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博寧：澳大利亞已成中國“後花園”？一百多年前就是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博寧】

今天的澳大利亞，生活着120萬華裔，佔全澳總人數約5%。有人大呼“淪陷”，認為澳洲已成中國的“後花園”。其實澳大利亞這一“宿命”，19世紀末就曾上演。鼎盛時期，有8至10萬華人活躍在澳大利亞北部。他們是北澳當之無愧開荒者和先行者，為當地的繁榮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不過，一切隨着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成立以及“白澳政策”的確立煙消雲散。

農業的舞台上，中國人坐前排

華人登陸澳洲，其實比白人更早。1788年英國軍艦來澳之前，見諸史料的華人記錄至少有18例，時間可上溯至1750年。1850年代澳大利亞發現金礦，華人大批進入。今天“舊金山”之所以叫“舊”金山，就是因為墨爾本附近發現了“新”金山。

華人的腳步並未止於金礦。大概是因為氣候相似，澳大利亞北部的昆士蘭州以及北領地，很快成為福建廣東移民的立足地。而白人對北部又恐懼又遺棄，澳洲主流最願意相信的解釋是，這裏使他們水土不服。根據昆士蘭州資料，1886年華人佔凱恩斯腹地人口的一半，在道格拉斯港周邊達到3/4，大多從事與農業有關的工作。

根據當時土地法案，中國人禁止擁有土地，只能從歐洲移民處高價租地，拓荒清理至可耕，以種植農作物為生。即便條件艱苦，中國人的開荒功力，也令人刮目相看。《凱恩斯郵報（Cairns Post）》在1889年評論，“在農業的舞台上，中國人坐在前排，白人只能在後面，羨慕他們的辮子”。

1890年凱恩斯中國城

華人帶來了先進的園藝技巧和灌溉方法，也豐富了當地水果蔬菜的種類。他們經營糖廠、香蕉廠，負責生產、包裝、銷售，幾乎壟斷整個產業。經常是一個村子的人，集體經營農場，自留菜園，養雞養鴨。1900年，凱恩斯附近香蕉種植規模達到2500英畝，年產量85.2萬串（bunch）。

在有澳大利亞“北方門户”之稱的達爾文，唐人街是最具活力之地。達爾文1867年成立，1874年中國勞工進入。1878年至1909年，中國人的數目一直超過歐洲人。1891年，華人佔到當地非原住民數量的70%。當地1890年發現金礦，華人是主要的開發者。之所以如此，可以理解成華人肯吃苦，願意接受低工資。然而究其根本，是白人不願意幹。

1890年，英國資本大幅投資達爾文金礦。北領地金礦（Northern Territory Goldfields）公司經理D.D. Rosewarne曾在澳洲南方招募30名有經驗的礦工，計劃組成100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北上。然而沒多久，隊員就不堪忍受回到南方。1898年該公司總經理承認，“更願意僱中國人，而不是沒用的白人”。

還是1890年，另一礦區經理高價從維多利亞州僱了6名礦工，開出兩年合同，高於平均水平的薪資，提供車馬費。可短短幾個月，人就走了三個。剩下三個“惹得麻煩，比所有中國人加起來還多”。1906年，英國人類學家 William Ramsay Smith評價，北領地的白人多“不可靠、流動性強、善變”。

沒有中國人，城市不轉

華人職業分佈極其廣泛。1891年，到訪達爾文的南澳大利亞州總督Kintore伯爵表示，“只有住在北領地的人，才能體會華人對當地社區的重要。如果把中國人撤掉，達爾文立刻沒有魚、蔬菜、水果，沒有洗衣店、裁縫、廚師和傭人，肉也會少一大半。”

坐落在達爾文的華人紀念公墓，埋葬着1880年至1890年去世，年齡在20歲至40歲的華工。其職業包括：鐵匠、車伕、牛仔、馴馬師、礦工、木匠、廚師、花匠、漁民、商店店員、珠寶商、雜貨店店主、礦工、擺渡人、皮革製造商、中草藥醫生……除了被限制、不準從事的職業，所有可以想見的職業，全有華人的身影。

innisfail香蕉園裏扛着香蕉的中國勞工

早期赴澳發展的華人，湧現出一批實業家。1882年，拼音名為Sun Wah Loong的商人在《北領地時報（North Territory Times）》發廣告，賣出從香港進口的茶葉、大米、糖、麪粉、服裝，承接工程及提供勞力。也有人從國內或香港找投資人，在澳洲經營種植園，再賣到澳洲本地、中國或東南亞各地，套路和今天如出一轍。

