩布爾解散議會提前大選，結果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席位大跌14席，僅拿下眾議院全部150席中的76席，僥倖贏得連任。一旦喬伊斯的眾院席位有失，政府可能就將無法贏得信任投票和預算投票，甚至可能提前垮台。
對此，喬伊斯的反應是十分震驚。8月14日，他向眾議院宣佈自己的確有雙重國籍，並表示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他簡直“驚呆了”。他宣稱，自己是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人，已經是這裏的第五代移民了，他有新西蘭國籍完全因為他父親是在新西蘭出生的英國人，他完全是被動地依據血緣繼承。喬伊斯要求把他的情況提交給澳大利亞聯邦最高法院的回覆爭議法庭（Court of Disputed Returns），由後者裁定自己是否具有議員資格；他表示他已經諮詢副總檢察長，堅信自己並未違反憲法第44條第1款。因此，喬伊斯沒有從內閣退出，還繼續在議會中投票。
特恩布爾也在竭力挽救自己的閣僚。總檢察長喬治·布蘭迪斯上書最高法院，稱只有那些“自願獲得或保留”外國國籍的議員才應該被取消議員資格，而那些“不知道自己是，或者曾經是外國公民”的議員不應被降罪；代表政府的副總檢察長斯蒂芬·唐納修（Stephen Donoghue）則在法庭上説，在目前被提交審理的七名議員中，只有盧德蘭和羅伯茨應當被取消資格，因為他們分別出生在新西蘭和印度，不可能毫不知情。
對於自由黨的議員們為何沒有發現自己的外國身份，他辯護説“給大使館打電話並不總是那麼容易”。特恩布爾總理也表示：“我們有信心高等法院將不會剝奪參議員卡納萬、納什和副總理在議會的任職。”不知這算不算干涉司法。
然而澳大利亞最高法院卻讓他們失望了。10月27日，7名大法官一致判決，依據憲法第44條第1款，斯科特·盧德蘭、拉麗莎·沃特斯、馬爾科姆·羅伯茨、芬納·納什和巴納比·喬伊斯身為外國公民，沒有在澳大利亞擔任議員的資格，當選身份無效；馬修·卡納萬和尼克·謝諾峯則不是雙重國籍公民，得以繼續任職。卡納萬隨即重返內閣，官復原職；謝諾峯則轉投南澳政壇。
法院的裁決使特恩布爾政府陷入了危機。總理對判決結果表示失望，但表示政府的席位依然比首席反對黨工黨的69席多6個；他原計劃赴以色列的訪問因此推遲。至於巴納比·喬伊斯，他在表示尊重法庭判決之後，感慨“我會確保自己不在喝啤酒的時候哭起來。”
法律爭議與黨爭漩渦
圍繞“雙重國籍門”，整個澳大利亞朝野已經亂成一團；對最高法院的判決，法律層面的爭論也是沸反盈天。
大法官們援引的憲法第44條第1款被解釋為擁有雙重國籍或效忠於外國勢力的人不得競選議員，但有人質疑，在制定該法的1901年，印度、加拿大和新西蘭可都不是“外國”；有人援引其他英語國家的案例，稱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新西蘭都沒有禁止議員持有雙重國籍；有人不解，既然允許外國政治捐獻，又為何不允許外國人代表國家？此外，如果你此前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外國公民，又如何對外國“效忠”？唐納修就抱怨，最高法院完全是按照字面意思對憲法做了“絕對主義”解讀。
