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哥哥：零分上大學，台灣教育走向“菲律賓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濱哥哥】

台灣高等教育又改革了，力度之大，讓不少媒體驚呼“零分也能上大學了”！

因為修改了新的課綱，為了配合新課綱的實施，台灣又進行了新的教育改革。從2019年開始，音樂、美術、體育的專業術科學校可以選擇不參考學測的成績，學生即可報名申請大學。以往學測必須考五個科目，以五個科目的成績作為高校招生的考量，而從2018年開始放寬要求，學生不必考五科，變成最多選四科，甚至一科的成績。按照台灣“招聯會”的意思，這是考慮到為學生減輕壓力，讓偏才的學生可以不“勉強”自己成為全才。

而這一舉措，也讓媒體紛紛擔憂私校為了招生，而不惜鑽漏洞，讓學生即便零分也可以上大學，使得台灣的高校進一步“學店化”。台大副教務長張耀文更是直言“招聯會”這項決定將導致學生素質完全沒管控，對台灣競爭力將是災難。

為何免學測

其實台大副教務長的擔憂並不是沒有道理的。自然，對於台灣前段班的高校如台大而言，即便放寬了這個標準，他們依然能招收到學習成績前列的學生。學生們為了考入台灣第一學府，自然會拼盡全力考滿四科。然而，對於那些排在中後段的高校，特別是那些面臨招生問題的私人學校而言，這無疑是個好消息。這意味着這些學校在招生困難的情況下，可以進一步以更少的招生要求來錄取學生。而那些學習能力不強甚至低下的學生，在人人都上大學的情況下，自然會為了儘可能上大學而選擇那些只需要一兩門學測成績的高校。以此，形成了一個負面的循環，讓台灣學生的學習能力整體退步。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進一步降低學生考入高校的要求呢？難道是真的為學生減負嗎？

當然不是。

為了讓更多的學生有機會上大學，台灣的高等教育在20多年前開始教育改革，這對台灣的發展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時過境遷，在少子化的影響之下，衍生出了眾多的後遺症，很多職業學校紛紛升等變成大學，導致到了2017年，台灣的高校已經到了172所之多。而人口是台灣三分之一的香港，高校也不過才八所而已，連台灣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卻在國際排名上穩穩跑在台灣前面。有很多私立大學把學生當成是搖錢樹，學用嚴重脱節，教學質量與學生素質也不斷下降。

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台灣眾多學校特別是私人學校都面臨着嚴重的招生不足問題。數據顯示，2017年錄取率比去年低0.19%。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指出，此次高校招生缺額為3488人，創下8年來新高。近5年大學招生名額及錄取人數連年下滑，已連續3年跌破5萬人，今年的缺額人數更比去年大增18%。多達16所高校的261個系所產生缺額，整體缺額率7.9%，其中有7所高校缺額率超過50%，也創下指考招生史上最高紀錄。

在2016年兩岸關係惡化之前，為解決學生來源短缺危機，台灣高校招收短期來台就學的大陸研修生，這也成為了不少台校增加財務收入的重要途徑之一。學位生與交換生的名額有限，然而招收大陸研修生則沒有總量管制，即只要兩校有簽約，陸生幾乎是申請就過關。更重要的是，研修生要自付學費及住宿的高額費用。2010年福建省推出了“閩台高校聯合培養人才項目”，其中包含“3+1”專班計劃，每年派送陸生來台研修1年。而這一年裏的大陸研修生在台就學期間的費用全部都給了台灣高校，為台灣高校增加了不少收入。

但如今兩岸關係陷入僵局，據悉今年赴台的大陸研修生人數可能只剩下1/3。

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高校將目光瞄向了東南亞學生，配合政策改往“南向”招生。但是由於語言及風俗習慣差異問題，東南亞學生赴台進修的願望並不強烈。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在台灣進一步放寬對學生招生的要求，讓學生更輕鬆考入高校，就是最後的救命稻草了。

台灣高校“沒有”退場機制

面對這少子化與大學招生困難問題，台灣在2013年就提出了要進行大學退場機制。“大學退場機制”包括了“限期輔導改善”、“學校停辦”、“土地處理”、“學校法人轉型（合併、改辦或解散）”4階段，一旦啓動機制，若持續無法改善，經營不善的私校可能在7個月至1年內“退場”。可是退場機制年年在喊，大學的數量卻不斷上升，到2017年就已經高達172所高校，真正進行了退場的，不過兩所而已。

上場容易下場難，大多數的高校根本不願意進行降格改制，招不到學生，往往就改系名專業名重新招生。對於高校而言，一旦降格為專科，怎麼可能還招收得到學生呢？很多退場機制都往往淪為好聽的口號而不具有實際的操作性，更何況高校退場還涉及到了私校校產和土地利益等實際的利益。

