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迎接中國經濟學家世紀的到來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於2017年11月18日在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的致辭整理，經林毅夫教授審訂，授權觀察者網刊載。此次演講的主題為“迎接中國經濟學家世紀的到來”。】

大家下午好！在今天這樣一個盛會，我個人感到特別榮幸，能夠在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致辭之後，作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員講幾句話。首先我要祝賀鄒至莊老師和陳曉紅教授獲得2017中國經濟學獎這樣一個在中國被認為是推動理論和方法創新最重要的獎項，也要感謝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組織了這樣一個活動，以推動經濟理論和方法在中國的創新。

我們知道，之所以會有理論創新，是因為現有的理論不能解釋新的現象。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所出現的現象可以説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人們認為它是奇蹟，就是因為這個現象不能或者很難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

1978年，中國剛剛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當時的人均GDP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都達不到。1978年到去年的三十八年，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百分之九點六，可以説在人類經濟史上還沒有出現過任何經濟體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的增長。正是由於這樣的增長，中國有七億多人擺脱了國際上一天1.25美元的貧困線，對人類的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中國還是過去四十年來唯一沒有出現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為什麼會這樣的成績？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用他的話來講，中國是摸着石頭過河，並不是用現有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沒有用現有的理論指導，改革開放過程當中採用的一些辦法按照當時的理論來看是錯誤的。比如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採取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那些沒有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繼續給予保護補貼，為了保護補貼這些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經濟當中還保留了非常多的扭曲和干預。當然，中國也開放了一些新的、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並且設立了經濟特區和加工出口區以及招商引資等等來因勢利導這些產業的發展。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國在改革開放，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還有拉丁美洲、南亞和非洲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都在改革開放。當時國際上主流的共識是計劃經濟沒有市場經濟有效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應該推行《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私有化、市場化、財政預算平衡和自由化，應該一次性地把這些改革進行到位。

那時學界常用的一個比喻就是要從計劃經濟的此岸向市場經濟的彼岸過渡，就要一次跳過去，不能分兩三次跳，否則一定會跌到河底。當時還有一個共識是像中國那時推行的漸進的、雙軌的轉型所造成的經濟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更糟、更沒有效率。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是過去四十年當中經濟發展最快、最穩定的國家；按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進行轉型的國家則遭遇到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中國轉型所取得的成績用過去的理論來看難於解釋，甚至是錯誤的，但是成功總有成功的道理，把這些道理揭示出來的就是對理論的一個新的貢獻。去年獲獎的錢穎一、許成鋼提出的M型組織和U組織的差異就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道理的揭示。去年我不在，未能當面祝賀，今天利用這個機會也祝賀錢穎一和許成鋼獲得首屆中國經濟學獎。

當然，一個理論只是幾個簡單的社會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實際的各種社會經濟變量是無窮多的，如果一個現象可以用一個內部邏輯自恰的理論來解釋，別個學者也可以用其它幾個社會經濟變量的組合形成另外一個因果關係體系來解釋這個現象。也就是説，一個現象如果可以用一個理論來解釋，也必然能用很多其它理論來解釋，這些理論都是內部邏輯自恰的，那麼到底哪個理論是真正揭示了這個現象背後因果邏輯的理論？或者説這些理論的因果邏輯都可以解釋這個現象，那麼哪個因是主要的貢獻者？哪個因是次要的貢獻者？

這些問題用理論模型本身是説明不清楚的，要分清楚哪個理論是真正解釋一個觀察到的現象的理論或者這個現象的主要的貢獻因素，就要用嚴格的，根據數據的計量方法來檢驗。我們一方面要收集數據，另一方面也要創新合適的計量方法，這樣才能避免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道。今天獲獎的鄒至莊老師、陳曉紅教授就是對計量方法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學者，在這裏再次祝賀兩位。

推動理論創新的目的是什麼？理論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的現象，希望從這種認識當中能夠幫助人們改造世界，使我們有一個更好的世界。

