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Dix：《東方快車謀殺案》，不再懸疑為何還去看重拍片？-安德魯·迪克斯

本文原載自澳大利亞“對話”網站，圖為原文截圖

真兇是誰不再重要

在著名犯罪類小説家P·D·詹姆斯看來，阿加莎·克里斯蒂對這類題材的獨特貢獻並不在於紛繁複雜的主題或非凡的寫作風格，而在於對謎團進行細緻入微的精加工。詹姆斯在2009年出版的著作《論偵探小説》中寫道，克里斯蒂“……是一位文學魔術師，她拿出面部朝下的人物紙牌，然後用熟練的詭詐之術洗牌……遊戲玩了一局又一局，我們每次都胸有成竹，認為這次翻的牌就是真兇，但每次她都讓我們無功而返”。

然而，如果詹姆斯的觀點是正確的，即克里斯蒂的小説給讀者帶來的滿足感源於令人驚詫不已的情節設計，那麼肯尼思·布拉納根據《東方快車謀殺案》新改編的電影似乎就要陷入困境了。

克里斯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於1934年出版。要説該小説故事情節的知名度堪比哈姆雷特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這部小説中“真兇”的身份已成為全球文化認知的一部分。畢竟，布拉納執導的這部電影不過是眾多改編作品中最新的一部而已。改編作品形式多樣，包括電影（悉尼·盧米特因執導1974年版同名影片榮獲奧斯卡獎）、電視劇（2001年和2010年分別出過一部）以及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小説。

此外還有一些揭示故事情節之謎的書籍、電影和電視劇廣受大眾喜愛。2008年的《神秘博士》中有一集就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為主人公，旨在揭秘“真兇”。有意思的是，對於東方快車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就連克里斯蒂本人也給用心的讀者提供了線索，她在1936年出版的小説《底牌》中再現了主人公赫爾克里·波洛。

雖然一些人或許還不知道《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結局，但也有很多人已經瞭然於心。那麼為什麼還要選擇看布拉納的電影呢？畢竟該電影展示的是相同的情節。克里斯蒂在《底牌》一書中對故事謎團駕輕就熟的處理方式有助於我們擺脱對故事情節的困擾，並促使我們轉而在主題和寫作風格上尋找其他興趣點。

新版電影主打懷舊

近來對克里斯蒂小説的批判在性別、性取向、階層和國家等小説架構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J·C·伯恩索爾2016年發表的研究成果賦予了這部作品新的生命力，而這種受當下社會問題驅動的修正主義不僅可被學者所用，也可被任何改編克里斯蒂作品的人所用。

令人遺憾的是，在布拉納的電影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影片對源自上世紀30年代的原始資料進行過徹底反思。克里斯蒂所在時期的政治和文化傳統毫髮無損地被保全了下來。比如説，布拉納執導影片中的波洛男子氣十足，這與戴維·敍謝通過2010年改編電視劇所表達的脆弱和痛苦形成了鮮明反差。

從另一些方面講，這部新改編的電影倒沒有此前的改編電影那麼傷感。影片的開場場景是陽光普照，盧米特執導的影片則不同，其開場在視覺和聲覺上像是在宣揚宿命論。此外，新改編的電影沒有選用暴力情境。電視片改編版開場就是一名婦女在伊斯坦布爾遭石刑，後面還有歹徒慘死的畫面。

布拉納改編的電影基本上遵循了那列豪華列車所帶的愜意節奏，該電影對克里斯蒂原小説進行改編的動力正是源自懷舊。

《東方快車謀殺案》電影美國預告海報

考驗眼力而非腦力

票房收入情況表明，《東方快車謀殺案》目前在英國是最受歡迎的影片。但這部電影既沒有改寫克里斯蒂的故事情節，在主題上也沒有什麼重大創新，那麼其成功的秘訣是什麼呢？

在最早期電影史以及所謂的“魅力電影”中尋找答案或許有所助益。“魅力電影”這個詞指的是展示激情或獨特場景、而非以複雜的故事情節取勝的電影。新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就應被視為投入豐富資源打造而成的“魅力”電影，由此可讓觀影者即便事先知曉故事情節也興趣盎然。

在出現熟悉的故事情節時，觀影者可能因去識別影片中的一眾明星而被轉移了注意力。在影片中陸續登場的演員包括朱迪·登奇、約翰尼·德普和米歇爾·法伊弗。此外，在視覺和戲劇效果上拿布拉納和此前的電影版所展示的波洛進行一番對比也是一件樂事。

隨着線索不斷累積，克里斯蒂小説中的波洛説了一句：“這可真練腦子呀。”然而，知道如何破解謎案的觀眾會發現，這部新電影主要是練眼睛。至於這部電影挑戰智力的地方，那可能就是評估高角度內景鏡頭的效果了。

喬納森·羅森鮑姆在一篇名為《為劇透辯護》的短文中指出，擔心透露電影故事情節不是“成年人的應有行為”。這種擔心所表明的是“認為情節重於風格”的狹隘觀念。

因此，劇透一下這部新電影的風格特點也不是什麼壞習慣。就在列車停在雪中時，影片使用了俯衝全景畫面和持續跟蹤鏡頭賦予動感。這種視覺上的細節設計絕非次要或無足輕重，實際上，這對於讓已經知道誰是真兇的觀影者獲得愉悦感至關重要。

《東方快車謀殺案》中國大陸 正式海報

（本文為澳大利亞“對話”網站11月9日發表的文章，題為《我們明明知道〈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結局，為什麼還要去看重拍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