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兑現“耶路撒冷諾言”，特朗普為什麼敢玩真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12月6日，特朗普宣佈美國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並指示美國國務院着手準備將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為拉攏親以色列的美國選民，特朗普去年競選總統期間曾承諾，上台後將把美國駐以色列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

而當特朗普真的贏得大選之後，絕大部分觀察家都不再相信特朗普許下的“耶路撒冷諾言”，畢竟總統大選一個樣兒，當選總統後一個樣兒，特朗普也應該大體如此。而當特朗普真的做出這一決定，無疑讓所有的人都感覺到，特朗普真的是一個“敢説敢做”的總統。

耶路撒冷的重要地位

耶路撒冷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必然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文化定義。對於猶太教來説，耶路撒冷代表着心靈的歸宿。根據《希伯來聖經》（《聖經舊約》）記載，當年逃出埃及的猶太人，在與當地人混戰了許久之後，終於在大衞的率領下攻陷了耶路撒冷，並將此地定位國都。大衞王將猶太教最寶貴的“約櫃”運到此處，而經歷了所羅門王時期，在“約櫃”周圍修建了聖殿，耶路撒冷成為了當時附近地區的政治和經濟中心。

傳説中的“約櫃”

所羅門王去世之後，當時的猶太人分裂為兩個國家，在地區的影響力也很快衰落。與此同時，新巴比倫帝國開始在當地擴張，尼布甲尼撒二世命令軍隊攻破了耶路撒冷，一大批猶太人被擄掠到了巴比倫，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巴比倫之囚”。但是隨後不久，波斯帝國崛起，並且滅亡了新巴比倫帝國。波斯君主允許被擄掠的猶太人返回故土，將被毀壞的聖殿重新修復，也就是歷史上的“第二聖殿”（區別於所羅門時期的“第一聖殿”）。

第二聖殿模型

但是到了羅馬時期，羅馬人通過希律王控制耶路撒冷及其周邊地區。而這一時期，猶太教也經歷了較大的發展，分為了不同的教派，其中一個相對較為保守和激進的教派，由來自於拿撒勒的耶穌帶領，希望改良猶太教。但是耶穌被羅馬人和希律王處死，而基督教也因此產生了與猶太教的分歧，最終演變為獨立的宗教。對於基督徒來説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耶穌最後是被釘死在了耶路撒冷，而隨後又在耶路撒冷復活，並且預言還將在末日重新來到耶路撒冷。而這也讓耶路撒冷成為了基督教心中的聖城，其生前最後一段路“苦路”，以及其墓所在地“聖墓教堂”，成為了基督教的重要聖地。

聖墓教堂

耶路撒冷的“伊斯蘭屬性”出現的較晚，在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於阿拉伯半島，並且迅速擴張到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早期初創伊斯蘭教時候，曾規定要朝拜耶路撒冷的方向；而穆罕默德有沒有去過耶路撒冷，也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不過在《聖訓》中，確實記載有先知乘坐人面獸神的神馬“al-Buraq”前往耶路撒冷，而且還在耶路撒冷見到了真主，真主復活了眾位“先知”（伊斯蘭教認為，伊布拉欣、摩西、基督等都是先知，但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先知），與穆罕默德一起禮拜。而從此，耶路撒冷也成為了伊斯蘭教的聖城，隨着穆斯林軍隊擴張到耶路撒冷，在這裏修建了巖頂清真寺和金頂清真寺。

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

歷史上關於耶路撒冷的歸屬問題一直存在巨大的爭議，而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並爭的歷史下，耶路撒冷的歷史地位和宗教重要性被無限的加強。尤其是歷史上歷次十字軍東征，使得耶路撒冷成為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政版圖爭奪的重要“地標”。

在近代隨着奧斯曼帝國的衰落，以及西方勢力對於中東的擴張，耶路撒冷再次成為了各方爭奪的焦點。儘管此時的耶路撒冷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中已經不再是一個重要的城市，而且由於地處內陸，耶路撒冷的經濟長期貧困不堪，但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和政治意義仍然十分醒目。無論是基督教、東正教，還是各個宗教內部的政治力量，都試圖在耶路撒冷佔據主導地位。

耶路撒冷的政治意義

真正改變耶路撒冷地位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興起的“猶太復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往往被伊斯蘭世界視為“帝國主義陰謀”，因為很多穆斯林認為，耶路撒冷其實對於猶太人的意義並不大，而且以色列的建國和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有着直接關係，因此認為“猶太復國主義”對於耶路撒冷和整個巴勒斯坦地區的入侵，其實就是“西方”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入侵。從某種方面，穆斯林世界對於“猶太復國主義”以及1948年以色列建立的某種不滿，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已經在這一地區主導了很長時間，而且猶太人已經“放棄了”在這一地區的所有權。

但是“猶太復國主義”並不能説成僅僅是“西方陰謀”，因為“猶太復國主義”的產生和成長背景，尤其是以色列的建立，儘管離不開美國和歐洲的因素，但是“猶太復國主義”本身其實是近代民族主義建構的產物，也是猶太人要求建立民族國家的必然。經歷了千年的“大流散”，猶太人形成了多個種族團體，在宗教內部也教派各異，而唯一能夠維繫“猶太人是猶太人”的，除了猶太教，就是對於“聖城”耶路撒冷的熱情。耶路撒冷在猶太人眼中，不僅僅是“宗教聖城”，更是結束民族苦難的象徵，是民族崛起的象徵。

