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黎巴嫩內政暴露沙特外交軟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持續近半個月的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里里辭職事件，終於隨着哈里里接受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國事訪問邀請，而暫告一段落。不過作為黎巴嫩總理，哈里里似乎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

在黎巴嫩國內政治博弈的背後，來自沙特的影響似乎清晰可見。與此同時，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艾森考特在接受沙特海外媒體就黎巴嫩總理哈里里辭職的採訪時，表達了以色列願意與沙特“分享信息”、共同應對伊朗威脅的意願。

黎巴嫩總理危機，似乎預示着以色列和沙特之間“反伊朗聯盟”的即將形成。

當地時間2017年11月14日，黎巴嫩貝魯特，人們在街頭樹起辭職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里里的海報。

黎巴嫩與巴勒斯坦

沙特與黎巴嫩的關係，可以追述到半個多世紀之前。在上世紀50年代，伴隨着埃及“納賽爾主義”在中東的影響不斷擴張，秉持世俗主義和泛阿拉伯主義的埃及，與秉持泛伊斯蘭主義和王國政體的沙特，也在中東地區發生了一系列“明爭暗鬥”，其中最為關鍵的爭奪就是上世紀60年代的也門內戰，當時埃及支持秉持世俗主義和泛阿拉伯主義的阿拉伯也門共和國，而沙特和約旦則支持也門保皇派武裝。在也門內戰之中，沙特始終希望黎巴嫩能夠向自己“看齊”，與埃及保持距離。

在數年的內戰中，埃及不僅直接出人出槍，還抽調了國內精鋭進駐也門，但是埃及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埃及駐防在西奈半島的十萬大軍被以色列擊潰。從此以後，埃及在中東的地區的“軟實力”一落千丈，與之相伴隨的是世俗主義“魅力”的衰落，以及伊斯蘭極端主義影響力的崛起。作為戰爭另一方的沙特，則通過“代理人”戰爭，削弱了主要的戰略對手埃及，但是卻讓巴勒斯坦人再次陷入流離失所的災難之中。

為了彌補巴勒斯坦人，沙特支持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在以色列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建立營地”。最初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大本營設在約旦，但是巴勒斯坦抵抗組織與約旦政府摩擦不斷，在1970年9月最終積累爆發了“黑九月”事件，導致巴勒斯坦抵抗組織成員被約旦軍隊驅逐出境。“走投無路”的巴勒斯坦抵抗組織成員，將弱小黎巴嫩視為下一個“抵抗大本營”。

沙特幫助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建立武裝分支機構，但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後來黎巴嫩國內的政治動盪。巴勒斯坦武裝人員持續不斷的越界打擊以色列目標，往往會遭到以色列軍隊的報復，而受到傷害和威脅的，大多是邊境地區的黎巴嫩民眾；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南部建立武裝營地，也很快成為了黎巴嫩國內的“國中之國”和“法外之地”，讓謀求政令統一的黎巴嫩政府十分頭疼；更為關鍵的是，巴勒斯坦抵抗組織的湧入，打破了黎巴嫩國內政治和宗教派別平衡，也讓本已經十分脆弱的黎巴嫩國內政治平衡搖搖欲墜，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黎巴嫩內戰的爆發。

“真主黨”的崛起

1975年到1990年的黎巴嫩內戰，伴隨着以色列軍隊對於黎巴嫩南部的長期佔領，黎巴嫩陷入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最終在沙特的斡旋下，1990年黎巴嫩各個政治軍事派別在沙特的“夏都”塔伊夫簽署了《塔伊夫協定》，結束了內戰，重建聯合政府。而沙特則通過支持敍利亞在黎巴嫩的戰後主導地位，取得了黎巴嫩以及什葉派政黨對於沙特支持的“遜尼派總理人選”的支持。一個“皆大歡喜”的政治局面，成為了沙特外交手腕的重要成果。

但是拉菲克·哈里里（薩阿德·哈里里的父親）擔任黎巴嫩總理期間，一直試圖謀求獨立自主的政治地位，試圖擺脱外部勢力尤其是敍利亞對於黎巴嫩政治的主導態勢。而最終2005年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殺身亡，此次事件也成為了黎巴嫩國內政治的分水嶺。

以黎巴嫩真主黨、什葉派的阿邁勒運動組成了“三月八日陣線”，堅決的要求發展與敍利亞的“友好關係”；而以一些遜尼派政黨和基督教馬龍派政黨組成的“三月十四日陣線”，則要求謀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黎巴嫩國內政治深陷分歧的“鴻溝”。

2005年拉菲克·哈里里的遇害，對於沙特來説十分突然，產生的後果也讓沙特疲於應付。為了支持拉菲克·哈里里，沙特長期以來壓迫其他黎巴嫩遜尼派政治人物，因此當哈里里遇害之後，沙特並沒有其他的“人選”可供支持；此外，2005年哈里里遇害案，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是敍利亞在背後謀劃和實施，這也導致了敍利亞撤出黎巴嫩，而隨後伊朗在黎巴嫩填補了敍利亞留下的“政治真空”；2006年以色列與什葉派“黎巴嫩真主黨”的武裝衝突，更讓“真主黨”的地區聲望大大增加，在黎巴嫩國內的影響力也不斷攀升。

