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四大原因令德國政治危機震撼西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全球關注的德國大選已經落幕兩個月，就在世人以為民主選舉已經令德國政局穩定之時，誰也想不到歷時四周的組閣努力竟然失敗，震撼了整個西方。各大媒體紛紛把“重大政治危機”一詞放到封面頭條，顯示了這起事件的巨大衝擊力。
德國是歐洲經濟中心和火車頭，它的地位自然決定了其內政具有巨大的外溢效應。但是過去類似的事件也曾發生過，比如2005年舉行的大選 ，前總理施羅德領導社民黨與基民盟打成平手，沒有任何政黨和政黨聯盟達到多數執政。最後經過三個月的緊張談判，才結成“左右大聯盟”聯合政府，默克爾由此成為總理，開啓了她的時代。
面對持續三個月的僵局，當時全球沒有任何擔心，更不會以政治危機來形容。但今天世界的反應為何就如此不同？
歸根到底，時代背景不同了。2005年的西方，依然十分強大和自信。那時還沒有經濟危機、難民危機、民粹主義崛起、高頻率的恐怖襲擊，更沒有英國脱歐和美國選出特朗普這樣匪夷所思的黑天鵝事件。所以那時即使德國政治僵局無解，也傷不了西方和世界毫毛。
但是今天的西方已成驚弓之鳥，稍有風吹草動就立即亂了陣腳。更何況在失去了英國和美國之後，西方可依賴的支柱也就只有德國了——為此默克爾也從德國領導人、歐洲領導人上升到西方領導人的地位。
假如默克爾失敗，整個歐洲就只剩下危機最為嚴重的法國——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它是全球經濟危機以來歐洲唯一沒有（或未能）進行必要改革的國家。“歐豬五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雖然危機當時超過法國，但這幾年在外界的壓力下已進行痛苦的變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今天的法國自保都很勉強，更別説再肩負起德國所承擔的重任。在這種情況下，民粹主義將更為強大，歐盟解體可能性大增，全球將迎來險不可測的地緣政治大變局。
所以德國一發生這樣的事件——儘管這在民主國家並不罕見，甚至比利時曾以和平時期無政府541天的世界紀錄而自傲，就一下觸動了世界極為敏感的神經。
默克爾資料圖（圖/@東方IC）
其次，西方很多人對自己的制度——至少相當程度上——喪失了信心。
自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後，西方政治進入不可預測狀態，這一次德國組閣失敗也是如此。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想到過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眾所周知，親歐盟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已經邀請默克爾2018年1月22日來法國簽署一個新的法德合作條約，被稱為戴高樂將軍與德國前總理阿登納50年前簽署“愛麗捨宮條約”之後的新愛麗捨宮條約，以推進歐盟一體化。但到那個時候，德國是否會有一個政府以及默克爾是否還會是總理，都是未知數。當馬克龍發出這樣的邀請時，德國大選已經結束，顯然他也沒有預料到這場危機。
現在德國走向何方誰也沒有底。以報道國際事務見長的法國《世界報》認為，這一失敗有可能會導致舉行新的立法選舉，從而促使默克爾總理在執政12年之後下台。德國之聲主編Ines Pohl發表題為《德國驚怵》的評論，把組閣失敗與英國脱歐和特朗普勝選相提並論，認為：“沒有什麼人料到會出現這一情況 。下一步如何走，完全不清楚”。
可以説，一連串的黑天鵝事件，已經令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許多人，重新審視西方民主制度，它們認為這一制度不但解決不了問題，相反還是問題的根源。因為英國脱歐和特朗普都是一人一票民主的結果。
這一次組閣失敗引發的政治危機，根源也是民主。正如《法蘭克福評論報》所表示的：“自民黨人可以斷言，他們沒有讓他們的選民失望，但他們沒有盡到對國家的責任”。法國《世界報》的評論則進一步：“德國不僅是歐盟的第一大經濟體，它也是讓歐盟保持穩定的一個極，它還是法國在所有歐盟項目中的合作伙伴，德國的政治負責人們應該意識到德國的這些責任。”
每個黨都有自己的理念和支持者，這些支持者既是這些政黨能夠存在的力量，也是它們的束縛者。如果政黨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全球的利益而做妥協，他們也就失去了自己選民的支持。這對於它們來説就是政治自殺。在民主政治下，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是必然的結果，更別説全球的利益。這和中國剛剛復興就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多麼的懸殊對比。
對民主的信心逐漸減少的西方，自然面對德國政治僵局時就亂了分寸，因為它們對民主是否能夠解決這場危機並沒有足夠的信心。這和2005年它們堅信自己的制度能夠化解政治危機而如此淡定根本不同。