100多年前在澳大利亞北部的華人，生活水平不比當地白人差，甚至更好。他們與原居民、來自太平洋的島民、歐洲裔、日本人、馬來人和諧相處。有資料顯示原住民更願意給華人幹活，因為華人出的薪水更高，對他們也更友善。節慶之時，華人依傳統風俗舞龍舞獅，大宴賓客，白人也被邀請。

成功的華商結交歐裔顯貴和專業人士，與當地律師行、保險公司、銀行有廣泛業務往來。他們向醫院和慈善機構捐錢，盡居民的義務和責任。歐裔官員對此有正面評價，華人也為本族的貢獻感到自豪。雖然有區隔白人和有色人種的措施，但總體看來19世紀末的北澳，種族矛盾並不突出。南部的白人北上，常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以想象同處澳洲大陸，差異如此之大。

白澳政策抬頭 華人凋零

華人在北澳的成功經營和無疑彰顯白人的失敗，多種族聚居更是報紙和議會抨擊的焦點。中國人和白人、原住民通婚，混血兒出現，不同種族一起上學，更激化了批評的猛烈和尖鋭程度。華人的抗議無濟於事，持同情態度的白人，受制大環境，也越來越不敢發聲。

中國人與原住民組成的家庭

中國人與澳洲白人組成的家庭（Mr and Mrs Chick Tong）

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澳大利亞的排華不算血腥，卻在相當長時間從未間斷。1850年至1880年代，相關措施包括：限制輪船上華人的數量，對到港華人徵收高額人頭税、不準華人擁有土地、不準參與公共項目建設、不準挖特定地區的鐵礦或金礦……這些最終為聯邦政府的《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提供理論和實踐基礎。

《移民限制法案》規定，入境的華人要接受語言測試。測試可以是任何一種歐洲語言，不一定是英文。如果一種語言通過了，移民官有權換另一種語言，直到通不過。所以用此“陰招”，是因為英國認為，歧視不宜明目張膽，要巧妙進行。華人自知處境艱難，大多回國。自此只有少數商人、官員、傳教士、學生、旅遊者可以短期入境。

白澳政策時期的漫畫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紀來澳的華人中，女性只是極少數。有資料顯示，1861年本迪戈（Bendigo）金礦附近5000多名華人中，只有一名女性。在1901年之前，澳大利亞理論上允許華人的妻子、未婚妻或子女前來，代價是高昂的手續費。1901年後，移民官對是否向配偶發放簽證有完全裁量權。據澳大利亞研究種族關係學者A.T. Yarwood調查，從1901年至1920年，沒有一宗中國籍妻子的永居申請得到批准。

留下來的華人，深耕澳洲社會，剪掉辮子，穿上西服，取英文名，信基督教。一戰期間，有華裔以英軍身份上戰場，紀念碑現立於悉尼唐人街。兩次大戰期間，土生華人成了華社的主導力量。現在看上去有華人臉孔，卻毫無“華人味兒”的，十有八九是其後代。其中也包括達爾文市現任市長林芳，一位不説中文的“華五代”。

達爾文市市長卡特里娜·林芳通過人民網向中國人民拜年

經過堅持，“白澳政策”達到最初效果。1937年，98%的澳大利亞人是英裔，澳大利亞比任何時候更安格魯-凱爾特化（Anglo-Celtic）。1922年，凱恩斯市長宣佈“成功完成把中國人趕出城”的任務，當地唐人街1936年消失。達爾文的唐人街毀於二戰戰火，官方在戰後刻意不重建。其他地方的唐人街，也是一樣的命運。

澳洲的立國之父，建國之初有兩條基本框架。一是依據英帝國傳統改良的實用主義方針，創立的行政、法律和政府運作體系。二是基於種族歧視的“白澳政策”。前者代表理性，行之有效。後者純粹出於偏見，令澳大利亞在國際上蒙羞，也使其在與非歐洲國家打交道時，陷入懷疑和不信任。

不得人心的“白澳政策”，在20世紀50年代放鬆，1973年完全廢除。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亞接受來自東南亞的華裔移民，80年代接受香港移民，90年代向大陸和台灣打開大門，重新成為華人移民的優選地之一。

“地理上與東南亞的靠近”和“文明上與英帝國的親緣”，一直是建構澳大利亞身份認同的一體兩面。100多年前，澳大利亞抗拒地理條件，試圖打造一個“純白”的國家，惡果在二十世紀後期持續發酵，也使其北部地區發展滯後。

這幾年中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僅次於新西蘭、英國的第三大移民來源地，強大的存在感使澳大利亞危機感再起，中國威脅論不斷熱炒。

在此背景下，特以此文重述往事，以史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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