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新政府難產之際，反思德國的“歡迎文化”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若要讓一對彼此本無好感的男女在短期內締結婚姻，這無疑是一件難為各方的事情。眼下的德國政壇，正在上演着這麼一出“苦情戲”：9月24日大選至今已過去八週，但聯盟黨（Union）、自民黨（FDP）和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所進行的聯合執政預商會晤（Sondierung）在經歷了數週艱苦卓絕的談判後，還是於最後時刻宣告破裂。

不只是德國，歐洲乃至全球其他地區，也有無數雙眼睛焦急地觀察。歐元已經受此影響大幅下挫。

四方面臨諸多分歧，如氣候、歐元政策等，而難民接家屬來德國團聚（Familiennachzug）是綠黨與其他各方互不相讓的關鍵點之一。綠黨是當年支持默克爾“歡迎文化”最堅定的支持者，而且，當開放國門的主導者默克爾早已藏在姐妹黨基社盟（CSU）的後面、避免直接面對這個難題的背景下，綠黨依然不改初衷，堅守在這個問題上的人道主義立場，這的確非常難得。

而基社盟堅持強硬態度，並非它不知何謂“基督精神”，而是不想在明年的州選中重蹈今年聯邦大選中的失敗覆轍。畢竟，巴伐利亞可是基社盟在聯邦德國內唯一的根據地，是它賴以生存的政治家園，因此，在這個問題上讓步，對它而言的確非常困難。

由此可見，兩年前的難民潮至今餘震未消。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雖然贏得了9月的聯邦議會大選，但她最終是否能執政，目前來看還是個問號。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與“難民潮”密切相關的德國“歡迎文化”做一個清醒的反思。

“歡迎文化”有違德國人的民族性格

德國人在2015年夏末對難民表現出來的熱情超乎尋常，被社會各階層熱捧的“歡迎文化” 一時間讓全世界對德國刮目相看。意大利作家克勞迪奧·馬格里斯（Claudio Magris）當時看到慕尼黑火車總站德國民眾自發歡迎難民的場面後感嘆道：“德國的歐洲曾是一場噩夢，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們看到了一個屬於歐洲的德國。”

的確，默克爾的善舉不僅令國外民眾為之動容，就連德國人自己都被這説不清道不明的變化感動了。可是，德國從政府到民間展示出來的這份熱情究竟從何而來？因何而來？是為了在世人面前洗刷自己排外的不良記錄？還是出於對勞動力的需求而打“人道主義”這張牌？還是基督精神戰勝了政治算盤？

或許，這幾種可能性都曾多少存在過，但真正的原因，記者羅賓·亞歷山大（Robin Alexander）在《隨波逐流》（die Getriebenen）一書中做了詳盡和可信的鋪敍。實際情況是，默克爾當年的決策更多是迫於或隨着形勢作出的，其中包含可不少誤判和失誤。

但在當時，作為旁觀者，筆者無從知曉這些內幕，只是憑着理性和邏輯而對那個“夏末童話”持懷疑和觀望態度。德國並不缺乏善良的人，可兩年前那種大張旗鼓的方式既不太符合德國人固有的性格，也缺乏有據可查的傳統記錄。在人們的記憶中，能把德國人與外國人聯繫到一起的往往是“排外”歷史。

遠了不説，上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的難民收容所就曾被點燃過，並造成人員傷亡。當時社會的抗議聲浪也不是沒有，但頗微弱，留在記憶中的似乎只有那具有象徵意義的“燭光鏈”（Lichterketten）。但是，燭光雖可以寄託哀思，以示悼念，卻也很脆弱，遇到風吹瞬間便會熄滅。

不錯，當年那些主動出來幫助難民的德國人都很真誠，德國也有慈善捐贈的宗教傳統，願意幫助國內和世界上的窮人和有難之人，但這種“給予型”的幫助還不等於張開雙臂歡迎和接納別的文化和族人加入到他們的社會中來。

