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安德森：“星辰大海”絕非空話，中國很可能第一個發現外星人
【觀察者網黃鬱譯、楊晗軼校】今年一月，中國科學院邀請中國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訪問坐落於西南地區（貴州省平塘縣大窩凼窪地）的射電望遠鏡。這座射電望遠鏡採用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其直徑幾乎是波多黎各叢林中的美國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的兩倍。中國的這座巨型球面望遠鏡是全世界最大的望遠鏡，甚至可能是全宇宙最大的望遠鏡。雖然它的敏感度足以偵測到不發射訊號的間諜衞星，但它的主要用途還是科學探索，其中包括一項非同尋常任務：它是地球首個用於監聽外星文明訊息天文台。如果未來十年真有信號從九重天外傳來地球，中國很可能將第一個捕捉到它。
《大西洋月刊》12月版刊文：“如果（與外星人）首次接觸的是中國，會怎樣？”
在某種意義上，中科院邀請劉慈欣參觀這座射電望遠鏡是意料之中的事，因為他在中國的宇宙探索事業上有非同尋常的發言權，連中國國家航天局有時候都會就某些科考項目向他提出諮詢。劉慈欣是中國的科幻教父，許多中國作家都會在他的姓氏之前加個“大”字以示尊敬。在過去幾年裏，中科院的工程師們一直把射電望遠鏡建設的最新進展通報給劉慈欣，除了各種圖示以外還附有留言，感謝劉慈欣作品給他們帶來的啓發。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邀請劉慈欣參觀這座射電望遠鏡又是個奇怪選擇。他的作品中許多地方都在告誡人類，與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觸存在風險。他在書中警示，也許“其他外星文明”將在不久的未來出現，而這可能導致人類的滅絕。他在英文版《三體》的後記中寫道：“也許再過一萬年，人類注視的那片星空依舊空曠而寂靜，但也許明天我們醒來就會發現地球軌道上停着一艘月球般大小的外星飛船。”
貴州大窩凼窪地射電望遠鏡的球面結構
近年來，劉慈欣已經躋身全球知名作家之列。2015年，他的小説《三體》獲得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這是首部摘得科幻界最高桂冠的翻譯作品。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告訴《紐約時報》，在他被政務煩的焦灼不堪之際，這本書（三部曲的第一部）給了他一種宇宙視角。劉慈欣告訴我，奧巴馬甚至通過工作人員找他討要過第三部的樣本。
在第二部的末尾，書中的一位主人公闡釋了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任何文明都不該向宇宙宣告自己的存在。因為其他文明一旦探測到你的存在，就會把你當作自身擴張的威脅，因而所有文明都會消滅掉競爭者，直到遇上擁有更高科技的文明成為被消滅的對象。這種殘酷的宇宙觀被稱為“黑暗森林法則”，它把宇宙中的每個文明都看作隱匿在森林暗處的獵人，靜靜等待對手發出聲音暴露目標。
劉慈欣的《三體》故事情節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末，當時正值文革期間，一名年輕女性向附近的星系發出了一條信息。接收到該信息的文明由此展開長達數百年的侵略地球的遠征。但由於紅衞兵放縱的惡行使這位女性對人性感到絕望，她認為人類不配繼續生存下去，因而對人類面臨的危險毫不介意。人類世界可能發生的科技爆炸讓外星文明擔心，比如人類曾在發明連發步槍後的百年以內就發明了原子彈，地球可能在外星生物到來之前就獲得科技突破，因此在前往地球的途中，這個外星文明向地球發射了“智子”，以擾亂我們的高能粒子加速器，阻止我們在戰爭物理學上取得進展。
