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天，許多英國人還在尋找他們的中國父親-斯圖亞特·希弗
1946年，與伊馮娜·福利(Yvonne Foley）素未謀面的“上海爸爸”離開了她。跟他一同消失的，還有三百多名二戰期間服務於英國商船隊的中國父親。留給他們家人的，只剩下恐懼和焦慮。
當年，《利物浦回聲報》和《新聞紀事報》曾經報道過某李姓女士就此事組織抗議，但沒能起到什麼效果。幾十年來，英國政府當局一直對這些中國父親消失的原因三緘其口，直到近年來隱秘的真相才浮出水面。
“這件事水很深，很陰暗” 伊馮娜説道。
上世紀40年代，英國為了補充商船隊編制，從上海、新加坡、香港等地招募了大約兩萬名有經驗的海員，並讓他們在飽受德軍潛艇威脅的北大西洋等海域執行危險的護航工作。利物浦是這支商船隊的總部所在。作為輪機技師，伊馮娜的父親和許多其他中國海員一樣，在利物浦安頓下來並與當地的女性墜入了愛河。
伊馮娜的母親格蕾絲·伊舍伍德曾向她提起過這個“上海爸爸”，但她後來選擇了再婚，而且從來沒解釋過他拋妻棄女的原因。
伊馮娜（左）和母親格蕾絲
“我對他的瞭解，僅限於他來自上海法租界，以及我名字是他取的，”住在英國切斯特市的伊馮娜在自家花房裏，一邊倒茶一邊説道。這間屋子裏擺滿了中國瓷器和古董，其中大多數都是她和她丈夫上世紀80、90年代在香港居住時購買的。
她有一張自己嬰兒時期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寫着一段話。她母親本想把它交到“上海爸爸”的手裏，最後卻未能得償所願。儘管伊馮娜不能完全確定，但在她印象中自己從未見過父親，甚至從未見過他的照片。
伊馮娜的母親不願回憶那段痛苦的時光。她出生於一個富足優越的天主教家庭，20歲時未婚卻成了孤兒寡母。這在當時輕浮的英國社會是件特別招人八卦的事，更何況孩子的父親還是中國水手。
“我甚至不知道上海爸爸的名字究竟是什麼。媽媽叫他“南”（音譯），並且告訴我他姓楊，”伊馮娜説道。多年來，許多出身類似家庭的孩子在成長階段一直覺得被排斥，並且對自己歐亞混血的身份感到困惑。而那些被拋棄的妻子和母親則充滿恥辱和愧疚，在家中缺少頂樑柱的情況下，她們往往不得不把子女送給他人領養。
一些當年被領養的孩子後來和伊馮娜成為了朋友。她專門建了一個叫作Half and Half的網站，致力於幫助這些從未與生父謀面的孩子。
伊馮娜清楚地記得真相浮出水面的時刻。
“當時因為感冒，我躺在牀上聽本地廣播節目，”伊馮娜説道。
2002年，英國廣播公司西北台播出了一檔名為《騙上海》的廣播節目。這檔節目講的是英國商船隊退休海員基斯·科克林尋找生父的故事。他的父親宋魁承（Soong Kwai Sing，音譯）1946年失蹤於利物浦。
科克林聲稱在政府檔案中發現了證據，表明英國當局曾強制驅逐他父親那樣的海員，而他們曾在二戰中立下赫赫功勳。
這檔廣播節目讓伊馮娜和丈夫備受鼓舞，此後15年，他們一直試圖揭開她父親和其他中國海員失蹤的真相。他們從倫敦的歷史檔案館來到上海市檔案館，並且與大連海事大學合作，挖掘這段隱秘的歷史。
伊馮娜和丈夫查爾斯
“我之所以刨根究底，不是為了尋找父親，而是想探究當年的真相，”她説，“結果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
利物浦有着深厚的航海傳統，歷來與中國貿易關係緊密。1939年至1945年，阿爾弗雷德·霍爾特（Alfred Holt）輪船公司（也被稱為“藍煙囱航運公司”）和英商火油公司（殼牌石油）在利物浦僱傭了大量的中國籍海員。倫敦的唐人街幾乎消失，但是利物浦皮特街周圍的中國城卻復興了。
今天的利物浦中國城
英國商船隊的船員要承擔海軍預備役的義務，來自上海和香港的熟練水手是解決戰時勞動力短缺最理想且低成本的選擇。
“僱傭中國海員不僅成本低，而且他們有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工作認真，不酗酒滋事，”大連海事大學航海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韓慶去年在接受《中國日報》採訪時説道：“早在二戰前，中國海員已經在歐洲有很好的口碑。”