副總檢察長此言實有所指。直到1999年的“蘇訴希爾（Sue v Hill）”案，澳大利亞最高法院才判決英國屬於“外國”；在1987年的“尼爾訴伍德（Nile v Wood）”案中，最高法院判定憲法第44條第1款要求界定明確的“外國勢力”和公開的“宣誓”——伊萊恩·尼爾指控參議員羅伯特·伍德“對友好國家船隻的敵對行為表明他效忠於外國勢力”，因為後者曾在一艘航行於悉尼灣的美國驅逐艦前面劃獨木舟，因此被罰120美元。但在2017年的雙重國籍案中，最高法院卻開除了幾位壓根不知道自己有外國國籍的議員。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國家之一，澳大利亞能找出多少真正“土生土長”的公民來，實在是個未知數。2016年的民調顯示26.3％的澳大利亞人出生在海外，還有另外四分之一公民的雙親之一出生在海外，就像喬伊斯那樣；也就是説，有近一半的澳大利亞人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持有雙重國籍。卡納萬聘請的律師戴維·班尼特（David Bennett）就説，如果過於寬泛地解釋憲法，這一半澳大利亞人都不能在聯邦議會任職。
因此，“雙重國籍門”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黨爭色彩。澳大利亞傳統的兩大黨之一——澳大利亞工黨在2016年大選中進步明顯，自然樂於乘此良機對自由黨窮追猛打，從中漁利。聯合執政的國家黨黨首、副黨首先後“出事”後，工黨立即要求喬伊斯和納什趕快從部長的位子上退下來，並批評特恩布爾沒有第一時間就將兩人解職；最高法院的判決公佈後，正在加拿大訪問的工黨領袖比爾·肖頓（Bill Shorten）迅速發推：“喬伊斯違反了法律。最終，澳大利亞有了一個少數派政府。特恩布爾早就應該離他遠點，又是一次錯誤的判斷。”
似乎為了幫助工黨，11月1日，澳大利亞參議院主席、自由黨人斯蒂芬·帕裏（Stephen Parry）宣佈辭職，成為第八名捲入“雙重國籍門”的議員。工黨領導人坦尼婭·普萊克塞克（Tanya Plibersek）嘲諷説：“政府剛剛保證一切都好，這話才説了24小時，結果又有一個人有問題。”英國《衞報》則調侃，這位來自塔斯馬尼亞的國會議員此前已經親眼見證了六次援引最高法院條款對不同國籍者進行處理的事例，然而他卻直到上週五裁決下來以後才想起來自己也是外國人。
工黨可沒有滿足於嘴上攻訐。8月18日，反對黨提交動議，援引澳大利亞憲法第64條，也就是“部長鬚要宣誓後三個月內成為議會成員”的規定，意圖推翻喬伊斯和納什在過去一年中所做的部長級決定。據估計，兩人共有118項決議可能被挑戰，其中包括喬伊斯在水資源法方面的立法，以及納什推動澳大利亞國家寬帶網（NBN）的努力。
執政黨的反擊來得迅速而兇猛。8月14日，也就是喬伊斯宣佈自己擁有雙重國籍當天，眾議院領袖克里斯托弗·柏恩（Christopher Pyne）就點了五位工黨眾議員的名，聲稱他們也需要解釋自己的國籍問題；特恩布爾總理甚至親自威脅要動用尚存的多數席位，把其中三位工黨議員，也就是加斯特·凱伊（Justine Keay）、蘇珊·蘭姆（Susan Lamb）和喬什·威爾遜（Josh Wilson）也提交給最高法院，讓後者裁定他們的國籍情況。工黨堅稱自己的議員們沒有問題。前座議員喬爾·菲茨吉本（Joel Fitzgibbon）説：“我們有絕對的自信，我們沒有問題。”
隨着事態的發展，兩大黨很快就不得不噤聲了。由於新的雙重國籍者不斷冒出，最高法院不得不宣佈將於12月進行第二次審判。在自由黨這邊，除了已經辭職的史蒂芬·帕裏，11月6日，助理移民部長阿萊克斯·霍克（Alex Hawke）也被懷疑擁有希臘國籍；同日，前網球名將約翰·亞歷山大（John Alexander）被曝出可能擁有英國國籍，他已於11日辭職；8日，能源大臣喬什·弗萊登伯格（Josh Frydenberg）成為最新目標，可能繼承了母親的匈牙利公民身份；除了亞歷山大，出生在希臘的茱莉亞·班克斯（Julia Banks）也可能導致一場補選。
