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我們已不是“在路口”，而是“在路上”

【採訪/觀察者網 小婷】

11月30日-12月3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對話會邀請了120多個國家、200多個政黨和政黨組織的領導人蔘加，這樣的大場面，在世界政黨史上可謂罕見。

對話會的主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在西方面臨重重困境、政黨政治走向混亂和式微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論和實踐，這些理論和實踐能否打破國家和世界治理面臨的困境？觀察者網專訪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房寧，解讀中國政黨政治的獨特之處。

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海報

**觀察者網：**這次高層對話會特別設置了一個十九大精神專題研討會“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一個多月前剛剛結束的十九大，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您看來，提出新時代新思想的意義有哪些？

**房寧：**十九大提出了“新時代”這樣一個題目，我們也是剛剛邁進這個新時代，這個時代究竟是一種什麼情況，現在還在實踐當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探索形成的一套實踐和理論，至於説到新時代，還是在於實現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一個階段，是決戰的階段。

前面一百多年的探索也很重要，這個過程中有很多艱難困苦，有很多奮鬥犧牲，也有很多經驗教訓，走過了很多彎路，也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一切最終能不能結出中國現代化的果實，就要看最後這三十幾年。從各國經驗來看，到了最後這個階段都是非常困難的。比如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走向強盛頂峯之前的十幾年，也有很多的社會爭議和問題矛盾。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我們現在講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在拉美國家身上表現的非常典型。這些國家原來發展的都不錯，也都取得了很大的現代化成就，但是在從中等收入向更高階段邁進時中斷了，而且到現在也沒有幾個國家能夠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絕大多數國家都倒在了現代化從中等水平到更高水平的過程中。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提出“新時代”，就在於要汲取歷史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現代化中的重要教訓。從初步實現現代化基礎上向更高階段邁進，完全實現社會轉型，這個過程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絲毫不亞於我們一路走來遇到的這些艱難困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新時代”的提法還是很重要的，但在新時代中我們如何去做，還需要更多的實踐。

應該説我們在很大程度上知道新時代正在和將要遇到的一些問題，事實上很多問題已經展現出來了，但只是我們還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觀察者網：**十八大以來，我們一直在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政治學的角度，該如何理解中國政治的現代化？

**房寧：**經過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後反反覆覆將近70年的探索，我們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教訓，基本的機制和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現在已經不存在選擇道路的問題了。我經常用“在路口”和“在路上”來形容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以“三統一”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已經建立起來了，接下來問題就是怎麼發揮這個制度的作用了。所以，所謂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際上是指這個制度的運行機制。有關民主的討論，比如什麼是抽象的民主、什麼是具體的民主，什麼是外國的民主、什麼是中國的民主，這些問題的討論都已經過去了，現在就是一個做好和做壞的問題。就好比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台車了，行駛的目標是現代化，但怎麼開、路況如何，這才是我們接下來要面臨的問題。

當然，我們已經搭建起來的機制和制度還是粗線條的，好比我們現在的房子有了框架，但還沒有精裝修。我們國家的治理是很粗糙的，有很多的問題，也有很多的漏洞，所以還需要不斷豐富和發展現在的治理體系。

制度是需要人來運行的，我們各級黨政幹部、公務員這些國家治理團隊很重要，車是好車，還得看司機水平吧。目前我們在這方面遇到的問題也很多，包括領導幹部的選拔、任用、激勵、監督，他們的思想狀態、工作狀態如何，都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和不斷改進。

在未來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這個過程中，我們還要向國外學習，國外有很多經驗教訓，對我們來説，也許國外的教訓更重要，因為一個好的體系是試錯試出來的，國外走了很多彎路，付出了很多代價，這對我們來説非常重要，我們只有好好研究他們曾經遇到過的問題，才能儘量少走彎路。

**觀察者網：**談到中國和西方的政黨政治，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兩者的領導人選撥機制。我們將今天中國的選拔機制概括為選賢任能模式，在您看來，這個模式與西方的選舉制度相比，有哪些優勢？同時在實踐過程中又要注意哪些問題？

**房寧：**西方是一個很大的概念，美國、日本、歐洲都各有各的特點，以美國為例，它的國家治理團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由競爭性選舉和政治任命產生，另一部分非民選產生，即所謂的技術官僚。我們和美國的主要區別在於，美國有決策權的政治官員主要是通過競爭性選舉產生的，而我們實際上是一種選拔與推舉制，部級以上高級幹部是中國管理團隊中最重要的部分，那麼這些擁有決策權和指揮權的高級幹部是如何產生的呢？

實際上有兩個機制，第一，我們的幹部選拔也有羣眾基礎，也就是説有一種逐級的推舉制度，從現在的實際運行來看，中國的科級幹部甚至是處級幹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通幹部甚至是普通羣眾推舉的，他們是參與意見的。再往上的廳局級幹部是由處級幹部推選的，高層的部級幹部則是由廳局級幹部推選的，再往上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基本上是由部級以上幹部推舉，這是一個機制，也就是説他們能夠進入被考察和被選拔的範圍，靠的是逐級推舉，也就是中國語境中的“羣眾基礎”。總之是分級推舉制度。

