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博尼：警惕塔西佗陷阱，更需警惕背後不能體現的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洪博尼】
最近的熱點事件，就像雙颱風來襲，製造了更大的輿論風暴。隨着時間的推移和調查的進行，越來越多的信息呈現於人們的視野，但輿論卻一度有再次發酵之勢。
於是乎，有個名詞成為了新的關注點——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源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指的是當政府部門或某一組織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説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説假話、做壞事。
塔西佗，圖片來源：wiki
在這場輿論風暴中，無疑出現了“塔西佗陷阱”的身影。有關涉事部門的官方表態屢屢受到質疑，甚至出現了“質疑比官方表態來得更快”的現象。
當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説的：“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
應該説，目前看似“塔西佗陷阱”的現象更多地體現了中國社會的焦慮。人們同情受到侵害的人，擔心自己被矇蔽而不知真相，更擔心此類事件有一日發生在自己身上時，不僅訴諸正義無門，連維權的道路都被堵死，成為無法發聲的受害者。
要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需要注意的問題很多。
比如，首先可提高政府的危機公關意識。長期以來，部分公務人員面對危機來臨，習慣性害怕承擔責任，從而採取淡漠不理，等到不得不處理時，又轉而採取簡單粗暴處理問題的行為。但這樣往往起不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預期效果。他們沒有意識到互聯網時代輿論的強大力量，也沒有意識粗暴解決問題可能帶來更為嚴重的後果。
其次，可以加快建立健全政府的社會危機公關機制。中國的社會重大危機公關處理機制，始於2003年“非典”的教訓。經過此次危機，中國雖然在國家層面建立了較為有效的應激反應-現場處置-輿論宣傳危機公關機制，但在地方層面，成熟的機制仍相當缺失。
在2011年“七·二三”甬温線動車重大事故和2015年“八·一二”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涉事地方的危機公關能力無疑有所欠缺、經驗不足。雖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中，出現了“消防員是最美逆行者”的成功案例，但緩慢的反應速度、欠妥的輿論管控、不夠誠懇的官方表態、被動的反饋造成的影響，卻很難彌補。而最近的事件，反映了這些問題依然存在，仍亟待解決。
“塔西佗陷阱”並不罕見
放眼全球，“塔西佗陷阱”也並非只是中國面臨的問題。2010年起，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開始，埃及、蘇丹、利比亞、敍利亞等中東國家相繼發生“顏色革命”。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原有的領導人被投入監獄或奪取了性命，但這些國家的社會不僅沒有變得更好，反倒更加動盪。各方勢力相繼為奪權展開爭鬥，各大國在背後也在扶持自己的代言勢力。
如今，埃及和利比亞宗教極端勢力猖獗，不僅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也失去了在中東地區的大國地位；蘇丹分裂成兩個國家，南北蘇丹繼續着無休止的爭鬥；敍利亞政府先後與反對派武裝和ISIS恐怖組織激戰多年，至今滿目瘡痍。
雖説西方國家的干涉、互聯網導致的輿論發酵，是造成這些國家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當地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內因，諸如社會體制僵化，危機公關能力低下等，無疑才是導致社會失控的最重要原因。
發達國家、票選民主國家，也未必能脱離“塔西佗陷阱”，很多民調顯示發達國家民眾對政府、議會的信任度並不高。在這些國家，“塔西佗陷阱”也始終是一個徘徊的幽靈，隨時可能爆發。