關於二戰期間英國商船隊的英勇事蹟，已經有大量的文字記載，海員們冒着危險保障了關鍵物資供給航線的暢通。但不為人所知的是，英國商船隊15%的海員是中國人。有位英國船長曾親口證實，這些中國海員許多都“出類拔萃，為工作拼盡全力。”
但伊馮娜的丈夫查爾斯發現，這些利物浦的中國海員的功勳不僅沒得到認可和感謝，反而遭受了歧視和冷遇。
在戰爭初期，中國海員和英國海員在同樣的環境下工作，都冒着受德軍潛艇攻擊的風險，但中國海員的工資不及英國水手的一半，而且也不享受英國水手每月10英鎊的戰時危險津貼。
利物浦的中國海員，攝於1942年5月
這個情況使利物浦的兩個華人工會——分別是華人海員工會和利物浦華人海員工會——產生了不滿情緒，分別是。華人海員工會主要是講粵語的海員，與中國國民黨政府關係緊密；而利物浦華人海員工會則與中國共產黨聯繫密切，吸引的主要是鬥志昂揚、教育程度更高的上海男人。
“似乎中國國共兩黨的關係也影響了利物浦的中國海員羣體，”查爾斯·福利説道。
1942年，中國海員發起了一場罷工，同年4月，霍爾特船務公司和殼牌公司都提高了薪酬標準，並且開始給中國海員補發戰時危險津貼。
這場勞資糾紛的勝利，最終使中國海員付出了更高的代價。查爾斯·福利發現，戰爭結束後，中國海員突然變成了“不受歡迎人物”，霍爾特船務公司大幅削減他們的工資水平，停發戰時危險津貼，卻繼續給予英國水手同樣待遇。霍爾特船務公司的挑釁行為很快招致香港經紀公司巴特費與太古公司的不滿，後者去信警告稱不公平的工資待遇可能會引發麻煩。
在合同到期後，利物浦和其他港口城市的中國海員很多自願返鄉，登上了開往東亞港口的輪船。但伊馮娜的丈夫發現了一些政府文件，或能證明她的上海父親並非主動離開妻女。伊馮娜的母親在世時，曾拉拉雜雜説起過一些舊事，如今把這些碎片信息拼在一起，就可以慢慢接近真相了。
倫敦歷史檔案館保存的資料顯示，1945年10月19日，英國內政部會議決定將中國海員驅逐出境，將他們視為“一個對利物浦不良的因素”。
利物浦在二戰中被炸成廢墟，而戰後回國的老兵又急需安置，因此住宅供應尤其緊張。查爾斯·福利在阿爾弗雷德·霍爾特公司的檔案中發現，該公司迫切希望驅逐那些來自上海的親共海員，而聘用他們認為更温馴的粵港籍海員。
格蕾絲和她的上海戀人在大學裏相遇（我們雖無從得知楊南當時是否在上學，但他很可能畢業於工程專業）。儘管格蕾絲家人強烈反對，他們仍然談了近兩年的戀愛。根據伊馮娜的舅舅的回憶，伊馮娜的外公曾要求格蕾絲回家。格蕾絲當時還不滿21歲，結婚必需先得到父母的同意。伊馮娜猜測，母親可能已經未婚先孕，並以此要挾父母同意她和相愛的中國男人結婚。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麼格蕾絲的計劃並沒有成功。
“大約1945年或是1946年初，母親離開利物浦時已經懷上了我，”伊馮娜説道。記錄顯示，格蕾絲和楊南搬到了英格蘭東部城市赫爾居住，並在那裏買了一幢小房子。霍爾特船務公司當時在赫爾設有分部，楊南多半曾在那裏工作過。
許多和中國海員成家的英國女性沒有正式結婚，有些人和格蕾絲一樣，由於不滿21週歲又得不到父母的同意；還有些人是因為那個年代英國女性一旦和外國公民結婚，就必須放棄英國國籍，入籍丈夫所在的國家。
不管是否成婚，這些女性都被極端保守的英格蘭社會視為“放蕩的女人”。在另一份檔案中，查爾斯·福利發現政府官員將這些嫁給中國人的女性蔑稱為“妓女階級”。
“我讀到這段話的時候特別生氣，”伊馮娜説道：“他們根本沒見過我母親。”
在英國商船隊中，許多不同國籍的海員都必須履行合約完成某幾個特定航線，之後才能自由選擇續約或休假。
來自中國的海員大多是專業出身，不管當時是否簽約，他們都以為離職證或海員卡就像護照或簽證一樣，可以使自己長期留在利物浦。英國內政部的文件顯示，截至1946年3月23日，有800名中國船員被遣返出境，其中231名甚至遭到了政府的搜索拘捕。到同年7月11日，被驅逐出境的中國海員數量已增至1362人。
查爾斯説，驅逐中國海員的做法得到了本地海員工會的認可，它不希望工會成員與境外廉價勞動力競爭。這也得到了當時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同意。