工黨方面，參議員凱蒂·加拉格爾（Katy Gallagher）被曝繼承了母親的厄瓜多爾國籍，可能擁有雙重國籍的眾議員人數更是達到5個。此外，還有一些小黨議員和獨立議員可能擁有波蘭、希臘和美國國籍。
這也難怪為何儘管“雙重國籍門”最早的當事者、澳大利亞綠黨一再提議統一審查全體議員國籍，兩大黨卻默契地充耳不聞。雖然越來越多的中立議員和後座議員對綠黨的提議表示了支持，自由黨和工黨還是堅持雙重國籍者只是個案，應該上法院逐個裁決。11月3日，特恩布爾總理甚至在新聞發佈會上怒斥綠黨的建議“荒唐”，並説他不會搞一場“全國大獵巫”以解決危機。
後續怎樣，影響幾何
目前，兩大黨都希望在今年年內解決雙重國籍危機，但具體的時間表和方式則存在很大分歧。11月6日，特恩布爾宣佈他計劃要求所有議員核查自己的國籍情況，在21天內作出聲明：自己沒有，或是已經放棄其他國籍；如果任何人被發現聲明不實，將被判藐視國會。此外，自由黨還希望將議會會期延長至聖誕節期間。
工黨兩點都反對。肖頓認為特恩布爾的計劃對議員們太寬容了，21天的時間也太長；工黨參議員、影子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直指特恩布爾此舉是試圖拖延時間，不想在2017年議會休會前再損失本黨議員，並企圖矇蔽澳大利亞人民。對此，總理反唇相譏：“（肖頓）想要利用這一糾紛，他想要拖時間，他並不想解決這一問題。”
“雙重國籍門”的影響相當惡劣，而且還將繼續惡化。執政聯盟已經在眾議院失去了兩個席位，失去了對多數席位的絕對掌控，目前僅能依靠獨立議員的支持勉強維繫，未來還可能失去更多的席位；自由黨接連失去了黨首和副黨首，面臨着羣龍無首的境地；同樣的，失去了副總理的特恩布爾政府也面臨着迫在眉睫的權力洗牌，特恩布爾本人還可能面對黨內其他派系的奪權行動，他本人正是於2015年9月通過這樣的行動挑落阿博特上台的。自2010年以來，還沒有一位澳大利亞總理能夠完成一個任期。
當然，最惡劣的影響在於民心。澳大利亞人愕然發現，自己的國會里竟然有數量如此之多的“外國人”，正代表着他們行使政治權力。雖然他們幾乎都聲稱自己無辜，但選民卻不一定能接受這種説辭：畢竟，如果政治人物連自己的國籍都搞不清，又怎麼相信他們能夠提出有效的政策？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寫道：“帕裏先生證明了我們的政治家能有多悲劇。”《堪培拉時報》則評論：“不是訴訟的開銷、惱人的補選，也不是連自己國籍都搞不清的愚蠢惹怒了你；歸根結底，是我們身邊每位議員的傲慢讓人難以忍受。他們十足的當權者姿態令人無法呼吸。”綠黨領袖理查德·迪納塔萊（Richard Di Natale）就高呼，“人們正對我們的民主失去信心”。
澳大利亞的危機還產生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受害者，那就是新西蘭。此前澳新關係就已經頗為冷淡，澳大利亞頒佈新規限制新西蘭人在澳接受高等教育，還指責這是因為惠靈頓沒有給予澳大利亞人“應有的優先權”；“雙重國籍門”的爆發則成為了導火索，讓澳大利亞政府將一腔怨氣全部發到了新西蘭，尤其是新西蘭工黨頭上。
