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奎：託班老師醜聞頻發，該探討下他們的收入問題了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近期，幼教虐童事件頻頻曝光，值得反思的是：涉事者都是天生的惡人嗎？道德水平最差的人為什麼出現在親子園、託兒所等最需要愛的地方？託班教師長期的低收入，可能是原因之一：一方面導致從業人士整體素質不高，另一方面也可能令個別從業者心理扭曲。

難以置信的低收入，並非中國獨有現象

據某涉事機構的招聘廣告，託班帶班教師的年薪只有4-5萬，而其他老師助理和勤務人員收入可能低於4萬。可以比較的是，當地2016年公佈的社會平均工資為78045元，也就是説，即使託班帶班教師的收入可能也只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60%左右。

對比其他可比較的低技能行業行業的工資水平更有説服力。從招聘網站發佈的當地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同樣可以發現，託兒所帶班老師的工資水平只相當於不需要任何技能的清潔工，甚至比保安、洗衣工、鐘點工都要低約30%，只相當於月嫂的45%。  

是否這只是一箇中國現象呢？或者是否如一些論者所説，只是因為中國糟糕的高門檻管制導致競爭不足，託兒所經營者因具有壟斷經營權而刻意壓低員工工資呢？

答案是否定的，美國等很多發達國家同樣如此。據美國勞工部門發佈的數據，2016年，美國託班保育員的中位數年薪只有21170美元，小時收入僅區區10.18美元（華盛頓州規定的最低小時工資水平為15美元），比全美其他行業工人要低40%，甚至比集中了移民和婦女的類似低技能行業也要低23%。更糟糕的是，她們大多還沒有社保、醫保等福利。

託班老師也好不了多少，中位數年薪為28790美元（時薪為13.8美元），但可以比較的是，幼兒園老師的薪資則高達55490美元，是託班保育員薪資水平的260%，是託班帶班老師的193%。

還可以比較的是，如首都華盛頓地區2016年周工作時間40小時的保姆年薪可達37000-41600美元（時薪約18-20美元），而託班老師的年薪僅僅26470美元。根據聯邦政府1998年的一項調查，在774個行業裏，託班老師的薪資水平位列倒數第18位，跟不需要任何技能的洗碗工、收銀員差不多，甚至低於停車管理員。2012年，美國託兒所行業的一半人員要依賴政府提供的其他補貼才能勉強度日。

顯然，對於收入如此之低的從業人員，我們不可能期望有很高的服務水平。當然，任何理由都不能為虐童行為辯解，那不只是基本的職業道德要求，也是做人的道德底線。

收入之謎

那我們不禁要問，託班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為什麼如此之低？無論按任何標準，收銀員所肩負的責任也絲毫不能與託班工作人員相比，收銀員幾乎不需要專業培訓，其導致的任何損失都可以事後彌補，即便無法追回損失，其價值也是相當有限的，而託班工作人員需要對幼兒的愛心、耐心，更需要專業的看護、教育技巧。

85%的大腦發育在3歲以前完成，幼兒在3歲以前的生長在很大程度決定了其情感和智力發育，正所謂“從小看大，3歲知老”，託班工作人員任何失誤或過失所造成的傷害甚至根本無法以金錢來衡量。

事出必有因。託班老師的收入是一個市場價格，也不能逃脱市場規律。

首先，託兒所不同於其他很多行業的是，託兒所是一個高度勞動密集性行業，即使幼兒園也不能與之相比。以紐約市的強制性標準為例，對於1歲以下嬰兒，員工與幼兒比不得高於1:4，1歲-2歲為1:5，2歲-3歲為1:6，而3歲以上則最高可以達到1:15。顯而易見的是，員工與幼兒比越高，服務水平越高，隨之而來的就是成本越高，且這種成本很難因為技術進步和管理水平提高而得到改善。

除了人力成本，一般來説託兒所的場地要求也要高於幼兒園，以OECD（經合組織，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平均水平為例，託兒所的場地標準大致要高於幼兒園25%。換句話説，託兒所是一個高成本行業。這也是為什麼託兒所要價不菲的重要原因，如美國華盛頓地區的託兒所收費平均高達22631美元，只有9.4%的家庭達到美國衞生部設定的可承受能力標準（即托兒支出不超過家庭總收入的10%），全美有31個州的託兒所收費超過大學收費。

其次，這個行業的競爭者絕不僅僅是託兒所，更大量的競爭者是幼兒的爺爺奶奶和媽媽。對於大部分退休的爺爺奶媽來説，市場競爭力可以説最強，他們不圖任何報酬，不只如此，看護孫兒（女），頤養天年還是增加其福利。**即便是對於家庭傳統明顯弱於中國的美國老人，爺爺奶奶看護的比例也達到了32%。**爺爺奶奶的零收費對託兒所的高收費形成嚴重的競爭壓力。