到2008年，伴隨着伊朗和“真主黨”在黎巴嫩的影響力迅速崛起，黎巴嫩內戰再次爆發，而這一次，有槍有地盤的“真主黨”成為了大贏家，缺少武裝力量的黎巴嫩遜尼派不得不接受“真主黨”在國內的特殊地位。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之後，儘管黎巴嫩政府保持中立，但是“真主黨”卻直接派兵進入敍利亞作戰。在沙特看來，“真主黨”已經成為了伊朗在中東地區擴張的“代言人”。

硬實力不足的軟肋

當2016年底，薩阿德·哈里里終於當選黎巴嫩總理之後，沙特曾經寄希望薩阿德能夠穩定黎巴嫩國內局勢，尤其是遏制黎巴嫩國內的“真主黨”。沙特的方式，就是通過各種“地區聯盟”的形式，來譴責伊朗“及其支持的”什葉派武裝在中東地區的擴張，同時也通過“經濟制裁”“削減援助”的方式來威脅黎巴嫩政府。

儘管沙特有着巨大的財力，同時也有一定的地區號召力，但是沙特缺乏“硬實力”。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到2015年介入的也門內戰，沙特軍隊在戰場上讓人大跌眼鏡，軍事表現與其龐大的軍費開支不成正比。沙特更加擅長的，恐怕還是如上世紀60年代也門內戰，上世紀70年代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和上世紀8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那樣，通過“出錢出槍”，武裝“代理人”，幫助自己打擊地緣政治敵手，間接的維護自己的政治聲望。

但是具體到黎巴嫩，當前黎巴嫩國內，黎巴嫩“真主黨”的“自主”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在中東地區，伊朗巨大的影響力，也通過也門、敍利亞、伊拉克乃至黎巴嫩國內紛爭而得以顯現。相較之下，仍陷於與卡塔爾的“海灣內鬥”、國際油價持續走低而導致外匯儲備縮水、“拘捕王室成員”引起的政治動盪的沙特，儘管希望能借助組建“遜尼派國際聯盟”而遏制伊朗，但是實際效果卻十分有限。

一方面，沙特傳統的政治“保護人”——美國，不再直接幫助沙特來遏制伊朗。無論是奧巴馬政府，還是沙特曾經“給予厚望”的特朗普，在遏制伊朗的問題上，要不“視而不見”，要不“口惠而實不至”；另一方面，沙特所希望拉攏的遜尼派國家，尤其是具有較強軍事力量且和沙特存在長期軍事合作關係的國家，如埃及和巴基斯坦，並無意在中東地區與伊朗做全面對抗，更鬱於國內的諸多問題，無力與沙特結盟而在中東地區擴張勢力。

面對以色列的“橄欖枝”，沙特又礙於自己“伊斯蘭兩聖地（麥加和麥地那）守護人”和伊斯蘭運動領導國的身份，難以公開接受，否則就是對巴勒斯坦和伊斯蘭的背叛，這是任何沙特領導人都不敢公開接受的“大禮”。

形單影隻的沙特，只能寄希望於通過資金，在一些國家，如伊拉克，敍利亞，也門和黎巴嫩，影響某些潛在的“政治盟友”，出面遏制伊朗在當地的影響。而“糖衣炮彈”，很多時候無法抵禦真正的“鋼鐵炮彈”。或者説，沙特與伊朗，在中東地區政治博弈中，根本不是一個“重量級”的選手。

因此，當薩阿德·哈里里無法有效的遏制“真主黨”，而年輕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在一些政治事務上顯得缺乏耐心，哈里里也就成為了沙特外交的“犧牲品”。實際上在哈里里辭職之前，沙特已經顯現出對黎巴嫩的“不滿”，比如削減對於黎巴嫩的經濟援助，顯現出沙特王室對於哈里里執政成效的不滿；在哈里里辭職之後，沙特甚至威脅要中斷與黎巴嫩的經濟往來，同時沙特的海灣盟國，如阿聯酋和巴林，都先後號召本國公民“回國”，這對於依賴海灣僑匯的黎巴嫩國民經濟來説，無異於當頭一擊。

儘管我們仍然無法知曉，哈里里的辭職是否真的是沙特“一手導演”，但是其突然辭職，幾分蹊蹺，必然與沙特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沙特的“老大哥”作風，如蠻橫的威脅制裁黎巴嫩經濟，也讓黎巴嫩包括遜尼派在內的各個政治派別批評不已，同時也損害了沙特的國際形象。而與以色列建立公開的聯盟，在當前的現實背景下，更是不可觸碰的“政治紅線”。無論是黎巴嫩其他政治派別，還是沙特自己，都無法約束“真主黨”，更無法約束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擴張。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里里辭職的背後，我們看到的只是沙特無奈的發泄與任性的苦果。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