科幻小説有時被稱為未來文學，但歷史隱喻也是其突出特徵之一。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就是基於古羅馬的架構創作的，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的某些情節則借鑑了阿拉伯遊牧部族貝都因人的歷史。劉慈欣不願將他的作品與現實世界聯繫起來，但他曾經告訴我，他的創作的確受到了地球各文明歷史的影響，“尤其是原住民與科技更發達的文明之間的碰撞。”這樣的遭遇曾出現在19世紀，整個亞洲的“中央王國”中國，被歐洲的海洋帝國用堅船利炮敲開了門，此後備受蹂躪，地位一落千丈，堪比古羅馬的淪陷。
今年夏天，我前往中國參觀了新落成的天文台，但首先我去北京見了劉慈欣。閒談時我們聊起《三體》改變成電影的事。他略顯無奈地説：“這兒的人希望它能成為中國版的《星球大戰》。”這部耗資巨大的電影在2015年就完成了拍攝，至今仍處於後期製作階段。此前曾出過整個特效團隊大換血的消息。劉慈欣説：“在拍科幻電影這件事上，我們的體制還不成熟。”
我是把劉慈欣當作中國關於“首次接觸論”的頭號思想家來採訪的，但我也想知道，這座新射電望遠鏡大致是什麼樣的。在譯者複述了我的問題後，大劉掐滅了煙，微笑起來。
他説：“它看起來就像科幻小説裏的東西。”
科幻作家劉慈欣
一個星期後，我乘高鐵離開上海，將那些彷彿來自《銀翼殺手》的紫色霓虹燈、時尚的咖啡館和精釀啤酒吧遠遠拋在身後。列車沿着高架軌道飛速行駛，兩旁的高樓大廈一閃而逝，只留下模糊的殘影。這些樓宇都是近年來迸發出來的，它們彷彿小小蜂窩塊，無數個蜂窩塊組成巨型城市建築羣，而各個城市則由鐵路連接起來。從2011年到2013年，中國的混凝土澆築量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的澆築量還要多。中國已經在非洲建成鐵路線，未來不但要把高鐵開到歐洲去，甚至有計劃通過海底隧道穿越白令海峽直抵北美。
隨着火車駛向內陸省份，摩天大樓和吊車的數量逐漸減少。那些翡翠般的稻田，那些低懸的薄霧，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古老的中國——那個將漢字書寫播往亞洲各地的中國；那個把硬幣、紙幣和火藥帶入人類生活的中國；那個用水利系統馴服江河以灌溉田地的中國。越向西走，山丘越陡，階梯越高，我不得不靠在窗邊往上看才能看到山頂。每隔一段時間，漢斯·季默的低音配樂就會響起，另一輛列車以每小時200英里的速度向反方向呼嘯而去，一片光滑的太空白就會填滿整個車窗。
列車平緩駛入寬敞明亮的貴陽站時，已經是下午了。貴州是中國最貧窮、最偏遠的省份之一。這裏似乎正在進行社會風氣建設運動，到處都是勸導不要在室內吐痰的標語，廣播反覆提醒旅客“保持良好氛圍”。有位老人試圖插隊攔出租車，被一名保安當着數百人的面狠狠訓斥了一通。
第二天早上，我來到旅館大堂，跟預訂好的司機會面。去天文台的行程本應是四小時，在開了兩小時後，司機在雨中停了下來，蹚水走入一片稻田，向一位收割稻穀的老婦人問100英里之外的射電天文台怎麼走。兩人艱難地比劃了半天后，她用鐮刀給我們指了方向。
我們繼續前進，在狂按喇叭的摩托車和行人中穿行，經過了一連串小村莊。路邊的一些房屋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另一些則是新建的，這些動遷户是國家為了修建射電望遠鏡安置到這兒的。
射電望遠鏡位於北緯25.647°，東經106.856°，距離貴陽市約170公里
即使在科學界，尋找地外智慧（亦譯作“尋找外星文明”，下文簡稱為SETI）的計劃也往往被嘲笑為一種宗教神秘主義。二三十年前，內華達州參議員理查德·布賴恩提出預算修正案，終止了美國國會對SETI計劃的資助。布萊恩説，他希望“花納税人的錢捕捉火星人”的行動就此告終。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先於美國建成了這座以SETI為核心目標的世界級無線電觀測站。
