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教育財政投入首超3萬億 北大教授籲警惕教育“拉美化”
據澎湃新聞11月17日報道，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2016年首超3萬億元。在教育財政投入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對於如何把錢用在刀刃上等問題，北大教授提醒稱，要警惕教育“拉美化”現象，即在人口收入差距顯著的社會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長可能逃離公共教育體系而在私立部門中尋求更高水準的服務，公立學校特別是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逐漸成為低劣質量機構的“代名詞”。
當下，我國的教育需求已逐步向提高教育質量、發展素質教育等內涵式發展實踐轉變。14日，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北大財政所”）所長、北京大學教授王蓉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如今，教育需求的核心矛盾已經轉變為百姓對於更高質量、更加差異化的教育的需求超越了教育供給能力的問題。
教育財政制度建設進入新時代
10月末，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統計局聯合公佈的《2016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顯示，2016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首次超過3萬億元，佔GDP比例連續5年保持在4%以上。統計表明，經費投入呈現從投資“物”轉向投資“人”的趨勢。
“簡單來説，教育財政體制問題就是‘誰拿錢’的問題，教育財政機制問題對應的就是‘怎麼拿錢’，而教育財政研究還涉及‘為什麼拿錢’這一目標問題。”10月31日，在華東師範大學開展的一場“十九大”後中國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研討會上，王蓉對教育財政體制機制改革政策研究中的概念界定作出了形象的介紹。
王蓉所在的北大財政所由財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學於2005年共同設立，是我國第一所專門致力於教育財政研究的學術機構，主要承擔政府部門委託的重大項目，組織大量前沿性的實證研究，服務於教育財政政策的制定。
11月14日，王蓉告訴澎湃新聞，近日她和北大財政所的同事將我國教育財政制度的建設劃分為：改革開放至2005年、2005年至今以及今後三個時段進行分析，稱之為1.0、2.0及3.0階段。
在1.0時期，教育財政研究者總體認為，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是當時最核心的關切，加大對於義務教育的投入無疑成為當時的共識。
而到了2.0階段，王蓉認為，我國的教育財政領域實現了三大關鍵性政策進展：第一，教育經費的投入維持了長達十餘年的穩定增長，實現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4%的目標。第二，中央教育財政責任迅速擴大。第三，政府為建立健全法律法規、建設與完善教育財政體制機制的基本制度做出了大量努力。
在她看來，教育財政1.0和2.0時代最主要的命題是：制衡中國式分權下地方政府教育供給激勵的不足，確保農村居民和低收入羣體的受教育機會。而當下，教育需求的核心矛盾已經轉變為百姓對於更高質量、更加差異化的教育的需求超越了教育供給能力的問題。
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問題
來到教育財政3.0時代，教育財政的相關制度面臨進一步調整與完善，更強調優化經費的使用效率和支出結構。而迎接新的時代命題就需要新的理念、新的規則。
一方面，教育財政面臨的挑戰體現在教育需求中出現的新形勢。例如，2017年初，王蓉提出的教育“拉丁美洲化”問題，即在人口收入差距顯著的社會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長可能逃離公共教育體系而在私立部門中尋求更高水準的服務，公立學校特別是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逐漸成為低劣質量機構的“代名詞”。
“如果社會中高層次教育的好學校傳統上都是公立機構，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學，且政府對這些機構採取高補貼或免費的政策，如巴西，這就會導致一種極端的、且是難以打破的教育不公平格局：社會的優勢羣體在私立中小學接受優質教育，從而得到優質低價的高等教育服務及其背後的高額的公共財政補貼；與此同時弱勢羣體接受着較低質量的基礎教育服務，難以在獲得精英性高等教育機會的競爭中取勝。”她指出，“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問題目前在我國不少城市的基礎教育領域已經非常突出，更令人擔憂的是，民辦學校與公辦初中的質量差距越拉越大，公辦學校的劣勢愈發明顯。
另一方面，挑戰來自教育供給出現的新業態。由於教育供給主體從實體學校轉變為“實體學校+課外補習機構+虛擬化項目與機構+國際化供給”，教育財政政策的瞄準對象也應有所拓展。
2015年，北大財政所開始對教育類科技企業、課外補習機構、商業性培訓機構和教育公司進行案例研究和調研，之後，又與西南財大合作進行了全國40000户的家庭入户教育財政調查，得出初步判斷：當前關於我國非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例的數據統計可能出現誤導性刻畫。
“因為統計數據只包含了學生、家庭通過納入統計體系的實體學校發生的教育支出，可能嚴重低估了家庭和其他社會成員沒有通過實體學校發生的教育支出，例如校外教育的支出，因此基於這一統計所得到的‘教育投入的政府行為與民間行為不協調’的結論有可能是需要商榷的。”王蓉説。
義務教育學校財政制度將迎突破
此外，她還關注到，近年教育“內涵發展”中涉及到的課程體系改革、教育教學流程再造對教育財政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教育部財務司的支持下，2010年開始，北大財政所課題組先在浙江試點，隨後在教育部財務司的支持下在中西部縣區拓展進行“中小學教育費用功能分類課題”的相關研究。課題組通過收集學校財務支出記賬憑證級別的數據，對每一張記賬憑證進行重新的科目劃分，測算出了各科的生均課程成本、各個課程羣的生均成本以及學生規模與生均公用經費之間的關係。如今，該課題系統已經能夠核算出一門音樂或體育課的生均成本，這將有利於教育“內涵發展”的進一步推廣。
同時，她認為，2018年即將推行的《財政部權責發生制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改革方案》也將在教育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該項改革能夠落地與順利實施必須藉助於類似上述課題這樣的鋪墊性、基礎性研究。
她説，這項研究的目的之一還在於探討在義務教育階段實施生均綜合定額撥款制度的可行性。目前各地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得到的政府投入可以分為人頭費、公用經費和基礎建設經費。如果在義務教育階段也實施生均綜合金額撥款（即按照學生人數，政府給予綜合撥款，其打通了人頭費和公用經費的成本核算模式），其背後的深層影響在於打破了現存的一些制度障礙。“只有財政制度先動了，‘加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的口號才能落到實處。校長無論是需要增減教師還是分配獎金，在用人制度上才會變得更加靈活。我認為這會是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未來3到5年在制度上將面臨突破的一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