台灣現行的“私大轉型退場條例”中明確規範，高等教育是公共財產。私立大學每年都接受台灣“教育部”的獎助和補助，退場後，學校的資產就必須變為公用，不可能再成為私校董事會謀利的工具。這種情況之下，怎麼可能會有私校校董放着可以招生謀利的“肥肉”不吃，而主動推出呢？對於私校校董而言，興建大學有補助可以拿，若學生人數多，學校附近發展出大學商圈，校地更會隨着升值。因此台灣私校董事大多采取拖字訣，想盡辦法榨乾學校最後的剩餘價值，也因此犧牲掉教學質量。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高校退場機制”，反而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私校的校董們還要繼續建大學，招不到學生就改系，在改系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自然是“求助於”執政者以獲取政府的支持了。

那麼，免學測的政策出來，自然就不奇怪了。

傳説中的七分大學生

20多年來的廣設大學與多元入學，讓大學從精英教育變成普及教育，客觀上對於促進人民文化素質，提高社會生產力方面大有裨益。然而，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不注意，就會變成矯枉過正。很多的教育機構完全不具備升等的條件，就在廣設大學的浪潮下由大專變成學院，學院再變成大學。

氾濫的大學創造出了兩岸聞名的“七分大學生”梗：2008年大學考試入學發榜後發現，全台灣最低錄取分數是立德大學資源環境系7.69分，平均每科考不到1分即可上榜。而當年，全台灣有84000名考生填報志願，高校的招生名額為85000，造成了100%錄取效果，而英文入學考試不足10分進入英語系學習的學生也比比皆是，因而七分上大學也就毫不意外了。

甚至教改也變成了政客捆綁選票的工具。陳水扁在2000年選舉的時候就大開支票，承諾當選後會實現“一縣市一大學”。當選後，為了兑現支票，宜蘭技術學院、聯合技術學院、台東師範學院、台南師範學院紛紛改製為宜蘭大學、聯合大學、台東大學及台南大學。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認為，廣設大學是大家相互欺騙，“家長喜歡小孩念大學，民意代表投其所好設立大學，政治人物為了振興地方消費去找更多學生來，也在偏鄉設大學，大家都在互相欺騙。”

教職系統的崩潰，值得警惕

台灣高校的泛濫帶來的嚴重後果，一是大學高中化，研究生大學化，人才素質漸趨低落。二是學用落差日漸增大，一方面是台灣企事業單位鬧起“人才荒”，一方面是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像台灣大學、台灣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這些前端的高校不愁沒有優質的學生及產出，然而眾多的普通大學，特別是一些私校在設置系科的時候，完全以市場為導向，放棄基礎學科，一窩蜂地設置餐飲、旅遊等系，結果學生“畢業找不到事，企業找不到人”。可以説，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大學設立這麼多的餐飲科系。

台灣的大學密度已經全球最高，高中入大學升學率逼近98％，文憑嚴重貶值之外，更使技術職業教育崩盤，造成台灣競爭力的悲劇。據統計，到2016年年底，全台灣大專以上學歷者共867萬人，其中擁有大學學歷者已達到506萬，佔全台灣總人口數近1/4，這導致了高學歷完全不再稀有。人人能上大學，就意味着大學學歷不再重要。很多的大學畢業生出來，空有大學的學歷，知識與技能卻嚴重不足，加上台灣能提供的白領工作職位有限，因此導致將近有四成的畢業生，只能從事不用大學學歷的工作，畢業出來跟普通清潔工拿一樣的22K新台幣工資也就不足為奇，但這又何嘗不是高等教育的浪費呢？

台灣1111人力銀行2016年調查報告顯示，具有專科學歷的畢業生因為具備一門技術，其起薪已經超過了具有大學學歷的上班族。然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這些畢業只能拿22K的大學生們，其身上還揹負這數十萬新台幣的學業貸款，卻做着與專科生甚至高中生一樣的工作。於是為了更加好找工作，只好推遲畢業，繼續讀研究生，再繼續讀博士生。據台灣“教育部”統計，有四成的大學生想要念研究所，以至於推高研究所氾濫現象，進行新一輪的“學歷競賽”。

這不能不讓人想到了同樣陷入大學氾濫的菲律賓，菲律賓有大約650所高等院校。菲傭大都是大專以上學歷，其中不乏教育、心理學、財會專業畢業的大學生，部分菲傭還持有護士、醫師或教師執照。而如今台灣在面臨高學歷低薪的就業環境之下，也不得不選擇到大陸、香港、澳洲、新加坡去當台勞謀職。菲傭與台勞遠離家鄉的最大因素，無外乎還是因為低薪問題。

所以，這對於我們而言也是一個警示與教訓。台灣現如今的高等教育政策是飲鴆止渴式的自殘，學校為了多招生多賺錢，不斷降低招生的門檻，導致台灣高校的學歷不斷貶值，從而台灣整個教職系統的全面失衡。然而，這些對於執政者或者校董們而言，面對的問題無非就是：到底是關大學好還是0分上大學好。

因此對於校長們來説，當然是0分上大學好呀。畢竟面臨就業問題的，不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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