SETI計劃確實與宗教有某些相似特徵。它的動機是人類尋求聯繫和超越的深層慾望。在這個傳統宗教對許多人失去説服力的時代，SETI計劃關注的仍然是人類起源、自然的原始創造力，以及人類在宇宙中的未來等問題。我們尚不清楚SETI是否有助於解釋這些問題，也不清楚美國國會為什麼認為它不值得資助，畢竟美國政府以前很樂意花數億美元來探索不知是否真實存在的現象。關於黑洞和引力波的研究都是在目標僅存可能性時就開始了，經過數十年代價不菲的探索終於出了成果。然而正如達爾文向我們展示的，智慧生命在行星上演化並不是什麼猜測性假説。事實上，受達爾文主義啓發的科學計劃中，最引人入勝的恐怕就是SETI了。
即使得不到美國聯邦政府的資助，SETI計劃也在全球範圍內享有極大支持。今天的射電望遠鏡能把遙遠的恆星拉到我們眼前，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那些圍繞它們運動的行星。如今，下一代觀測技術正在發展之中，未來我們能借助新技術放大觀察這些行星的大氣層。SETI的研究人員一直在為此做準備，在不被科學界主流承認的時期，他們成了未來的哲學家。他們試圖想象先進文明可能使用怎樣的技術，以及此類技術在觀測宇宙時會留下哪些跡象。他們已經構想出如何辨認遠方的人造污染物的化學痕跡，他們還知道如何掃描密集的星域，來搜尋用於為行星屏蔽超新星爆炸波的巨型結構。
2015年，俄羅斯億萬富豪尤里·米爾納投資1億美元資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新SETI計劃。該團隊在一天內進行的觀測量比十年前一整年的觀測量都多。 2016年，米爾納又斥資1億美元贊助星際探測任務。該項目坐落在智利沙漠深處，來自巨型激光陣列的光束，將衝擊推動數十個超薄探測器前往四光年外的阿爾法半人馬星座，從而對其進行近距離觀察星座。米爾納告訴我，探測器的攝像頭或許能辨認出行星上大陸的輪廓。研究團隊模擬了這樣一個光束髮射到太空後所產生的輻射，發現它與天文學家不斷監測到的神秘“快速射電爆發”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這表明後者可能產自類似的巨型射束，而這些激光射束也可能是其他文明的宇宙探測器的載具。
米爾納資助的SETI團隊負責人安德魯·西米恩正在積極研究這種可能性。中國巨型射電望遠鏡還未建成時，他就前往參觀，為聯合觀測打下基礎，並歡迎中國團隊加入不斷擴張的無線電觀測台網絡（包括正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地建造的觀測台），這些觀測台將在SETI研究方面進行合作。去年秋天，我和西米恩在西弗吉尼亞州的一個無線電觀測台進行夜間觀測時，他就對中國的射電望遠鏡感到無比興奮。他説，在“經常被認為最可能是外星發射器”發出的無線電頻譜段，這是世界上最靈敏的望遠鏡。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SETI項目負責人安德魯·西米恩
在我動身前往中國之際，西米恩提醒我，天文台附近的路很難找，但他説當手機信號變差時，就離天文台不遠了。射電拋物面天線附近禁止無線電傳輸，以免科學家們誤把電磁輻射當作來自宇宙深處的訊號。即便如此，超級計算機還是得在數十億個誤報中進行篩選，其中大部分是人類技術造成的干擾。
當我的手機信號終於開始減弱時，司機幾乎快要打退堂鼓了。離開貴陽五個小時後，日光消逝，天色漸晚。風在《阿凡達》電影般的峯巒間呼嘯，掠過竹海彷彿吹動巨大的綠色羽毛。當我手機完全失去信號時，一陣瓢潑大雨嘩啦啦地落在擋風玻璃上。
來貴陽的前一週，我和劉慈欣去參觀了北京古觀象台。1442年，明朝遷都北京後不久，永樂帝下令在紫禁城附近修建觀星台。這座超過40英尺（14米）高的優雅城堡式建築，配設了中國最珍貴的天文儀器。
