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湘林：中國認識世界——把迷失的國家找回來

中國認識世界，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國認識世界，也是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它包括了中國對自己的歷史認知，中國對外在世界的認知，以及中國在特定歷史時期對自己的世界定位的認知。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當然，當我們討論中國認識世界的時候，最容易想到的是中國對現代世界的認識。這也是個很大的問題，而且充滿着爭論。為了避免無謂的爭論，我們有必要對討論的問題作一些明確的界定。首先是關於“現代”這個概念，如何定義現代。當然現代這個概念出自於西方史學，它首先指定的是西方在中世紀之後的一段歷史的“現時存在”。

其次，被界定的現代也包括了豐富的有別於傳統的歷史內涵，如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現代國家體制、世俗化的價值信仰體系，現代科技和軍事組織等。現代的概念更多地體現的是西方文明在現代歷史中的崛起的一種形態。西方學術界對現代的研究又可以分為歷史學意義上的研究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前一種注重研究現代西方國家進入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以及產生的歷史影響。

西歐北歐開始的民族國家的形成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被認為是西方文明進入現代的兩個重要的歷史因素。起源於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導致的經濟變革，以及西方國家在全球的政治擴張，成為推動近二百年來世界歷史發展的最強大的力量。

而後一種研究着重於現代社會形態的研究，提出了“現代性”這個概念來界定現代的含義，認為現代是一種具有某些特徵和性質的客觀歷史存在，並將與傳統區分開來，並由此將現代定性為不同於傳統的價值體系、政治結構、經濟社會體系等一系列的標準。

早期的現代理論和現代歷史敍事都是“歐洲中心論”的。現代性的研究範式不光是區分了傳統西方國家與現代國家的差別，也自然而然地區分了在同一歷史時期處於前現代非西方國家與現代西方國家的差別。而現代歷史的研究則普遍認為，西方之外的國家由於原先不存在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所以只是西方國家的全球政治與經濟的擴張進程中，才被歐洲納入現代世界體系，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樣，成為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邊緣地區和國家。

萬曆年間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

中國認識世界是從中國近代的歷史遭遇開始的。當經歷了一系列軍事失敗和大量賠款割地的恥辱下邁進20世紀的門檻時，中國的“天下”體系在西方的世界體系中變得岌岌可危，文化自信也一落千丈。在這樣的世界格局下，中國的文化精英不得不開始重新認識中國的國家體制及其在西方“新世界”體系中的定位，並在深深的近代歷史悲情中尋找國家強盛與民族尊嚴的可行道路。對於當時更為了解西方世界的知識精英來説，他們已經開始認識到，歐洲列強能夠戰勝中國的根源，是他們所具有比較優勢的近代性的工商業、軍事力量以及民族國家體制。

尤其是當以“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為主導，實行了多年洋務運動之後的中國，依然在甲午戰爭中輸給了變法維新“脱亞入歐”的日本之後，使中國通過維新變法改變國體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在中國知識精英和仁人志士那裏獲得了更多的共識。

然而，中國在構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道路上始終伴隨着各種糾結和迷茫。早在20世紀初，康有為、梁啓超、楊度等近代知識分子就意識到了必須在新的世界體系的範圍中重新考慮中國的國家體系和世界定位。他們即留戀中國曾經在東方國際體系中的中心地位和“文化之美，歷史之長”的文明驕傲，又不得不接受傳統“天下”體系崩潰的現實。

他們擔憂的是，西方不但要摧毀中國的政治體系，而且還要毀滅中國的文化理念。例如，康有為認為“歐洲中國之強弱不在道德哲學”，因而更主張“文化民族主義”。楊度則更多的是認識到了中國的“國家”與歐美“國家”的各種差異，認為西方列強國家的一切行動是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在世界的擴張中則遵循實力的邏輯。因此，他認為只有建立起類似於西方列強那樣的民族國家，將國家的組織、制度和法律體系的改革與“經濟戰爭國”的目標結合起來，中國才能走向富強和贏得真正的平等和尊重。

總得説來，在面對外來威脅追求中國的強盛和尊嚴的目標上，20世紀初期的知識精英是有着高度的共識的。但在如何在國家內部組建現代意義上統一、強大和有效率的國家問題上，則存在着不同的主張和爭論。根據西方民族國家的狀況，這種國家體系的關鍵性特徵包括了統一民族國家認同的確立、政治權力的集中化、國家權力以代議制方式賦予合法化、暴力（包括常備軍）的國家壟斷。

知識精英們雖然對西方的國家政治和相關知識有一定的瞭解，但在面對中國複雜的現實政治問題時卻各持主見，爭論不休。他們都試圖利用自己對西方政治體制的有限瞭解和有限的政治知識來給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開藥方。楊度認為，中國是一個政治上早熟的國家，雖然不具備西方國家意義上的民主主義的政治體制，但卻是早已超越了宗法社會的歷史階段，與歐美近代國家在“民族性”和“集權性”方面極為相似的國家。因此，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更適合參照美國和瑞士這些多民族國家，確立憲政體制，致力於人民的國家認同而非僅僅是民族的認同。梁啓超則從反對中央專制權力的立場出發，更看重英國和日本的經驗。

他主張自下而上地建立自治的憲政國家，消除代表中央專制權力的官僚機構，通過以自然感情為基礎的地方自治，自然而然地實現國家的統一。而章炳麟則認為中國與英國和日本不同，在歷史上早就沒有世襲階層和等級分化，更適宜中央政權實行平等的法治。因而他主張在對官僚行政機構嚴密監督下，通過中央集權的官僚行政制度，實現司法權利平等和公民平等。