目前經濟學的理論主要來自於發達國家，這些理論在解釋發達國家的現象有它的一定價值。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總是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成功、之所以發達一定有道理，把這些道理學會了，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應用就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趕上發達國家。經濟學在中國被稱為社會科學的顯學，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在發展中國家也普遍是社會科學當中的顯學。

拿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看發展中國家，一般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解釋得很清楚，但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理論來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是非常少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脱殖民統治或半殖民地地位，開始追求各自國家的現代化。在這個過程當中普遍拿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作為政策制定的指導，二戰以後有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到現在能夠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國台灣，一個是韓國，中國大陸到2025年以後可能會是二戰以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發展中經濟體。

為什麼大部分的發展中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在追求國家的現代化時，以發達國家的理論為參照，可以把他們當前的問題解釋得很清楚，但是根據這些理論來制定政策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而少數發展轉型成功的經濟體，他們的主要政策在推行時從現有的理論來看經常是不正確的。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理論的前提條件，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無可避免地是以發達國家的條件作為明的前提或是暗含的假設，拿這些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應用，即使有些現象看起來是相似的，但是背後的前提不一樣，因此用這些理論來指導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實踐經常就會出現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遺憾。

這樣講起來，發展中國家如果希望經濟學理論能夠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非常需要有根據發展中國家自己實踐經驗的理論創新。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推動在中國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創新，它的重要意義不僅是根據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現象提出的理論，能夠比較好地解釋中國為什麼成功，以及為什麼成功的過程當中還有不少問題；而且，目前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生活在在發展中國家，來自中國的理論創新也會對其它發展中國家解決它們的問題有比較好的參考借鑑價值。

記得在1995年中國最重要的一本經濟學雜誌《經濟研究》創刊四十週年時，我應邀寫了一篇祝賀文章，標題是“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我倡導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研究中國本土的經濟現象，並且用國際上通用的規範方法，包括數學建模以及計量檢驗方法來研究這些本土現象，這樣的研究成果就是對人類知識的增量做出創新性貢獻的成果。

去年獲獎的兩位經濟學家和今年獲獎的兩位經濟學家都是上述思路的踐行者，也是佼佼者。在那篇文章當中我還做了一個預測，二十一世紀中國很可能會變成全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很可能會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當中出現很多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當時我做出這樣的預測是根據經濟學理論無非就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而且理論是越簡單越好，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説一個理論的貢獻比另外一個理論的貢獻重要？因為它們都是簡單的邏輯而已，其實一個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這個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如果被解釋的現象重要，解釋這個現象，揭示其背後因果邏輯的理論就是重要的理論。

什麼是重要的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的現象。從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來看，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建立了現代經濟學以後，十八世紀末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是在英國，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是英國人或者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經濟學家，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後對經濟學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是在美國工作的美國經濟學家或外國經濟學家。可以説二十世紀中葉以前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在英國，到現在為止，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在美國，原因是工業革命以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英國是世界的經濟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來。重要的經濟現象就是出現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隨着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跟着轉移。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4年已經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只要繼續保持穩定的發展，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很有可能到2025年前後中國也會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目前中國的經濟規模佔到全世界的百分之十八，到2025年會超過百分之二十，到2050年中國佔全世界的經濟規模很有可能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間，中國會是世界經濟當中最重要的中心，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有可能從美國轉移到中國。

今天在這個頒獎典禮上，大家很有可能是在共同見證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而且這個新的時代對人類有着很重要的意義，因為中國是從一個最窮的國家逐漸變成一箇中等收入國家，將來會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世界上現在大部分的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一半以上是低收入國家，另外一半是中等收入國家，他們也都有實現現代化，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願望。總結中國的經驗所進行的理論創新，並且發展比較好的辦法來檢驗這些理論的貢獻，We can do well to our career，we can also do good to the world!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