地球上沒有哪個文明比中國擁有更長的、連續不斷的天文學傳統。中國最早的皇帝就開始以“天命”證明其政治合法性。早在3500多年前，中國的宮廷天文學家就在龜甲和牛骨上用象形文字記錄天象，其中一段甲骨文是世界關於日食最早的已知紀錄，這在當時很可能被理解大凶之兆，比如預示着異族入侵。
我和劉慈欣坐在古觀象台石院裏的黑色大理石桌旁，百年古松如華蓋般遮蔽頭頂，擋住了穿透黃色霧靄的陽光。院旁有一扇圓形的紅色大門，背後是行階梯，通往一個類似炮台的觀測平台，周圍陳列着一整排古老的天文觀測儀器，其中包括天體儀。這座鑲滿星辰的巨大球型儀器由銅鑄龍柱支撐，曾於1900年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起義時失竊。德法軍隊當年湧入這座院子，掠走了觀象台十件珍貴儀器。
雖然這些儀器最終都還給了中國，但這場動亂造成的傷痛仍然遺留在中國人心中。中國學生從小就學習這段“百年國恥”，那時的中國已從明朝的巔峯落入最低谷。這座古觀象台落成時，中國仍可將自己看作青銅器時代偉大文明的唯一倖存者，當年輝煌的巴比倫文明、邁錫尼文明，甚至古埃及文明都只留下了廢墟。西方詩人將廢墟視為“世事無常”的經典證明，但中國卻近乎“永恆”地存在了下來。中國曆代帝王統治着全世界上最大最複雜的社會，接受鄰國統治者遣使朝貢，俯視其叩首行禮。
1956年北京古觀象台開放前夕
英國漢學家李約瑟1954年出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國科學與文明》，他在第一卷中問道，為什麼這個有長期選賢任能傳統的國家沒能發生科學革命？這個問題後來被稱為“李約瑟難題”。當年伏爾泰也曾困惑，為什麼中國的數學發展到幾何學就開始停滯不前，為什麼是耶穌會教士給中國帶去哥白尼的日心説，而不是中國向西方傳播天文知識？他將其歸因為儒家學説過於強調傳統。有的歷史學家則認為原因出在中國過於穩定的政治上，長期接受帝國穩定統治的廣袤疆域往往不像歐洲社會那樣鼓勵技術創新歐洲。歐洲十多個國家擠在狹小區域裏，持續不斷地彼此衝突。“曼哈頓計劃”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戰爭風險有助於磨礪科學頭腦。
還有一些人認為，前現代的中國對自身疆域以外的生活沒什麼好奇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很少提出關於外星生命的假説。）有人説，缺乏好奇心導致中國在中世紀晚期停止了航海方面的創新，而這時候的歐洲正在迎來地理大發現時代的黎明，西方帝國紛紛穿過中世紀的迷霧將古希臘航海事業重新發揚光大。
不管原因是什麼，科學技術的落後都使中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793年，英王喬治三世用英國最耀眼的發明裝滿了一艘船，派使者護送前往中國覲見，然而這些東西在乾隆皇帝的眼裏只是些“奇技淫巧”的小玩意兒罷了。近半個世紀後，英國捲土重來，為印度的鴉片尋找買家，再次遭到了中國皇帝的拒絕。在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中，價值200萬英鎊的英國鴉片在海邊被當眾銷燬。鴉片戰爭由此拉開帷幕，英國海軍的鐵甲蒸汽戰艦沿着長江逆流直上，擊沉中國木質帆船，以先進技術對中國軍隊進行了碾壓式打擊，迫使清朝皇帝同意簽署首個不平等條約，割讓了香港，並開放五口通商。法國殖民越南之後，加入了瓜分中國的行列，德國也趁機佔領了山東的大片地區。
與此同時，被中國視為“小弟”的日本則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作出反應，迅速實現了海軍現代化。1894年，日本在甲午海戰中一舉殲滅中國的北洋水師，並掠走台灣作為戰利品，而這只不過是日本20世紀野蠻侵略中國的前奏。二戰期間，日本試圖將勢力擴張至覆蓋整個太平洋，最終遭到整個城市被美國核武器夷平的下場。
