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鑫誠：留日學生生活狀態變化，折射日本“失落二十年”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洪鑫誠】

近期，隨着“江歌案”在輿論浪潮之下逐漸演化為“江歌劉鑫案”，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狀態又進入公眾的視野。江歌和劉鑫都曾是在日中國留學生中的一員，分別就讀於法政大學及大東文化大學。

中國學生留日的傳統

事實上，日本自近代以來就是中國學生的重要留學目的地。清末民初，一衣帶水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變得強大，是吸引中國學子留學的主要因素。另外，地理上相對鄰近，以及留學成本相對歐美便宜，也讓留學日本成為性價比極高的選擇。

李大釗就讀早稻田大學時期的資料

這一傳統在我國改革開放後的留學潮中得到延續，尤其自上世紀90年代末放寬自費留學政策後，日本成為當代中國學生的熱門之選，留日學生人數節節攀升，直到近幾年才觸頂回落。若僅計算在日本各大學院校（即不含語言學校等）的人數，2015年在日中國留學生約有7.78萬人，這一數字仍高達日本國際學生總數的一半以上。

資料來源為全球化智庫發佈的《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6)》

而從這一從不斷攀升到逐漸回落的赴日留學趨勢的背後，可以隱隱看到中日之間二十年來的國力消長，以及更顯而易見的，中國留日學生羣體生活狀態的變化。

20年前：一天就是一個月的花銷

筆者在赴東京求學之前，一位早年留日的教授便推薦我看一部紀錄片。這部片子名叫《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是一部由我國早年留日學生利用業餘時間，獨立集資，歷時三年制作的紀錄片，講述了一些90年代中國留日學生當時的生活。它不止曾創下富士電視台收視紀錄，榮獲“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獎”紀錄片獎等榮譽，也改變了當年許多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偏見。更重要的是，為我們留下了關於那個時代在日中國學生羣體的真實留學生活紀錄。

筆者當時看的時候確實有些震撼，雖然不如一些網友説的“擊碎了留學的雄心壯志”那般嚴重，但該片寫實的鏡頭的確把那種留學生出國之前對於陌生國度的未知及獨自生活的壓力非常具體地營造出來。因而從紀錄片的角度，該片確實很到位，通過上世紀90年代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狀態，和他們在中日之間家庭、社會的聯結，拍攝者把個體的努力及時代的背景生動地勾勒出來。

片中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位來自江蘇的“官二代”韓松。初到新世界的興奮和期待很快被冰冷的現實取代：四張半草蓆大小，沒有衞生間，每月租金卻高達2.5萬日元的小租屋；語言不通，獨自生活；更要命的是，當時中日之間的收入及消費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韓松在需要自己動手買菜做飯的時候才真切感受到了這一點。當時一捆青菜在日本售價約合32元人民幣，是國內的六十幾倍，他每天的花費，竟相當於在國內一個月的工資。

在國內家境優越的韓松一度陷入自我懷疑，他不得不為了基本的生活而拼命打工賺錢，同時還要留出時間學習語言，以求早日考上理想的大學。自此，韓松每天奔波在語言學校、打工的餐廳和租屋之間，打工長達十二個小時，回到租屋就熬夜背單詞，幾乎沒睡過一個好覺。

就這樣，熬了近兩年，暴瘦30斤，韓松在日本站住了，還考入私立名校明治大學，可以説是相當勵志了。

韓松的故事可以算是早期留日學生的縮影，那個時候的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學業和生活的雙重壓力幾乎是標配。而事實上能付得起前期投入，把孩子送到日本正兒八經留學的，已經是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這個羣體即使最初很容易感受到國內外生活的巨大落差，但堅持一段時間的打工生活，加上家庭的支持，通常能夠順利考上大學，有一條較光明的發展道路。“打工”的經歷對他們來説，常常是一種值得銘記的“辛苦的成長”。

研修生：遠不止是辛苦

但對於另一羣中國在日學生——研修生來説，“打工”這個詞意味的不止是辛苦。嚴格意義上來説，“外國研修生”並不算是“留學生”， 日本在1980年代基於 “技能實習制度”設立“外國人研修制度”,即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可以在最長3年時間內在日本邊勞動邊學習技術的制度。

然而,隨着日本社會逐漸老齡化而導致勞動力缺乏,研修生制度成了變相引進勞動力的方式。1993年日本推出“技能實習生”的在留資格,但是從事的勞動也多是日本人不願乾的低薪的“3K工作”(危險kiken,髒kitanai,累kitsui),這與培訓技術的目標日漸背離。