凡此種種，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個時期的政治思想和對未來憲政國家的想象是粗淺的，充滿着書卷之氣的。他們並未深刻認識到，在當時也無法認識到，中國深層次的社會政治結構的制約對推行西方意義上的憲政體制的重重困難。他們的歷史作用令人失望（如孔飛力認為的那樣），但是他們開啓了20世紀中國認識世界和尋求建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新篇章，並對後世的知識精英和仁人志士產生了重要影響。

然而，中國20世紀的政治發展現實卻一次次地擊碎了他們對現代國家構建的設想。自清王朝君主立憲失敗和垮塌之後，中國政治進入了革命時代。以革命推翻舊政權具有了正當性，軍事力量的強弱成為瓜分權力或掌控國家政權的決定性力量，也成為新政權掌控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來源。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經歷了跌宕起伏的政治動盪和各類戰爭的磨難，但最終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台灣是個特殊的例外），並在世紀末實現了國家的強盛。中國走進現代似乎是按照自身的歷史邏輯走的一條與西方國家不盡相同的道路，知識精英在世紀之初就構想的建立西方意義上的憲政體制的那種國家，卻迷失在了中國現實政治的實踐中。

正如孔飛力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是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並進入現代的”。（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21頁）這是一個有着自己完整的歷史和文明的國度。作為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以及多元化種族和文化構成的國家，建成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國家並非易事。

儘管經歷了列強瓜分、軍閥混戰、外國入侵和內戰，但藉助其前現代漫長曆史中持續存在下來的豐富思想和知識資源，由中央政府統治的單一中國國家的現實和概念依然生存了下來。這在西方國家以及其他非西方的文明古國的現代進程中都是極少出現的。

這也許是為什麼孔飛力會認為，中國現代國家的特徵從本質上是由其內部的歷史演變所決定，是一個“中國的過程”。（《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第1頁）如果説中國認識世界是一個智識過程，那麼中國的知識精英就是為中國認識世界提供知識、理論和觀念的重要的羣體。中國對於現代國家的迷失，從本質上看可能更是一種觀念上的迷失。

孔飛力著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由於“現代”作為一種物質存在和文化存在，首先是發生在西方，中國作為後發現代國家經歷中的歷史創傷和悲情，使我們很容易接受西方早期現代化理論中的“歐洲中心論”的思想觀念。這種西方代表着現代與先進中國代表着傳統與落後的認知慣性，長期支配着我們對中國國家建構和現狀的評判。正如美國歷史學家王國斌在他的重要著作《轉變中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性》一書中提到的那樣，在國家形成的比較研究中，西方史學界長期以來重視研究西方政治中的不同傳統，習慣於從歐洲經驗中抽出政治發展的標準，然後進行分析提出理論解釋。

中國的案例往往置於次要的地位，其着眼點是中國經驗是否符合西方的企盼而非中國的現實。“中國學者習慣於探求中國與歐美不同之處，將此作為中國失敗（民主制度方面）或者無能（西方式的財政活動方面）的表現。”（《轉變的中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頁）這樣的狀況當然是令人沮喪的，尤其是對於中國的學者。但是他的評述卻給我們提出了具有理論和方法論意義的拷問。我們在研究現代化問題的時候，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受到“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和歷史悲情的情緒支配，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在遵循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和理論反思？

當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的時代，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改變。尤其是中國的發展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業已大大地改觀。而在學術界，西方的歷史學研究和社會理論研究早已經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反思19世紀以來的關於現代的研究成果和社會理論觀點的侷限性。他們通過收集更完整的資料，探求更“符合科學規律”的方法來認識自己的歷史和世界，並發表了為數不少的理論反思性的專著和學術觀點。中國問題研究領域也更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研究的問題設置也在發生變化。

比如在20多年前，學識淵博的中國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就已經提出了“在中國發現歷史”的觀點。這一觀點的問題設置，其實是在方法論甚至道義層面上對以前中國歷史研究偏見的拷問：難道只有西方學者處於自己的知識關懷而產生的問題才是“有意義的”問題嗎？

在他的專著《在中國發現歷史》再版的新序中，他再一次地強調了他的這一質疑：“在破除一種使中國人無力實現自我轉變而只能依靠西方引進現代化的偏見的同時，我們是否無意中又對中國歷史形成了另一種偏見，即中國歷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歷史經驗所界定的導致現代性的變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變化？”（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新序，載《歷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100頁）。如今，這一問題設置已經在美國的中國史學界產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和熱烈的討論。然而，這一歷史的拷問是否也應該激起中國學術界的深入思考呢？

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與國家密切相關，而國家問題的研究卻奇怪地被中國學者所忽視。我們是否仍然沉浸在一個世紀前中國知識精英對19世紀世界認識的迎拒迷思之中，讓國家在想象中繼續迷失，還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把迷失的國家找回來？應該説，要找回中國現代化國家的迷失，必須從認知觀念上有所改變，至少應該象我們的一些西方學者的同行們那樣，增強我們對變化中的世界的瞭解，更貼近和重視中國的經驗，提出我們對中國乃至對世界人文關懷的“有意義的”現實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通過我們的研究來進一步論證業已被西方學術同行提出的問題設置：中國不是現代的邊緣者，中國是現代的一部分。而在這一方面，中國學者還有很多的知識需要學習，還有很多新的問題設置需要我們去研究和做出回答。

（原文刊載 《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8期，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