隨着美國的崛起，中國遭受的恥辱有增無減。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派出20萬勞工到西線支援盟軍作戰，戰後中國外交官滿懷期望地來到凡爾賽，希望獲得某種程度的補償，或者至少廢除掉一部分不平等條約。結果事與願違，中國只能和希臘、暹羅等小國坐在兒童桌上，眼睜睜地看着西方列強瓜分全球。
被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歷史深刻烙印在中國人的記憶裏
經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直到近年才重新成為地緣政治中一股強大的力量。鄧小平對科學技術有種近似宗教的崇尚，這股熱忱一直持續至今。在這個十年裏，中國的科研投入正在穩步趕超美國，但是科研質量上還有不小的差距。《自然》雜誌的調查顯示，中國學術機構提交的科學論文存在大量的偽造或剽竊現象。因此，中國高校為能在西方期刊上發表文章的科研人員提供鉅額獎金。
中國科學要趕超西方，需要更加自由的思想交流環境，以及更便捷的獲取數據途徑。
不過，中國已經汲取教訓，並得出一個結論：偉大的科學成就將給國家帶來威望。當蘇聯把人造衞星和宇航員送入太空時，當美國把星條旗插入月球土壤時，曾經的“天朝大國”卻只能當旁觀者。
過去的中國更側重於應用科學：它打造了全世界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在醫學研究上投入巨資；在西北植造“綠色長城”防止土地沙漠化。但現在，中國開始將巨量資源投入基礎科學領域：大型強子對撞機正在計劃當中，它從以太中釋放出數以萬計的“上帝粒子”；此外，火星探索也在籌備之中。在21世紀的科技詩篇中，沒有什麼比中國宇航員踏上這顆紅色星球的高清圖片更適合作為中國崛起的象徵。如果有，那恐怕就得數與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觸了。
在距離射電望遠鏡10英里的安檢站，我把手機交給一名警衞，他將其鎖入保險櫃格子裏，然後領我來到一對金屬探測器前，我需要證明自己沒有攜帶任何其他電子設備。另一名警衞帶我走過狹窄的通道，登上800多級的之字形山路階梯，穿過嗡嗡作響的藍色蜻蜓羣，終於來到一個可以俯瞰整個天文台的平台。
直到南仁東今年9月去世以前，這位無線電天文學家一直是這裏的科研領軍人物和靈魂。正是他決定了，打造這座巨型射電望遠鏡的目的是搜尋地外文明。南仁東從一開始就參與了這個項目，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通過衞星圖像選址，在中國喀斯特山區挑選了數百個類似的深谷。
“中國天眼”之父南仁東在FAST施工現場
除微波（例如大爆炸後的微弱餘輝）之外，無線電波是電磁輻射最弱的形式。地球所有觀測台一整年捕獲到的無線電波能量之和，還不如一片雪花輕輕飄落在裸露土壤上所釋放的動能。收集這些空靈的信號，需要絕對的零干擾，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計劃未來將無線電天文台建在月球背面，因為那個地方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更少受到人類技術帶來的電磁干擾。這也是為什麼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無線電天文台像陰涼處的白蘑菇一樣，悄然出現在各大閃閃發光的城市的中間地帶。也正出於這個考慮，南仁東才會在偏遠的喀斯特山區為天文台選址。這些鋸齒狀的石灰岩山峯覆蓋着亞熱帶植被，從平坦的地表陡然升起，形成了一道自然屏障，保護天文台敏感的接收器免受風和無線電噪音干擾。