8月15日，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Julie Bishop）公開指責正是由於新西蘭工黨與澳大利亞工黨私下接觸、串通一氣，喬伊斯的新西蘭公民身份才會曝光；她怒斥這種勾當是“奸詐行為”，新西蘭工黨試圖干涉澳大利亞內政，“如果（新西蘭）政府發生變化，我很難與那些參與涉嫌破壞澳洲政府的人建立信任關係”；特恩布爾總理也為畢曉普的言論背書，指責肖頓“與外國力量陰謀合作偷取政府（政權）”。
面對堪培拉的怒火，新西蘭有些莫名其妙。新西蘭內政部長彼得·鄧恩表示，是澳大利亞媒體的挖掘引發了喬伊斯的雙國籍風波，而不是工黨議員們的談話；8月1日才上任的新西蘭工黨新黨首、年僅37歲的“小甜心”傑辛達·阿德恩（Jacinda Ardern）對畢曉普的指責進行了反擊，稱其為“虛假的指控”，並對這番言論深表失望。她説：“我很珍視新西蘭和澳洲政府的關係，我不會讓虛假的指控成為兩國關係的絆腳石。”阿德恩還表示自己“很願意接到畢曉普的電話來澄清這一事實”，不過這位澳洲外長必須要先給新西蘭打電話，因為她沒有前者的電話號碼。
10月19日，新西蘭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奸詐”的工黨領銜組閣，畢曉普“無法信任”的阿德恩成為了總理。當晚，特恩布爾立刻致電阿德恩祝賀她將成為總理，希望展開更富建設性的合作，“我希望給予他們信任。”畢曉普也迅速表示了祝賀，表示“我期待與（新西蘭）新一屆政府展開合作。”11月4日，阿德恩就任總理後首次出訪，在悉尼同特恩布爾舉行了會晤，但沒有與畢曉普見面，因為後者身在珀斯。
特恩布爾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最高法院宣判後，他立即宣佈政府將考慮修改憲法第44條，以避免類似問題再次發生；當然，更重要的是贏回眾議院多數席位。最高法院10月27日還宣佈，喬伊斯的議席將於12月2日進行補選；次日，國家黨就宣佈喬伊斯還將是本黨在該選區的候選人。由於已經在8月放棄新西蘭國籍，他現在已經合格了。國家黨還宣佈，喬伊斯將繼續擔任黨首職務。
雖然經歷了一場憲法危機，但據路透社分析，喬伊斯贏得補選的概率很大，因為他的選區——新南威爾士州的新英格蘭，是國家黨的基本盤。在2016年大選中，他就輕鬆擊敗了獨立候選人託尼·温莎（Tony Windsor）；根據9月公佈的民調，喬伊斯的支持率仍然穩居第一。最高法院作出判決後，温莎已經宣佈他不會參與補選；工黨表示他們會派出一位候選人，但並不指望着能贏得這場補選，只是希望給新英格蘭選區的選民多一個選擇。
即使不考慮喬伊斯和亞歷山大，聯合政府在眾議院的形勢也沒有那麼糟糕。特恩布爾只要爭取到5名獨立議員和小黨議員中的2人支持，就可以確保政權不受威脅；而目前，已經有3名獨立議員表態將支持政府。與此同時，眾議院議長託尼·史密斯也能夠在議會中投出決定性的一票。
媒體指出，特恩布爾是個韌性十足、敢説敢幹的政壇老手，有足夠手腕應對目前的危機；工黨，以及整個澳大利亞社會也不想此時再來一場大選。因此，這場沸沸揚揚的“雙重國籍門”最後對澳大利亞政局的實際影響，也許並不會像人們所預想的那麼嚴重。
但是誰也難言樂觀。危機目前不僅尚未結束，而且還在持續發酵，還有更多的“外國人”身份在曝光，更多的議員和內閣成員可能辭職，每一位都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執政聯盟的一位消息人士對媒體説：“希望不會再出這種狀況吧，但這得看運氣呀，主要是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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