第二，在這個基礎上的談話制度，即選拔，這帶有協商和選擇的性質。比如説這次十九大中央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是大量考察和選拔的結果。現在實際上是這兩個機制的結合，一個是逐層推舉，一個是更高層級的選撥。我們的幹部選拔不像過去科舉制那樣是完全的自上而下，而是給高層提供了選拔的基礎和範圍。如果完全沒有羣眾基礎，即使這個人能力非常強，即使得到了領導的賞識和認可，他也很難展開工作。

為什麼説層層推舉好呢？在選舉中有一個邊際效應和權重的問題，如果是大眾推選，像西方的選舉，因為每一個人的權重微乎其微，所以實際上多數選民是隨意的，隨大流的，這正是西方選舉的問題所在。西方競選的一個要訣是娛樂化，要把選舉搞得很輕鬆，就是要降低人們對選票重要性的閾值，只有當選民不重視選舉時才容易被影響，如果他手裏那張選票像長子繼承權似的，你能買到這張選票嗎？！如果這張選票只值一瓶伏特加，不就很容易買到嗎？！當年蘇聯還真有很多人拿私有化債券換了伏特加。這就是選舉的奧妙所在，控制選票的第一步就是降低人們對選舉權利的閾值，讓人覺得多我這一票少我這一票無所謂，所以大家就不重視，沒有責任感，這個時候選票的價值就被降低了。

一個充分的、平等的、最大範圍的、沒有門檻的選舉，它的價值往往是很低的，很容易被操縱。要想避免這個問題就必須實名制，就要採取層層推舉，因為只要被選作是代表，他對自己的權利、對選票的走向就重視了。

中國採取這種分級推舉制度，首先解決了責任感的問題，讓科長來推選處長，處長來推選局長，因為人是近的，利益是相關的，因此責任感更強，信息也比較對稱，大家就會比較重視。如果是不相干的人來選就會很隨意，偶然性就很大。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推舉制和西方競爭性選舉的區別，我們不是説西方的制度不好，但我們現在肯定不能採取他們的措施。

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新華社記者 龐興雷 攝

**觀察者網：**在政治學上，政黨體制往往與民主政治相聯繫。我們剛才也談到了中國政黨制度和西方的不同，那麼在中國政治體制下的“民主”概念有哪些新含義？

**房寧：**人民主權是個政治哲學概念。從政治科學的角度來講，人民主權現在還找不到它的實現形式，就是説它實際上還是一個代議制。代議制並不是要人人負責，就像毛主席當時講的那樣。人人負責實際上就是沒人負責，責任不可能被平分到每一個人的身上。

所以實際上還是要委託一個領導、一個政黨、一個先鋒隊來實現人民主權。民主並不意味着每個人的意志都能得到實現，只能由人民代表來實現，而且人民代表的授權也並不是選舉就可以賦予的。我們説的人民代表只是執政團隊，這個執政團隊並不是由選舉產生的，選舉並不是一個好辦法，現在我們用的是別的辦法，即推舉與選拔，這也是我們現在對民主、對合法性的理解。合法性實際上是一個認受性問題，即人民對權力的認同與接受的程度。有的時候也不一定認同，但是還是接受了，這也就有合法性了。就拿拆遷來説吧，棚户區裏的人大都想拆遷，但真的拆遷了，他就是絆腳石，那你説他怎麼能認同你的政策呢？！但到最後只要他簽字了，也就算行了，儘管他很不情願，但這具有合法性的。所以我認為合法性本質上就是認受性，他不一定認同，但只要能夠接受，就具有合法性，這都是我們關於民主的新認識。

**觀察者網：**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需要注意的是，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又特別強調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兩者之間該如何來協調？

**房寧：**實際上，民主集中制的另一個概念就是“核心”，從決策的基本程序來講，還是少數服從多數的過程，在這個民主決策機制達不成統一意見的情況下，就需要有“核心”，民主集中制基本是這個意思。

現在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也是為了針對新時代的特點，因為這個時代的問題和矛盾特別複雜，影響重大，所以這個時候還是要強調不能各行其是，特別是在這樣一個關鍵節點上，要保持全黨的團結統一。從政治上來講，新時代的團結和統一很重要，統一基礎是團結，我們講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思想統一是建立在認識一致的基礎上的，不是強迫命令，大家還要心往一處想，勁才能往一處使，所以現在團結特別重要，團結是統一的基礎，只有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政見，才能夠統一思想。

當然，權力本身也是受約束的，但這個約束畢竟還是要有認知的基礎。所以現在首先我覺得就是中央要團結，第二是上下要團結。現在看來中央是團結的，但是因為中國情況不一樣，層級多，就不容易統一，治理也特別困難，中國的政治制度永遠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間來尋求一種平衡。現在還是比較強調統一，但我覺得下一步上下之間的貫通特別重要，第一，要讓下邊能夠從思想上真正理解、認同和接受中央統一的路線方針政策部署。第二，中央要給地方足夠的信任和授權。我在下邊調研時，基層幹部反映比較多的問題還是認為上面給予的授權和信任不夠，影響他們積極性的發揮。所以，還是要給地方留有一定的空間，讓各地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來貫徹落實上面的政策，必要時給予一定的變通，不能機械執行中央的政策，這樣也不利於中央政策的貫徹。這也就是我們所説的擔當，如果上面怎麼説你就怎麼做，擊鼓傳花式的執行政策，那也談不上什麼擔當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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