更重要的是，當託兒所的收費達到媽媽收入一定比例後（如60%以上），託兒所在經濟上就會喪失競爭力。可以説，媽媽的平均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為託兒所的收費設置了天花板。對於高收入羣體，則會更多選擇私人保姆。需求者的支付能力的差異可以解釋保姆薪酬高於託兒所老師。

除此之外，家庭式的微型託兒所由於其成本更低，一般收費可以比託兒所低30%，也對託兒所構成競爭。

第三，託兒所成本難以削減，競爭者眾多，對於經營者而言，要想獲得利潤的唯一渠道就只能是從員工那裏打主意。當然，對於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的勞動力市場，老闆並不能為所欲為，其想法仍然受到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水平制約。

傳統上，人們大多認為看護幼兒是人，特別是女人的本能，並不需要特殊技能，因此，理論上全社會的所有勞動者都是競爭者，當然最直接的競爭者是龐大的低技能人員。也正是因為如此，很多職位招聘要求描述並沒有剛性的專業技能要求。如此激烈的競爭，自然就難有高薪。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説託兒所的工作在勞動力市場競爭是極為“擁擠”的，那麼這種假設可能就要面對為何託兒所同時存在招聘難的情況的詰問。實際上，託兒所支付能力有限，如果其崗位薪酬有任何明顯的提高，打破了與其他低技能行業的比價關係，這個行業的勞動力市場將立即變得“擁擠”，薪酬水平將再次下降，迴歸到均衡水平。

除此之外，託兒所的老師和保育員大多是外來人員和女性（如美國的女性比例高達95.6%），不可忽視的是，社會仍或多或上存在的女性就業歧視（如2016年美國女性平均只有男性收入的81.9%），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崗位薪酬水平。

第二媽媽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這些從業者“性本惡”，他們與我們絕大多數人一樣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員，可能還是孩子眼中的好媽媽。

幼兒看護和教育服務繁瑣，工作環境吵鬧，需要足夠的愛心、耐心，從業者一邊拿着微薄的收入，一邊又要忍受幼兒的哭鬧與折騰，或許還要備受管理者和家長們的指摘，作為服務對象的幼兒哪能理解其中的辛酸。

設身處地，當這種情緒逐漸積累，不平等、不公平的嫉妒心理就會油然而生，原本也是情理之中。但過度的嫉妒就會使原本不理性的心理產生過大壓力，導致心理扭曲，逃避工作責任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在極端情況下，看到或期待幼兒被虐待反而成為了她的安慰。如果管理者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那麼悲劇將不可避免。

託兒所的老師應該是專業人員，只有對從業人員設立專業門檻，才有可能防止劣幣驅逐良幣，才有可能提高其收入。只有當收入能夠維持其正常的生活水平，我們才能期望優質的服務。

但從業人員的收入與市民的承受能力的矛盾也不能忽略，這也是當前世界很多發達國家經歷過的問題。幼兒撫養責任不只是家庭的，也是社會的，特別是對可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中國而言，降低託兒所費用更具有現實意義，不僅有利於提高生育率，還有利於促使更多的媽媽更早迴歸職場，擴大勞動力供給。

從發達國家看，政府普遍都對此有不同形式的補貼，如美國平均而言，政府補貼佔托兒成本的40％。補貼既包括對個人的，也包括為員工提供托兒服務的公司，如公司開辦的託兒所成本可以進行税收抵扣。

美軍托兒和幼兒系統在1989年進行了改革，國會通過了military childcare act，軍人小孩只需支付不超過家庭收入12%的費用，老師資質標準和收入與其他工作崗位看齊，改革效果較好。美軍托兒系統的特點是：1. 按支付能力付費，而不是成本，即使一家人同時有多個兒童。以美國衞生部10%的標準為基準，即托兒成本不宜超過家庭收入的10%；2. 改革後，託兒所老師流動率從300%下降到30%。

託兒所的老師本該如同幼兒的第二媽媽，以對孩子媽媽般的愛，悉心照料，精心教育，但託兒所這個特殊市場造就的扭曲心靈使得這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有些國人所推崇的法國就是以公辦為主來解決這個問題。一些美國專家認可的美軍模式同樣是以政府投入為主。企業的投入也不可或缺，不該被嚇退，反而該鼓勵更多的企業進入，對國家而言，這確實是“惠而不費”的好事。

或許可以通過更嚴厲的管理制度來處處約束從業人員，或許可以使用更先進的監控系統來時時監督從業人員，但那隻能防止或減少做惡，並不能鼓勵更多喜歡這個行業，更有愛心的人們進入這個行業，更不能促使從業人員獻出他們內心的愛。沒有惡，並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幼兒在愛的環境裏成長才是我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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