而由於過去中日之間存在較大收入落差，中國一直是這種研修生的最大來源國。研修制度的確為中國帶來了收益，緩解了部分地區的勞動力就業壓力，也客觀上增加了研修生們的家庭收入。

在日外國研修生人數

但研修生的在日工作生活環境一直受人詬病，據騰訊評論報導，外國研修生問題律師聯絡會指出，許多接收方對研修生實施刻薄的管制，收繳他們的護照、健康保險證，還作出各種非法懲罰規定，工作時間上廁所，忘記鎖門以及穿拖鞋外出等都要被罰款。與此同時，外國研修生來日之前與當地勞務輸出方簽署的合同也存在侵害人權的內容。

日本《產經新聞》報道稱，2011年至2016年的五年間，“失蹤”研修生人數不斷增加，“失蹤”的中國研修生已累計超過一萬人。另外，《日本時報》2016年的一篇報道稱，2015年，共有5803名在日研修生失蹤，其中來自中國的為3116人，佔到一大半。過去5年，這個數字一直在不斷增加。而那些失蹤的人口，則很有可能成為黑市勞動力。

中日國力格局之變翻轉留學方向

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隨着中日國力格局的不斷逆轉，我國赴日留學、研修的熱潮不斷退燒，中國留學生羣體的生活狀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而由於日本近年經濟不景氣，又受到日元持續貶值影響，外國研修生的收入進一步縮水。另外，隨着中國收入的逐漸提高，願意遠赴日本賺辛苦錢的中國人也越來越少。據中新網引日媒報導，截至2015年6月，在日中國技能實習生有96120人 ，與2012年末的111395人相比，降幅明顯。

有趣的是，中日雙邊留學格局亦正悄然生變。據統計，自2012年末到2015年6月，全日本在籍中國人留學生從113980人減至104051人。而日本文部省科學省資料顯示，2012年起，中國成為日本第一留學目的國，日本赴中國留學生已達2萬人，自1983年調查以來首次超過美國。

與此同時，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就業層次不斷提高。2012年末，持有“技術·國際業務·人文知識”在留資格的中國人有54461人，到2015年6月，已增至59755人。同一時期，持有“經營管理”在留資格的中國人也從4423人增長至7318人。

對此，中國留日同學總會會長汪先恩先生在受訪時就表示：“現在到日本的留學生都有相對比較好的經濟基礎和語言基礎，學歷也比較高，很多都是過來讀研究生的，屬於鍍金性質。他們留在日本從事的工作也比改革開放前那一批更加體面。如今，在日留學生已經成為日中友好的橋樑。”

20年後：打工主要是賺零花錢 學日語

在《我們的留學生活》約20年後，“韓松們”那樣的生活在中國留學生羣體中已經相當少見。筆者在研究科的中國同學們很少有人打工，日文課上認識的本科生們也大多以學業為重。如今教授和學長們在推薦你打工的時候，用的理由更多是“體驗生活”、“提高口語”、“感受社會文化”等等，顯然少了許多沉重。

與筆者聊到這個話題時，在早大讀研的陳同學説：“反正打工嘛，就是賺零花錢，幹得不開心就可以立馬辭掉。”“現在日本打工的人很缺，便利店門檻也低，以前很多中國留學生在便利店打工，現在都是東南亞人了。”她曾在學生會館、畫廊打過工，也做過翻譯和助教，這些工作在她看來既輕鬆又能練日語，可謂學習、外快兩不誤。

國際教養學部的本科生殷同學也沒有打工，她覺得非要説有什麼壓力的話，還是來自學業。“最近期中複習的東西很多，打工感覺也挺不錯的，可能會明年考慮？”她説。

總的來説，現在為了“生計”而打工的中國學生少了，但在消費水平較高的日本，尤其是東京這樣的都市區，在不影響學業的前提下打工對中產家庭的學生來説仍然“不無小補”。像翻譯、補習班教師這樣比較“學以致用”的工作對在讀生來説可謂相當理想，有不少就讀東大、早稻田、慶應等日本名校的中國學生會在遍佈東京各地的“塾”或語言學校兼課。筆者離開東京之前，在東大讀博的好友便在飯桌上很欣慰地跟我分享他輔導的補習班學生考上心儀的“青山學院大學”的好消息。除此之外，他還接了給日本學生當中文家教的工作。正如數據顯示，日本學生留學中國的風潮漸起，中文在日本的市場前景自然看好。

日本地鐵上常見的補習班廣告

2012年，日本作家池田信夫的代表作《失去的二十年》在中國翻譯出版。巧合的是，這一年剛好是中日留學方向發生逆轉的標誌性年份。而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留日學生在日生活之變遷，似可作為那本暢銷書的時代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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