英國官方稱，已經和英國女性結婚的中國海員無人被遣返（當時的法律狀況複雜，英國政府不想背揹負分裂家庭的罵名），但查爾斯·福利發現的證據表明這是謊話。記錄顯示至少有一名已婚並育有三個孩子的中國海員遭到搜捕並被強制驅逐出境。
那些被遣返的未婚父親們，許多人甚至連説再見的機會都沒有。
伊馮娜，攝於1973年
伊馮娜回憶當年母親講述的故事：“爸爸總想着要改變世界，他在赫爾市那間小房子裏召集了許多次會議。我猜他應該是工會成員，信仰社會主義。”
當年還發生了另一件事，現在看來頗為蹊蹺。
“父親有次出海時，我們在赫爾的房子遭到入室盜竊。母親説盡管屋裏有珠寶首飾和現金，但竊賊只帶走了他的文件和印章，”她説道。
查爾斯·福利説：“我想他可能是工會骨幹，因此成了當局重點‘照顧’的對象。”
不管他是先被拘捕再遭驅逐出境的，還是航程結束後被英國海關拒絕入境的，伊馮娜的父親最終都可能沒能回到上海。當時中國正處於國共內戰中，許多被強制遣返的中國海員選擇在新加坡或香港尋找工作，最後卻發現自己被西方船務公司列入了黑名單。
1949年，上海的船務公司遷往香港。那裏可能是伊馮娜父親落腳的地方。
“我母親提到過，她收到過兩封他寄來的信，都是通過利物浦華人地下社團轉交的，一封來自香港，一封來自台灣，”她説道。
母親離世後，伊馮娜再也找不到那兩封信了。也許它們能夠解釋歷史的謎團，也許她父親曾請求格蕾絲帶着襁褓之中的女兒去上海或香港開啓新生活。
伊馮娜和她丈夫在香港工作和生活時，還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查爾斯·福利1981年至1982年曾在香港理工大學擔任講師，後來又曾在香港貿發局工作。
“我們深愛着香港，在那裏我第一次對自己的中國身份開始感興趣，”伊馮娜解釋道，此前她一直覺得自己和其他親戚們不太一樣。
1982年，伊馮娜和丈夫跟隨旅遊團訪問了上海，對這座城市的一切充滿了“濃厚的好奇心”。
2009年，伊馮娜再次訪問上海
“我覺得自己本來可以在上海長大，”她説。但當年她沒有努力去尋找生父，因為她當時覺得是他拋棄了自己和母親，再去找他可能對不起自己的養父。伊馮娜還只有18個月的時候，母親嫁給了另外一個男人，並跟他一起將她撫養成人。
“我們去香港的時候，我父親很可能還活着，我可能跟他擦肩而過，這事想起來就令人難過，”伊馮娜説道。
也許他們曾在繁忙的地鐵站裏，或是香港北角（當地上海移民聚居地）街頭擦肩而過。可能現在還有某個香港人記得曾經的鄰居是名堅定的工會骨幹、二戰期間在英國商船隊當過輪機技師，與一個利物浦姑娘相愛，生下了女兒伊馮娜。
這些年來，伊馮娜結識了許多1946年失去中國父親的英國朋友。其中，布萊恩·弗勞爾記得他父親曾於1950年回到過利物浦。喬西·勞記得他父親曾給過他一張五英鎊的鈔票。
這些人的回憶喚醒了伊馮娜孩提時代便常做的一個夢：她夢見母親和養父走在一起，養父牽着自己，母親抱着妹妹瑪麗。她看見一個穿着長款大衣、戴着紳士帽的男人站在路燈下。養父將她的手交給她母親，然後接過瑪麗，對母親説“把這事了結了吧”。她母親走向路燈下的男子，説：“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伊馮娜（右）和妹妹瑪麗
如今，伊馮娜也無法分辨那究竟是不是一個夢，她無從得知生父是否曾來利物浦尋親，結果發現格蕾絲已經改嫁別的男人，並且生下了第二個孩子。
2006年，伊馮娜和丈夫説服了頑固的利物浦地方議會，自費在利物浦碼頭為中國海員豎起一塊紀念碑。許多社會名流和飽受屈辱的中國海員後代參加了揭幕典禮。紀念碑的銘文是用中英雙語寫成的。
利物浦中國海員紀念碑
至此，再也無人能否認中國海員在二戰期間為英國做出的貢獻，以及他們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而人們對真相全貌的探索仍在繼續。
伊馮娜説：“對英國政府來説，我們過去就像櫃子裏的骷髏，動一動就會揭開當年的醜事。”
（青年觀察者張成譯自《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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