當然了，“猶太復國主義”在20世紀初也演變成了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流派與今天的以色列政黨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應當看到，“猶太復國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歐洲民族主義的產物，其組織和動員形式，也是“歐洲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以色列國家的建立，之所以能夠在隨後多次中東戰爭中打敗敵國環立的阿拉伯世界，其本質就是阿拉伯國家在與一個組織和社會機制都是“歐洲化”“西方化”的現代國家作戰。

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儘管被今天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學者追述到“千年”之前，但是其實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構建還是非常現代的事件。直到20世紀中期之前，很多巴勒斯坦人稱呼今天的巴勒斯坦為“南敍利亞”。當然，這涉及到歷史上“敍利亞”的具體定位，“敍利亞”地區在歷史上更多的是一個地理概念，囊括從今天的土耳其南部、敍利亞、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西奈半島等地。但是總的來説，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在上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尤其是以色列建立之後。

而在隨後數十年內，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族主義和政治合法性，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彼此相互建構。以色列的民族主義儘管很大程度上脱胎於近代尤其是二戰中遭受的諸多災難，但是對於源源不斷的來自於全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來説，巴以衝突以及歷次中東戰爭，才是這個國家共有的記憶；而對於巴勒斯坦來説，與以色列的衝突，數次中東戰爭之後的流離失所，都是巴勒斯坦人共同的集體記憶，也因此成為了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當中的重要內核。

任性的特朗普

既然耶路撒冷問題如此複雜，特朗普為什麼還要積極地在此問題上表達如此敏感的態度呢？其實即使在特朗普表態政治宣佈之前，還有很多的中東學者都認為，特朗普只不過會玩“另一套文字遊戲”，會和所有之前的美國總統一樣在耶路撒冷問題上有所保留。但是當特朗普真的宣佈之後，着實讓幾乎所有人大吃一驚。

在特朗普宣佈之前，其在耶路撒冷問題上可能的態度，就已經被人們所察覺。無論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總統塞西，沙特國王薩勒曼，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都紛紛表示反對，並且警告特朗普，在耶路撒冷問題上不要“穿越紅線”。

與此同時，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還加緊了對於美國高層的遊説活動，派出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情報負責人馬吉德·法拉吉緊急前往美國，與特朗普身邊的幕僚和高層會談。在過去的數日內，包括美國防長詹姆斯·馬蒂斯、國務卿蒂勒森、CIA主管邁克·蓬佩奧等人，都先後表明反對特朗普做出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決定，甚至特朗普身邊的中東問題顧問，如被視為“親以派”的格林布拉特，也在這一問題上表示了保留意見。

當地時間2017年5月22日，耶路撒冷，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一行人蔘觀耶路撒冷聖墓教堂和“哭牆”。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儘管身邊的眾人反對，但是似乎仍然無法撼動特朗普的決心。有媒體報道，關於耶路撒冷地位問題的討論，讓特朗普十分生氣，在11月底主動中斷了討論。但是隨着12月4日簽署新的“拖延令”日期臨近，特朗普的態度再度強硬，總統高級顧問、特朗普的女婿庫什諾在數日前暗示，特朗普將是“親自宣佈決定的人”，表達了他在耶路撒冷問題上的決心。

答案很可能與特朗普國內的政治壓力息息相關，因為到目前為止，特朗普仍然面臨巨大的國內挑戰，尤其是當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深陷“通俄門”，特朗普需要政治手段來“化解”國內對於自己與俄羅斯可能存在的“關係”。因此選擇敏感性極高的耶路撒冷問題，也許對於特朗普來説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

另一方面，特朗普可能在耶路撒冷問題上也揹負了巨大的壓力。當今年5月特朗普訪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時，當特朗普的專機剛剛降落在特拉維夫的本古裏安機場，以色列教育部長、國內右翼政黨“我們家園以色列”領導人貝內特就拉住特朗普説：“我們期待您做出勇敢的決定！”事實上在特朗普做出決定之前的幾個月裏，以色列國內對於特朗普的不滿情緒，尤其是以色列右翼對於特朗普的不滿情緒在增加，認為特朗普“説大話”，並沒有履行在競選時“搬遷以色列使館到耶路撒冷”的決定，甚至有分析認為，特朗普時期以色列和美國關係“將會是歷史上最壞的”。因此當特朗普宣佈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使館”的消息傳出，以色列國內歡呼雀躍。

在當前的以色列社會，右翼力量日益強大，在諸多敏感議題上能夠主導以色列國內輿論。能夠爭取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一直是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重要目標。而當特朗普政府兑現了之前的承諾，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勢必極大地鼓舞以色列右翼力量。

甚至以色列國內一些“非右翼”勢力，也對特朗普的決定表示歡迎。比如中間翼政黨“未來黨”領導人拉皮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們絕不會把耶路撒冷任何部分讓給巴勒斯坦！”在未來，以色列右翼必然會推動以色列社會，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猶太定居點以及戈蘭高地所有權問題上，做出更多強硬的表態，爭取獲得美國更多的支持，而這也將極大地損害巴以和平進程的前景。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決定極大的損害了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傷害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民族和宗教情感。特朗普關於耶路撒冷地位的決定將很可能激化伊斯蘭世界極端主義的情緒，導致美國和中東盟國如沙特、卡塔爾、土耳其等國的關係陷入僵局；與此同時，特朗普的決定將必然激化巴勒斯坦人民族情緒，巴勒斯坦人爆發“第三次大起義”（前兩次大起義分別爆發於1987年和2000年）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進而惡化巴以乃至整個中東地區局勢。

特朗普的在耶路撒冷問題上的決定，大大增加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風險，勢必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形勢。儘管從諸多方面看，特朗普的決定“弊大於利”，但是特朗普的“任性”，還是讓人們不得不認真對待他在競選中的諸多“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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