候選地址確定後，南仁東對這些區域逐一實地考察。當他站在大窩凼凹陷區的中心時，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大致對稱的碗形山谷底部，周圍被青山完美地環繞起來，這樣的地貌是在抬升和侵蝕的地質構造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在投入20多年、耗資1.8億美元之後，南仁東終於在此地建成了天文台。射電望遠鏡首次啓用的觀測目標是超新星“客星”所發射的無線電波，中國古代天文學家早在近1000年前就記錄過它爆發時非同尋常的亮度。
待射電望遠鏡校準之後，就將開始掃描廣闊的天域。安德魯·西米恩領導的SETI團隊正與中國科學家共同開發一套工具，用於處理大範圍搜索的數據，而這種掃描本身就已經是人類在宇宙探索中邁出的一大步。
西米恩告訴我，他對觀測星系中心恆星密集區域尤其感到興奮。他説：“對於一個先進文明來説，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根據地。”由於龐大數量的恆星和超大質量黑洞的存在，使該區域成為發射探測器的理想之選。西米恩的接收器將以精密算法研究來自數十億顆恆星的數十億種波長，只為尋找一條真正有價值的信號。
劉慈欣告訴我，他懷疑這台射電望遠鏡能否探測到地外文明的信號。在他構想的那種黑暗森林般的宇宙中，沒有哪個文明會發出明確的信號，除非這個信號是該文明消亡時的垂死吶喊，宣告着發送者即將滅絕。如果一個文明遭到另一個文明侵略，或被伽瑪射線焚燒，或毀滅在其他自然原因上，它都可能用盡最後的能源儲備，向附近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發出垂死的呼聲。
“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像幽靈般潛行於林間……他必須小心，因為林中到處都有與他一樣前行的獵人。”——劉慈欣，《三體》
即使劉慈欣的黑暗森林構想是對的，即使中國的射電望遠鏡真的無法監測到來自宇宙的明確信號，高度敏感的它仍然能聽到地外文明內部的無線電耳語，那些無意間被偷聽到的信息，就像飛機雷達波一樣不斷溢出星球的表面。如果宇宙中的文明真的是沉默的獵人，我們就更有必要仔細查探這些無意間“泄漏”的無線電了。夜空中的許多星體周圍可能都被一層微弱的無線電磁波，這些泄漏都是在那些文明剛發明無線電技術時造成的，直到後來它們才意識到潛在的風險並關閉了容易被監測到的信號傳送器。以往的天文台只能在少數幾個星球周圍搜索這種輻射，中國新建的射電望遠鏡的敏感度之高，足以搜索數萬個星球。
在北京時，我跟劉慈欣説，我對勘探到外星信號抱有希望。我認為黑森林法則是基於對歷史狹隘的解讀，他或許將中西文明之間的碰撞過度延伸為文明的一般行為。劉慈欣令人信服地回答説，中國與西方的碰撞代表着某種更普遍的模式，在歷史上，很容易找到擴張性文明使用先進技術欺負其他文明的例子。他説：“中華帝國同樣如此”，指的是歷史上中國對鄰國長期的主導。
可是，即使這種模式能夠解釋人類文字記載的歷史，甚至延伸到史前的混沌紀元，解釋尼安德特人為何與現代人首次接觸之後就突然消亡，它仍然可能不適用於推斷其他星系的文明。首先，對於一個跨越了廣袤時間維度的宇宙文明而言，人類的存在只不過是漫長而明亮的黎明中的一瞬間；其次，沒有哪個內部不和平的文明可以持續數千萬年，連人類都已經創造出威脅自身生存的強大武器，先進文明的武器威力很可能遠遠超過我們，也許它們早在和我們相遇之前就走向了自我滅亡。
我對劉慈欣説，我們的地球文明相對年輕，這意味着我們也許是所有文明中的異類，不要把自己的文明形態當作柏拉圖式的理想原型去揣度其他文明。從數十億年前起，銀河系就已經適宜生命居住了，所以我們未來接觸到的任何文明幾乎肯定比我們更古老，也許也更智慧。
況且，在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宇宙中，尚無任何證據表明那些更古老的文明將擴張視為第一原則。SETI研究人員一直在搜尋那些從單一源點向四面八方擴張的文明，隨着它們的科技覆蓋空間不斷擴大、最終將殖民整個星系。如果這些文明真如我們預期那樣消耗巨大能量，就會釋放出可觀測到的紅外線。可事實上，我們在全天候的掃描中從未發現任何類似跡象，也許是因為通過自我複製快速在1000億顆恆星間散佈的機器註定會毀於編程錯誤，也許是因為文明在星系中傳播並不均勻，就像人類在地球上分佈不均一樣。可是，即使一個文明只佔領星系中十分之一的恆星，它也很容易被找到，人類已經搜索了距離較近的十萬個星系，還是沒能找到任何地外文明的痕跡。