第三，無論這場危機如何解決：假如遭受重創的默克爾繼續掌權，她也將難以有效施政；假如新人取而代之，必然大幅修改默克爾的政策，但結果都是一樣：德國將再也無法扮演昔日的角色和發揮作用。這是西方倍感焦慮的第三個原因。
如果組閣成功，默克爾面對的挑戰則有：
一是德國國會目前有前所未有的七個政黨，特別是被稱為極右納粹政黨的選項黨成為第三大黨，默克爾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制衡。
二是昔日的執政同盟排名第二的社民黨已經拒絕與基民盟合作，哪怕是四黨組閣失敗後，它也再度重申不會與默克爾組成聯合政府，而是做好重新大選的準備。它為了顯示與基民盟的不同（它的席次大幅減少被認為是和基民盟太過一樣），必然要頻頻反對默克爾的政策。
德國社民黨主席馬丁·舒爾茨（圖/新華網）
三是“牙買加”聯盟由四個理念完全不同、相互缺乏信任的政黨組成，這從談判失敗就可見端倪。假使最後他們組成聯合政府，也必然是不穩定的政府。弱勢力的默克爾則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平衡各方和維持政府不倒，她不再是獨立、強勢的決策者，而成為一箇中間人和協調者。目前在德國州一級已經出現過“牙買加”聯盟的嘗試，但僅維持兩年就告失敗。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即默克爾組建少數派政府。雖然她公開表示寧可重新大選也不接受，但形勢比人強，畢竟重新大選不符合民意而且風險更高。更重要的是，德國憲法吸取魏瑪共和國政府動盪的教訓，引入了多項程序障礙，重新大選程序上難度就很高。所以如果出現少數派政府也不會令人驚訝，只是那樣的話默克爾更無法施政。
如果是重新大選，結果可能會更壞。目前唯一表態支持重新大選的是極右選項黨，顯然它自信自己是這場僵局和危機的獲益者，重新選舉將會贏得更多席位。到時無論誰執政，德國都只能比現在更不可依靠。而且考慮到民意的反對，默克爾都未必能再次成為候選人。
還是那句話，不管最終結果如何，德國再也不是過去的德國了。
第四，西方日益意識到民眾和政治人物的理性並不可靠。
有不少人認為，德國是一個以理性、嚴謹著稱的民族，這樣的政治考驗不算什麼。可是，歷史上看，這個最理性的民族卻產生了希特勒和法西斯納粹，差一點毀了世界和它自己。
如果看現在，一個以理性著稱的國家的領導人為什麼面對難民危機時，居然施行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採用的措施：敞開國門，無條件無限制地接納難民。也難怪特朗普説這種決策是“瘋了”，是“災難性錯誤”。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2016年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坦言：“對歐洲來説，默克爾是比‘伊斯蘭國’更嚴重的威脅”。
如果理性起作用，何以四個政黨的領導人談了四周卻以失敗而告終？難道這些政治精英不知道失敗的後果嗎？不知道對當今世界的嚴重影響嗎？答案顯然是他們根本不在乎。
2016年7月30日，德國柏林，左翼與右翼示威者一同在當地遊行，右翼示威者抗議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圖/@東方IC）
為了理解這次德國政治危機，需要解釋一下組閣談判是怎麼一回事。
德國議會選舉後如果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單獨執政，就需要進行兩輪組閣談判。第一輪是摸底性談判。各方達成共識後，再交由本黨大會審議，如果無異議，再進行下一步權力如何分配的組閣談判。這一次組閣失敗發生在摸底階段，也就是説還沒有進到實質性談判就已經崩潰了。可見四方的立場多麼懸殊，多麼無法妥協。自民黨主席在談判失敗後發出這樣的名言：“錯誤的執政不如不執政”。
其實不僅德國如此，二十一世紀以來，西方屢屢犯下極其低級、不可思議的錯誤。伊拉克戰爭就不説了，當法國的薩科奇總統對利比亞動武時，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有私交的卡扎菲打電話説：如果他倒台，難民潮將湧向歐洲，恐怖分子也會坐大。這樣明顯的事實連卡扎菲都能明白，何以西方這些民選精英就如此的糊塗呢？
法國是精英糊塗，英國和美國則是精英和大眾都糊塗。英國明明有成熟的代議制度，卡梅倫卻非要自信地搞退歐公投，甚至投票剛開始他就準備慶祝勝利了。結果民眾卻選擇了退歐，這起黑天鵝事件，不僅改變了英國、西方和世界，也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可以説，正是這四大原因，使得德國一場意外的內部政治失敗上升為整個西方的另一場危機。當然，這還不會是壓垮西方這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西方繼續眼睜睜看着稻草越堆越多，結果會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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