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洋：安倍此時尋求中日關係好轉，打的什麼算盤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洋】

比起2014年的APCE見面，這次在越南，習近平主席和安倍首相都顯得輕鬆了不少。

彼時，中日關係正處於低谷：圍繞釣魚島問題，日本緊急出動戰機次數達464次，再創新高；日本內閣決議解禁集體自衞權，中國成為頭號“假想敵”。2014年又正好是甲午戰爭120週年，日本媒體甚至直言：2014年中日之間會爆發戰爭衝突。

2014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北京APEC峯會上握手

2017年11月1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越南峴港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從2014年到2017年，中日關係依舊低谷，但情況似乎在一點點好轉：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週年，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舉辦的國慶招待會上，安倍意外出現。一個半月後在越南APEC會議上，安倍再提期望明年訪問中國，並邀請習近平訪日。此後的11月13日，安倍又在菲律賓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舉行了雙邊會談。在這兩場會談期間，中日雙方就推動改善雙邊關係等議題達成一致。短短3天內，中日政府高層進行了2次會談，為兩國關係的改善奠定了良好基礎。

儘管安倍曾在多個場合表示願推動中日關係改善，但迄今為止似乎只有這一次的態度最為誠懇。當然，這並不是因為安倍個人的對華態度發生了轉變，而是因為中美日三邊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促使安倍不得不進行轉變。

在過去5年裏，由於奧巴馬政權推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使得日美關係得以深化。然而，自今年1月特朗普總統上台後，中美關係並沒有出現任何倒退，反而經歷了4月與11月兩場中美首腦會談後，兩國關係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樣一來，在中美關係不斷接近的背景下，安倍必須也儘快調整對華關係，以免在中美日三邊關係中陷入邊緣化。

另一方面，在過去的5年裏安倍政權之所以在改善中日關係上並不積極，主要在於兩國政府高層政治關係冷淡並未對日本經濟造成太大的衝擊。

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訪日中國遊客總數約為142萬人，而到了2016年則上升為637萬人。由於中國遊客在日本旅行期間消費額較大，這也就間接為日本政府帶來了可觀的財政收入。然而，隨着最近一兩年來中國遊客消費觀的逐漸理性，以及赴日個人遊的興起，過去“爆買”盛況將不復存在。因此，安倍也必須通過改善中日政治關係，來推動兩國經濟關係的深入。

如果説以上兩大背景是促使安倍晉三選擇此時改善中日關係的話，那麼通過改善中日關係，進而獲得政治外交紅利才是他最真實的目的。

筆者注意到，不論是在11月11日與習近平主席的會談中，還是在13日與李克強總理的會談中，安倍首相均表達出了希望儘早訪問中國，以及儘早實現習主席、李總理訪問日本的意願。安倍首相之所以有這樣訴求，其最大的原因就在於通過促成習主席訪日，進而實現中日兩國簽署第五個政治文件的目的。

自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實現至今，中日兩國一共簽署了四個政治文件，即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以及2008年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這四個政治文件從法律上鞏固了中日兩國的政治基礎，是中日兩國發展合作關係的基石。習主席11日會見安倍首相時就提到“在歷史、台灣等涉及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上，要始終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雙方已達成的共識行事”。

然而，隨着時代的進步以及中日兩國關係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希望中日兩國簽署第五個政治文件的呼聲日益高漲，即通過簽署第五個政治文件來深化發展21世紀的中日關係。如果稍微回顧一下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以及2008年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的簽署過程可以發現，前者是江澤民主席訪日期間簽署的政治文件（1992年與1995年江澤民均以總書記身份訪日），後者則是在中共十七大結束後胡錦濤主席訪日期間簽署的。同時，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1998年與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20週年、30週年。

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在北京簽署

或許是注意到了這樣的歷史經驗，安倍晉三才積極邀請習近平主席訪問日本。一來，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40週年；二來，中共黨代會結束後，中國國家主席訪問日本有先例；三來，中國國家主席最近兩次的訪日都簽署了重要的政治文件。

然而，安倍如果僅憑過往歷史經驗來判斷就顯得過於天真了。在筆者看來，中日兩國政府能否簽署第五個政治文件，以及習主席是否會在明年訪問日本，完全取決於安倍晉三是否真的有改善中日關係的誠意，兩國關係是否真的融洽穩定。

如果説中日第五個政治文件的成功簽署將成為安倍重要的外交遺產的話，那麼當前推動中日關係改善，也是為修憲營造有利的外部氛圍。經由10月份的眾議院選舉後，“修憲派”在眾議院中獲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這將使得安倍修憲在國會中不會遇到太大阻力。但是，日本民眾對於修憲的態度還很微妙，比如每日新聞在11月14日發佈的民調顯示：66%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急於修憲”。

因此，在當前日本民眾對於修憲還存在不小的牴觸情緒的背景下，安倍需要積極改善日本與周邊鄰國的關係，畢竟中韓等鄰國如果強烈反對安倍修憲的話，那麼將很容易影響到日本國民對於這一議題的看法，而且作為日本內政最重要的議題，修憲過程也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氛圍。

在本次的中日首腦會談中，筆者注意到安倍晉三對由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多邊合作機制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根據人民日報的報道，在11日的中日首腦會談中，安倍表示願與中方共同探討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事宜。這是安倍年內第2次就日本是否參加“一帶一路”問題進行表態。

由於實施至今的“安倍經濟學”並沒有幫助日本擺脱通縮，而人口不斷減少與老齡化問題又使得日本國內市場愈發萎縮。因此，安倍此時尋求改善中日關係，旨在藉助於參加“一帶一路”項目來發展日本經濟，緩解“安倍經濟學”的壓力。

同時，由日本主導的TPP（現更名為全面且先進的TPP，CPTPP）依然在艱難維持中，特朗普政權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以下簡稱“印太戰略”）前景還不是分明朗，所以改善中日關係，依託“一帶一路”來發展日本經濟就成了安倍政權當下的最佳選擇。當然，日本最終是否會加入“一帶一路”還有待觀察，即使加入預計也只能是有限加入，比如只參與到“一帶一路”沿線的經貿、基建合作項目等。

結合這兩次中日首腦會談的談話內容可以發現，安倍此次推動改善中日關係的目的很明確，即實現年內舉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實現2018年訪問中國以及習近平主席訪問日本。但是，安倍並沒有為長期發展兩國關係提出任何承諾或建議，也沒有展現出類似的誠意。基於此，筆者預計中日關係在未來幾年裏也只能是有限改善，但並不會深入發展。

由於日本在CPTPP與“印太戰略”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即使安倍首相對“一帶一路”表現出了興趣，但這並不意味着日本就會放棄這兩個多邊合作機制，何況“印太戰略”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因此，今後在某些領域裏，日本還會與中國抗衡競爭，不過其聲調可能會有所降低。比如，在本次東盟峯會期間，安倍雖然提出了“在法治基礎下維護航行自由”，但並沒有説出“南海”二字，而在闡述“印太戰略”時也強調該戰略是“一帶一路”的補充，並不是為了與其競爭等。從中可以看出，安倍還是在暗中推銷遏制中國的戰略構想，只不過暫時不想過於高調地刺激中國而已。

最後，中日關係的改善並不是中國，或者日本單獨一方就能實現的，這需要兩國的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儘管在最近的這幾天裏，安倍展現出了一定的誠意，但這樣的誠意到底真實如何，還有待觀察。中國方面始終重視發展同周邊鄰國的關係，在本次的十九大報告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因此，今後我們應該積極地歡迎並且參與到改善中日關係的行動中去，但同時也要對安倍政權的任何一個小動作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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