一些SETI研究人員猜測，地外文明可能在擴張時開啓了隱身模式。他們研究了“創世紀探測器”的可行性，這種探測器可以在行星表面播下微生物，引發類似於寒武紀的生命大爆發，加速該星球的生物演化。有人甚至從我們的DNA編碼信息中尋找證據，證明這種太空船可能訪問過地球。畢竟，DNA是科學已知的最強大的信息存儲介質。可最終，連DNA也沒能給我們任何信息。也許，文明向外擴張的觀念是人類以自我為中心的妄自揣度。
劉慈欣並不認同這一點。對他來説，這些信號的缺失再次證明黑暗森林裏的獵手們善於隱匿。他告訴我，我們對其他文明的思考和想象是有限的。“尤其是那些可能已經延續了數百萬或數十億年的文明”，他説，“我們或許疑惑為什麼他們在星系中擴張時沒有使用某些技術，就像蜘蛛疑惑為什麼人類不用蛛網來捕捉昆蟲一樣。”他還説，一個對內實現和平的古老文明對外仍然可能表現得像個獵人，部分原因是它懂得不同文明“在宇宙跨度中相互理解”是件多麼困難的事，也清楚任何誤解都可能關係到自身的生死存亡。
如果我們遇到的地外文明是一種後生物時代的人工智能，那麼人類和它的首次接觸就會更加棘手，因為這個文明的世界觀可能是雙重異化的。它可能不會有同情心，因為同情心不是智慧的根本性特徵，而是一種由歷史和文化在演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情感。這種文明的行為邏輯可能超出人類的想象，它可能已經把整顆星球變成了一台超級計算機，而且，根據牛津大學學者桑德伯格、阿姆斯特朗和奇爾科維齊的研究，這樣的文明可能覺得當前的宇宙太熱了，不利於長期的、節能的計算。因此它也許會避開觀察者的視線，切斷能源進入一場持續數億年的無夢休眠，直到宇宙已經膨脹並冷卻到適合進行長達許多紀元的計算時，才會甦醒過來。
牛津學者SETI論文《不死長眠：解決費米悖論的夏眠假説》
就在我邁過最後一道台階登上觀測平台時，感覺地球彷彿超級計算機一樣嗡嗡作響，這是因為山間昆蟲響亮的鳴叫聲被這台望遠鏡的球面結構放大。在高台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射電望遠鏡，而是周圍的喀斯特地貌，奇形怪狀的山峯聳立着，彷彿方圓數百平方英里的區域內佈滿瑪雅人的金字塔，它們在被植被掩映下長成了各種怪異的形狀。它們向四面八方蜿蜒，一直連接到天邊，近處的山丘呈現深綠色，遠處山脊看起來似乎是藍色的。
在這混沌的自然景觀之間，是射電望遠鏡壯觀的球面結構，它足足有五個足球場那麼寬，如果用來裝大米的話，足夠容下全世界每個人兩碗的飯量。這是技術崇高性的真正體現。它的巨大規模讓我想起了美國猶他州的賓厄姆銅礦，但卻沒有後者那種忙碌而強蠻的工業氛圍。天文台在大地上冷靜地凹陷下去，與自然合為一體，如同上帝用指尖在地球外殼上按壓出一個光滑的正圓形銀色凹痕。
我在雨中坐了一個小時，看着流動的烏雲在天文台上灑下搖擺不定的光影。它的數以千計的鋁三角板呈現出馬賽克效果：一些變成亮銀色，另外一些變成淡銅色。如果某個遙遠智慧文明發出的無線電信號將在近期到達我們的星球，它將被這個金屬酒窩般的天文台捕捉到，傳至接收器，便於人們對它進行深入研究。儘管目前的國際協議要求世界各國披露與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觸，但這些協議都不具有約束力。中國收到信號後，也許會公開消息但對信號來源位置保密，以免某些邊緣組織自作主張向外星文明發出回應；也許這個信號將成為中國的國家機密，但即使如此，其國際合作夥伴也存在不聽指揮的可能性；又或者，中國自己的科學家會將信號轉換成光脈衝，讓它在遍佈地球的光纖電纜網絡中自由飛翔。