在這方面，德國有過前車之鑑。二戰中，德國人員傷亡嚴重，戰爭末期，連少年都被徵入伍；加上大量士兵被俘，被蘇聯關押在俘虜營，所以，戰後德國的經濟起飛受到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困擾。為此，當時的西德從土耳其等國引入了大量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經濟界當然歡迎，畢竟政府給它們要來了廉價的勞動力，但德國此前一直是一個相對單一的民族，一下子要融合這麼多外籍人員，對整個社會和廣大民眾來説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由於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這幾批土耳其人及其後續跟來的家屬雖然在德國站穩了腳跟，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至今都未真正融入德國社會。他們自發或不得不形成的“平行社會”反過來又增加了德國人對外國人的隔閡感。應該説，德國戰後推行的第一次“歡迎文化”很難説完全成功，甚至在部分人眼裏是基本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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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的特性：秩序、細節和安全感

德國人對“秩序”有着一種相當執着的追求，連他們最常見的問候語直譯過來都是：“一切都在秩序中嗎？”（alles in Ordnung?）德國人願意資助你，幫助你，同時卻儘量要與你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他們不願意讓外人打擾自己的生活秩序和習慣。一旦你進入了他們的生活圈，那就會成為他們“改造”和“教化”的對象。他們的這種習慣與做法並無惡意，但客觀上卻給外人難以融入難以交往的印象和體驗。

德國人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對“細節”和“安全” 的執着。在“感動了別人和自己”的那個階段過去後，德國人肯定會問：來德國的難民中有多少真正受到迫害？有多少“聖戰者”會混入難民潮中？如果我們接納所有想來的人，那還算或還能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嗎？接着，常態中一向理性的德國人會發現，這幾無根基從天而降的“歡迎文化”中其實包藏着某種自我欣賞、自我感動和自我滿足的心態。

一旦意識到這點，他們肯定會自問：既然有如此之多的“自我”在作祟，那給人的“好客印象”還是“人道主義”嗎？德國人真的會如此反思，雖然未必會將反思結果順暢地表達出來，畢竟太囧了。但是，這不妨礙他們起碼在內心得出結論：這並非無私的接納其實是無以為續的。於是，他們開始後悔自己在感性的驅動下陷入了騎虎難下的境地。

因為理性，德國人與“身體裏流着沸騰拉丁血液”的南歐人相比，更加懂得隱忍、順從和自我排遣。德國的亞洲問題專家奧斯卡·威格爾（Oskar Weggel）在他的一篇論著中比較了中德兩個民族的共同性，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和德國人都比較敬畏權威。不錯，無論是儒教還是普魯士傳統，都很注重臣服與順從。默克爾既然當着全世界的面發了話了拍了板，作為手下和百姓就應該去儘量貫徹領導意志，維護國家形象。領導的形象也是國人的面子啊！

於是，百姓即便心存懷疑和不滿，也不會或不敢立刻率性地大聲表達出來。到最後，對現狀的“恐懼”和“不滿”的表達空間幾乎全數留給了被政治邊緣化了的極端勢力。就這樣，在不長的時間內，筆者眼睜睜地看着曾經被德國人引以為豪的“歡迎文化”一步步拾階而下，先演變為“難民問題”，到後來則乾脆成了“難民危機”。

面對這場始所未料、但的確又是自己找來的“危機”，人們變得異常敏感，異常容易受傷，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糾結和矛盾中：一方面受制於“政治正確”，難以放下自己敲鑼打鼓高高抬起的“歡迎文化”；一方面開始環顧四周，尋找各種可以體面下台的階梯。説到底，德國政府和民眾其實都沒有在心理和物質上做好接收那麼多難民的準備。

一般情況下，德意志是個極為自律的民族，但是，在它理性的表面之下，時而也會迸發出感性的火花。而且，這種非常態的感性時刻一旦出現，德國人往往把握不好，於是就會出現“做過火”的現象。

兩年前的“歡迎文化”雖有些“曇花一現”的意味，但它的確也反映了德國人非理性及助人為樂的一面。我們可以認為“歡迎文化”不成功，沒有做到有始有終，但質疑德國人的熱情和善意也於事無補了。數年來的許多事件，已經罕見的內閣難產，已足夠每個德國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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