2014年8月9日，美國密蘇里州的弗格森小鎮，18歲黑人學生邁克爾·布朗被警察擊殺。該事件在當地引發抗議活動，並演變成長時間全州性的大規模騷亂。11月17日，密蘇里州進入緊急狀態。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發達國家在社會危機公關方面，經驗更為豐富。弗格森事件能夠最終較為平和地平息，與州政府和聯邦及時而積極的公關態度，處理媒體關係的成熟，國民警衞隊有節制地現場處置密不可分。而司法系統的緩慢運轉，也是一個極具美國特色的應對措施。2017年9月15日，法院正式宣判當事警察無罪，歷經三年，該事最終在“走完流程”後，不了了之。
面對“塔西佗陷阱”，不能為避而避
當然，中美截然不同，我們避免“塔西佗陷阱”，也要走中國特色的道路，像這樣的司法“拖字訣”就不大可能照搬美國。
中國地方和基層的政府組織，總體而言，危機公關意識是在不斷提高的，危機公關與處理機制是在不斷完善的，並在這一過程中摸索自己的方法。
在這次事件中，也有網友舉出了4月1日四川省瀘州市在一名中學生墜樓身亡後的危機公關。事發後，當地公安機關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積極調查取證，安撫當事人家屬。同時，針對網絡謠言也採取了回應、反駁並及時發佈調查進度。此後，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向社會通報調查情況。瀘縣警方發佈的通報也堪稱詳細和完備，全文包括接處警的基本情況、警方調查情況、事發當天還原、警方回應社會關切疑點、網上謠言澄清、後記六個部分，既有嚴謹的邏輯和詳實的案情細節，又合情合理，充滿人情關懷。
瀘縣政府的這次危機公關如“教科書”般，就是針對民眾所想、所疑、所慮，予以充分的解釋説明，而不是點到即止。
同時也要認識到，在中國強調危機公關，並不是為了通過這些來息事寧人和掩蓋問題，而是勇於承認社會發展過程中問題的存在，並加以解決。
在這場輿論風暴中，我們也能看到中國社會的進步。社交平台上，也有許多謹慎的評判和理性的議論。線下，不少北京市民主動前往大興，給困難中的人們提供住處、熱食和交通幫助。政府的一系列後續行動，也都是為了解決出現的問題。
“塔西佗陷阱”後面還有什麼
筆者認為，“塔西佗陷阱”的背後，一些更深層的現象更值得我們關注。
在最近的事件中，諸多自媒體成為了輿論發酵的關鍵催化劑。它們發文速度極快，但並非像正規媒體一樣前往現場進行調查。雖然正規媒體也經常有蓄意裁剪材料的行為，但有些自媒體根據道聽途説的有限信息，按“邏輯”推測，甚至只根據自己“認為”正確的立場先入為主，危害可能更大。
這些自媒體的文字中，有添油加醋臆測事實的，也有表達陰謀論的。筆者觀察到，有平日並不活躍，甚至在事發後才註冊的微信公眾號，用寥寥數語煽動性地議論“體制問題”，就獲得了上萬的閲讀量。這對於事件解決不僅沒有幫助，更無法引導人們如何以正確的方式思考和解決問題。
在大興安全整治事件中，地下教會的身影也若隱若現。前幾日網絡上廣泛傳播的一張照片顯示，在一張寫有為大興困難羣眾提供幫助信息的紙條上，赫然出現了韓文信息。韓國恰是亞洲基督教對外傳教力量最大的國家，在筆者居住的五道口地區，由韓國留學生和工作者開設的地下教會屢見不鮮。
民間力量幫扶困難羣眾，本來也是社會保障機制中的一部分，值得肯定與歡迎，但如果真與地下教會有關，卻不能不令人擔心。因為地下教會繞開了合法的監管，在發展信眾和財務管理上不透明公開，尤其在民眾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聚居區，更容易與封建迷信相結合，以吸引受眾和非法斂財。地下教會與國外非法傳教，甚至邪教力量也有或多或少的聯繫。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其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談到，現代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都會把維護社會有序和穩定，作為發展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前提，這對於正在轉型的國家來説更為重要。社會治理需要能提供足夠力量的來源，如果執政黨和政府無法提供，便會有其他的力量進入。這些力量如果能對社會發展有所貢獻，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無疑是好的。但如果這些力量另有所圖，且利用危機中大眾的焦慮和恐慌，只會讓事態更加惡化，讓該保障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該伸張的正義無法得到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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