在北京時，我曾讓劉慈欣暫時把黑暗森林法則放在一邊，想象這個情景：中國科學院突然打電話告訴他發現了外星文明的訊號。
劉慈欣會如何回應宇宙文明的信息？他説他會避免過於詳細地描述人類歷史。“這叫厚黑”，他説，“這樣我們看起來會更具威脅性。”在彼得·瓦茨描寫首次接觸的小説《盲視》中，僅僅是提到作為單獨個體的自我，就足以讓外星文明把人類看作生存威脅。我提醒劉慈欣，只要那些遙遠的文明長期監測適宜生命棲息的星球，就可能觀察到地球大氣層中原子彈爆炸時的閃光。因此，是否透露人類歷史的決定權也許不在我們手上。
劉慈欣對我説，人類與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觸還會造成人類內部的衝突，甚至引爆世界大戰。這是科幻小説的一個流行主題。在去年獲奧斯卡提名的電影《降臨》中，地外智慧的突然出現激發了末日邪教的形成，世界各大國急於理解外星人的信息，在彼此競爭中幾乎走向戰爭。劉慈欣的悲觀態度是有現實根據的：1949年，厄瓜多爾電台重播奧森·威爾斯模擬外星人入侵的《世界大戰》，引發騷亂造成6人死亡。“歷史上，人類曾因為許多更容易解決的問題爆發過沖突，”劉慈欣對我説。
《世界大戰》想象中的火星人攻擊英國海軍
即使首次接觸沒有觸發地緣政治衝突，人類也必將經歷激烈的文化轉型，因為地球上所有的信仰體系都與首次接觸的事實相沖突。佛教徒或許輕鬆一些，因為他們的信仰已經預設了無限宇宙中存在多重世界，宇宙每個角落都充滿生物振動的能量。印度教的宇宙也同樣宏大而充盈。《古蘭經》提到安拉“創造天地，以及遍佈天地間的生靈”。猶太教徒相信上帝的力量是無限的，自然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把他的創造力侷限在我們這個猶如滄海一粟的微小星球上。
基督教可能比較難接受人與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觸。當代基督教神學有一個爭論，就是基督的救贖能否延伸到廣泛宇宙間的每個靈魂，以及遙遠星球上犯有罪孽的居民是否需要另一種神聖干預。梵蒂岡也許察覺到新一場科學革命即將來臨，它特別熱衷於將外星生命納入教義。畢竟對這個歷史悠久的機構而言，對伽利略的可恥迫害彷彿發生在昨天。
世俗的人文主義者也必須清醒地思考首次接觸的涵義。哥白尼的學説使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達爾文則把人類拽回糞土與動物為伍，但即使在這個框架內，人類依然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界的巔峯，繼續以非常殘忍的手段對待“低級”生物。我們用訝異的眼光看待存在本身，因為我們這樣的生命竟是從最簡單的物質和公理中誕生的。人類常常自我恭維，用卡爾·薩根的話來説，我們是“宇宙認識自己的方式。”換成宗教的説法，就是上帝根據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
也許有一天，人類會在漫長的時間旅途中發現遙遠的星系存在另一羣古老的旅行者，那時我們可能才會謙卑起來。他們可能教我們認識真實的文明史，包括各種年輕的、古老的、已滅絕的文明。他們可能會向我們展示承載着百萬年文明記憶的巨大藝術品。他們可能會要求人類與數百光年以外的文明合作，共同進行科學觀測。這種範圍的觀察可能揭示自然界某些我們現階段無法理解的方面，從而接觸到新的形而上學。如果人類足夠幸運，還將形成新的倫理學。在經歷生存考驗後，我們將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獲得重生。在宇宙這個黑暗森林裏，外星文明傳遞來的第一縷微光也將照亮人類自己的世界。
（青年觀察者黃鬱譯自《大西洋月刊》，楊晗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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