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中國學派大有可為

我認識鄢一龍是在2014年10月《經濟導刊》主辦的“依法治國研討會”上，這個研討會也是我們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設立青年學會的一個機緣。當時他和幾位中青年學者正積極推動中國學派的話語體系構建，和我的很多想法不謀而合、頗有共鳴。會後他發給我一篇“小文”，《“一體三用”的中國話語體系構建》，這篇文章中他提出要以實踐為體，以中、西、馬三種思想資源為用，來推進中國話語體系構建。我讀後回覆他説：你這篇“小文”可不小，這麼年輕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論，中國學派大有可為。

讀他的《中國道路辯證法——社會主義探索四個三十年》這本書，我感覺他不但是這麼説，也是這麼做的。“一體三用”就是本書的方法論，本書體現了新一代學者理論創新與話語創新的鋭氣，而這種創新不是憑空臆造，是基於中國道路，是中國偉大實踐的理論昇華。

實事求是是我們的法寶。建設、改革、開放靠它，理論創新也要靠這個法寶。實事求是本身就是一句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表述，這句話是從《漢書》裏來的，不是從哪本西方哲學書裏出來的。中國共產黨經過非常曲折的、痛苦的實踐，獲得了正確的道路、正確的認識，最後概括出實事求是，也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書中的創新是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的再創造，例如書中提出的實踐知行統一論、羣眾路線民主、總體階級等概念，就是基於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羣眾路線與人民中心的概念而形成的，是“實踐進一步，理論長一寸”。由此可見，基於中國偉大的實踐與沿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脈絡進行中國學術話語創新，是行之有效的路子。

當然，這種創新不排斥其他思想，古今中外的思想資源都可以為我所用，中國學派就是把各種人類文明放到一起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不是隻講中國自己的角度。本書也融貫了不同學科的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論述放在一個全球普遍意義的框架下來解讀，從而超越了中國特殊論。總結中國道路的辯證法，也為世界其他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了中國式的解決方案。

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為中國話語體系創新提供了豐富的資源，貫穿全書的中道辯證法，就是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會通傳統的中道學説提出來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充分體現了我們的文化自信。

中國學派是一定要以中國問題為導向的，許多現實的迫切問題都需要學者作出有力的理論回應。例如，如何處理社會主義道路與日益龐大的私人資本之間的關係？當下資本的力量與社會主義力量確實是在相互頻扯繮繩。鄢一龍與其他幾位青年學者（白鋼、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在《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一書中就提出了駕馭資本的觀點，這一觀點在本書中又進一步深化，提出瞭如何駕馭資本的方略。這與我在兩年前與水皮（《華夏時報》總編輯）對話時提出的要把資本權力關進籠子裏的思考不謀而合。

鄢一龍（圖/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官網）

與資本權力，或者説資產階級法權相關的就是中國階級矛盾的問題，對此我們既不能走階級鬥爭為綱的老路，又不能對資本、階級矛盾這些社會現實視而不見。書中所提出的駕馭資本、總體階級等概念，是一種中間道路，也是現實主義的道路。而如果回到封閉僵化的路上去，那條路走不出去。右的道路無非是西方政治制度、純粹自由市場經濟，只有堅持走社會主義正道才是光明大道。

本書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始，到2008年經歷了三個三十年，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標誌進入第四個三十年。我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已經進入第四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歷史時期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個歷史時期稱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第三個歷史時期截至2011年，稱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啓了第四個歷史時期，這是一個全新的時期，可以説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期”。

（圖片來源：新華社）

我們回顧歷史，以便更好地走向未來。習近平同志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從四個歷史時期，或者説四個三十年看，還有一個命題是革命歷史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不能相互否定，如何理解這兩個不能相互否定？本書提出的六對辯證法貫通了不同的歷史階段，抓住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變量，是一個大的創新。對於我們選擇的道路需要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中去看，我們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斷有所前進，有所進步。

新的歷史時期呼喚新的思維。我一直認為真正的大戰略是能夠識局、解局、破局的，本書針對新時期的黨羣關係提出了建設黨的羣眾工作委員會構想，針對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需求側結構性戰略、實行“新鳥籠經濟”等建議，都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政策新意。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致力於推動中國學派發生，推動具有中國角度、中國視野、中國氣派、中國話語的理論作品誕生。我們應當努力去建立這一套體系，對此我們是有歷史責任的。

鄢一龍也是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我與這批中青年學者可謂是“忘年交”，從他們身上，我又看到了我們這批40後和50後們，當年在改革開放之初，那種以天下為己任，勇於探求真理，積極為國家出謀劃策的鋭氣與朝氣。

我相信，在新的歷史階段，他們會大有用武之地，中國學派將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